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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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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愛麗絲.米勒

在一次外出散步時,我注意到我前面有一對高大的年輕夫婦,他們約兩歲的小男孩在他們身旁邊跑邊喊(我們太習慣以成人的視角來看這種情景了,但這裡我要講講這個小孩的感受)。

這對夫婦剛剛在路邊涼亭買了兩支冰棒,邊走邊吃,十分愜意。小男孩也想要一支拿在手裡吃,但他母親充滿愛意地說:「寶貝,你可以從我這兒咬一口,但不能吃一整支,因為它太冰了。」可是,小男孩不想只吃一口,他伸手要一整支冰棒,但母親再一次把手拿開。他失望地哭了,但很快地,父親也重複一次剛剛母親的動作,說:「看這兒,寶貝,」父親溫和地說:「你可以吃我的一口。」「不,不要!」男孩邊哭邊向前跑,想分散注意力,忘掉一切,但很快又跑回來,嫉妒又難過地抬頭盯著兩個吃得正起勁的大人。一次又一次,小男孩伸手去要一支完整的冰棒,但大人們那握著寶物的手卻一次次地縮回。

小孩越是哭,父母越覺得有意思。他們不停地笑著,並想和他開玩笑:「你看你,這有什麼重要的,值得你這樣吵鬧呢?」有一次,小男孩坐在地上,把手舉過肩,朝母親的方向扔小石子,但他突然又站了起來,焦慮地四下張望,想知道父母是否還在原處。當父親吃完了自己的冰棒後,就把小棒子遞給了小男孩,自己繼續向前走。小男孩期待地舔著小木棒,看了看,把它扔掉,又想撿起來,但最後還是沒有撿。接下來他帶著一臉的失望,孤獨又傷心地哭起來,哭得全身顫抖,然後馴服地走在父母身後。

這個小男孩有很多嚐一口冰棒的機會,顯然不是因為「貪吃的欲望」沒有得到滿足而傷心。他傷心的是他的情感不斷受到傷害和打擊。他想像其他人一樣用手拿著一支冰棒,但這個願望沒有人能理解;更糟的是,他的需要還被拿來開玩笑。他面對的是兩個巨人,他們互相支持,並為自己能保持一致的做法而驕傲。

成年人不曾有意識地體驗的童年痛苦,可以透過轉移到自己的小孩身上而獲得解脫,就像前述的冰棒事件一樣:「你看,我們是大人,我們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但是對你來說,那可就太冰了。只有等你長大以後才能像我們現在這樣享受。」

所以,使小孩蒙受羞辱的並不是願望受阻,而是身為人卻受到輕蔑。當父母藉由彰顯自己的「大人身份」,在自己孩子身上無意識地報復自己童年受過的羞辱時,小孩的痛苦就加深了。在小孩的眼裡,成年人與自己蒙羞的過去相遇,所以必須透過成人權利去驅除它。我們不可能僅憑意志力,就使自己從重複父母的行為模式──我們很小就必須學會的行為模式──中解脫。只有當完全感受,並承認他們曾經使我們受痛苦,我們才能擺脫這些掌控,充分意識到這些行為模式,並予以明確譴責。

在大多數社會裡,女孩會因為性別而受到更多的歧視。一般來說,女人可以掌控自己新生、幼小的孩子,所以這些昔日的小女孩,便可以將自己曾經受過的輕蔑輕易地轉嫁到年幼、嬌嫩的孩子身上。每一個人都需要真正被愛的感覺(並且依賴著那種幻覺),所以如果母親對兒子輕蔑,兒子成年後便會將母親理想化,但也會透過輕視其他女人來報復母親。如果受過羞辱的是女孩,成年後若沒有其它管道擺脫精神負荷,便會在自己小孩身上尋求報復。

輕蔑是弱者的武器,用來抵禦自己受到的鄙視和不被允許、會激發壓抑記憶的情感。所有輕蔑和歧視行為的源頭,是成人或多或少有意識地、難以受控地、隱蔽地對小孩施展權力。除了謀殺或嚴重的身體傷害之外,這種不受約束的權力濫用得到社會默認;成人如何對待子女的精神世界,完全由他們自己作主,因為小孩被視為父母的所有物,就好像獨裁國家將公民視為政府財產一樣。

如果我們不能對弱小孩童的痛苦更加敏銳,那麼成人對他們權力濫用,就會繼續是人類生活的尋常風景,幾乎沒有人會注意或重視。我們必須盡早讓人們意識到的是,對兒童的輕蔑會頑強地代代相傳,使破壞性行為長久延續。當一個人用手摑另一個人的臉,打他或故意羞辱他時,他知道自己是在傷害另一個人,就算他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某種程度上還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如果大一點的孩子能夠覺察並告訴我們這種事實,那就太幸運了。如此一來,我們就有機會承認錯誤,並向他們道歉。承認我們做了什麼,可以幫助孩子從這代代相傳的,由忽視、歧視、嘲弄、和濫權鑄成的鎖鏈解脫。當孩子能有意識地體驗他們早期的無助感和憤怒,就不再需要透過向別人行使權力來擺脫這些情感了。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童年的痛苦被成功地深藏,並成為新的,而且經常非常微妙的,對下一代施加羞辱的祕密根源。

各種防禦機制都會使他們的行為合理化:譬如否認自己的痛苦經驗,將其理智化(「我認為它是使小孩成材的方法」)、代替(「不是我父親,是我兒子在傷害我」)、理想化(「我父親打我是為了我好」)等。總之,就是有個機制將被壓抑的痛苦轉為正面行為,下面的例子可以說明,不論人格結構和教育水準有多麼不同,人們在為自己童年經驗辯解時,使用的方法是多麼驚人地相似。

有個三十歲的希臘人,是個農人之子,在北歐擁有一家小餐館。他很自豪地說起自己滴酒不沾的事實,並把這自我節制的能力歸功於十五歲的某一天,他酗酒後回家,被父親痛毆了一頓,導致一個星期都無法走路。從那以後,他對酒精無比厭惡,即使他的工作讓他頻繁地接觸酒類,他仍一滴也不願再碰。當我聽說他快要結婚時,就問他以後是否也會打自己的小孩。「當然了,」他回答。「不打他們怎麼知道規矩?它是讓小孩尊重你的靈丹妙藥。就像我,從不在我父親面前抽菸,這就是我對他尊重的表示。」

這個男人既不愚蠢也不無情,但是他受的教育很少,可能讓我們因此產生一種誤解,以為教育可以阻止這個精神毀滅的過程。但是,這個觀點又如何解釋下面這個受過教育的人?

七○年代,一個頗具天分的捷克作家,在西德的一個城市裡朗讀自己的作品。聽眾在討論時,有人問到他的個人生活,這個作家回答得很坦率。他說,儘管以前他支持過布拉格之春(編案:指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場政治民主化運動),但現在他仍有很多自由,可以在西方世界頻繁地旅行。接著,他描述了他的國家近年來的發展情況。當被問及童年時,他提起了他多才多藝的父親,激動得眼睛閃閃發光。他說,是父親鼓勵了他在思想方面的發展,是他真正的朋友,還是唯一被允許閱讀他早期作品的人。小時候,當他做了壞事被母親告狀後,常遭受父親的拳頭懲罰。可是,甚至就在打自己兒子的時候,他父親也為兒子感到驕傲,因為他挨打的時候一聲都不吭。

由於知道眼淚會帶來更多的拳頭,所以這小孩便學會了壓抑它們,並因為自己表現勇敢,讓父親滿意而自豪。這個作家在講到這段往事時彷彿家常便飯(對他來說當然如此)。後來他又說:「這對我只有好處,它幫我面對生活,使我堅強,教會我咬緊牙關,也是我能有今日成就的原因。」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他能夠與共產黨獨裁政權合作得這麼順利。

與這個捷克作家相反,瑞典電影導演英格瑪.伯格曼(Ingmar Bergman)一次在電視節目中講到自己的童年意義時,就帶有更多的理解(雖然只是思想上的)和自我意識。

他把自己的童年描述成一個關於恥辱的長篇故事。他舉例說,小時候尿濕了褲子的時候,會被強迫一整天穿著一件紅色的衣服,這樣一來,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做了什麼,以此來羞辱他。

英格瑪.伯格曼是一個新教牧師的么兒,在那次電視訪談中,他描述了一個在童年裡反覆出現的情景:

他哥哥剛剛挨父親的打,他的母親在用棉花輕拭哥哥背上流血的傷口,而伯格曼自己則坐在一旁觀看。

他敘述這件事時很冷靜,沒有表現任何不安。我們可以把現在的他看成是那個小孩,安靜地坐著觀望。可以確定,他那時沒有逃走,既沒有閉上眼睛,也沒有哭。我們不會對這個情景是發生過的事實產生任何懷疑,但是它同時又是對自己經歷的一個掩蓋性回憶──只有他哥哥挨父親的打似乎是不可能的。

人們有時候確信,只有他們的兄弟姐妹才受到過羞辱,而自己並沒有。只有在治療中,他們才能帶著憤怒、無助、憎恨和憤慨回想起,當他們所愛的父親無情地毆打自己時,心中是怎樣充滿了屈辱和被遺棄的感覺。

為什麼我要描述這三個在童年捱過父親打的人呢?他們只是極端例子嗎?我只是在思考打小孩的後果嗎?絕對不是!

雖然這三個例子可能都是極端的例外,但是我描寫它們,有部分是因為它們從來沒有被要求當作祕密來保守,而是早已眾所周知。但是從根本上來說,我想說明的是,即是最嚴重的虐待影響,也會由於小孩強烈的想將它理想化的願望,而被隱藏起來。對此,從來也沒有存在過審判,沒有辯護,也沒有判決,一切都深藏在過去的黑暗之中,即使事實暴露,也會以「為你好」的偽裝出現。

如果連這些最極端的身體虐待例子都如此,那麼又怎能指望能見度更低、更容易引起爭議的精神折磨被眾人所知曉?又有誰會認真注意像冰棒事件中的小男孩所承受的那種難以察覺的歧視?但是我從對每一個病人的治療中,卻都可以看到無數性質相同的案例。

我們在教育中最習以為常的做法之一,就是先砍斷孩子天性的根源,然後再試圖用人工的方法代替其失去的天生能力。我們壓制小孩的好奇心(不能問不該問的問題),然後,當他失去了自發學習的興趣時,我們就會為他的學業困難安排特別輔導。

如果我們想要避免無意識地激起對小孩的利用和蔑視,首先就必須對這種行為的危險性有所自覺。成人讓小孩經歷羞辱感覺的所作所為,是不易察覺且難以言說的,只有當我們對這種痛苦足夠敏感時(也包括更明顯的做法,但同樣是以被否認的形式),我們才有可能培養出從他出生第一天起就需要的尊重。

有許多方法可以培養這種敏感的能力。譬如,觀察我們不認識的小孩,試著對他們的處境設身處地同情,但是我們首先要做的,是對自己的命運培養同理。我們的情感總能夠洩露真實故事,那不為別人所知、只有我們自己才能去發現的故事。

※ 本文摘自《幸福童年的祕密》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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