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麥可.布林;譯/方祖芳

我們淋浴的時候,我看到每個人從背到膝蓋都瘀青發黑。

如同許多南韓的政壇和社會領袖,這名雜誌總編輯在現實生活中出乎意料地矮小,彷彿不堪一擊。他沉默寡言,年輕記者想像他的內心世界充滿他們難以理解、對時事與政策倫理的深奧批評。

直到公司第一次聚餐,幾杯黃湯下肚後,他就沒有南韓人口中的那麼「強」了,才喝幾杯,他就開始透露他的內心世界。

「至於你們這些王八蛋,」他一邊說,一邊朝三名實習生的方向揮舞醉醺醺的手臂,「我們才不會幫你們,想都別想。」

他是指進入母公司報社工作的機會,那間報社剛剛公布職缺。過去一年,這些實習生應徵所有主要媒體的工作,每半年得和數千名求職者競爭一次,每次都失敗。就在那個星期,這本雜誌刊登一篇文章,聲稱他們的媒體集團會採用不同作法,招聘時會重視能力,而非學歷。在雜誌特別調查小組實習三個月的經歷,看來是他們很大的優勢。

不,不是,他殘酷地警告。

三名無辜的實習生雖然灰心喪氣,還是安靜順從地坐在那裡,直到大約凌晨一點,在老天爺眷顧下,總編輯終於睡著。把他送上計程車之後,按照工作場所的規矩,他們也可以回家了。這是我的小姨子告訴我的故事,她是三名實習生中的一個,事實上,那是她第二次在同一間雜誌社實習。第一次實習的時候,她的名字列在兩篇封面故事下面,團隊領導人還因為他們的報導得獎,但是沒有人向她或其他實習生表達任何謝意。她發現這次的前景也差不多,便決定辭職,許多雜誌社的全職員工都很意外,他們以前都忍受過這些狗屁倒灶的事。

她和其他經歷類似求職過程的朋友交換故事,其中一個在江南知名的整型外科診所擔任護士,她因為資歷最淺,時常得擔心自己忘記例行任務,或者有人命令她做從來沒做過的事(這很常發生),而且不向她解釋該怎麼執行,然後因為做不好而受到責罵。

她說:「有時手術的氣氛非常糟,醫生經常一不高興就亂丟東西。一名醫生動手術的時候亂丟手術刀,結果插在牆上。他們老是責備我們,有時也會罵病人。」當然,病人的優勢是全身麻醉。

類似情節很常見,南韓年輕人知道自己離開大學和家庭的懷抱,走向世界時,必須面對什麼樣的狀況。

最近社群媒體時常流傳打耳光或老闆惡劣的行徑,引發眾怒。最令人震驚的案例是西南沿海小島遭奴役的鹽田工人,那些工人很多都領不到薪水,表現不理想還會遭到毆打。當地警方直到外界開始施壓才介入。

「極端、激烈、不尋常,沒有足夠的詞彙可以形容南韓企業底層員工遭受的待遇,」韓國線上雜誌《韓國曝光》(Korea Exposé)的總編輯具世雄(Koo Se-woong,音譯)寫道:「不過,問題是為什麼沒有人質疑這種情況。」

那是很好的問題,問題本身就標誌了進展,代表只要他們想到可以從哪裡著手,情況就可能改變。也許下定決心後,第一個案例會是:某位公務員在星期五下午五點接到上級指示,要他利用週末寫出「在工作場所如何善待彼此指南」的草案,然後星期一早上,主管把報告丟回他的臉上。

深受其害的人告訴自己,等他們當上主管後,一定不會像那些人一樣。職場因此漸漸變得文明。但是文化中的某些元素,還是會導致大部分的資淺員工變得越來越苛刻。一位時常訓誡社會大眾的知名記者向我坦承,他到餐館用餐,假使聽到女服務生帶有北韓或中國口音,他對老闆的態度就比較粗魯。為什麼?他說:「其他正常口音的服務生可能是學生。」

南韓的人口有五千一百萬人,其中大約三千七百萬人(七三%)為工作年齡人口。在這些人當中,有六百萬人是約聘人員,他們和全職員工做相同的工作,但是比較容易解雇,薪水也比較低。大約六%從事農業,將近一七%是製造業,剩下七七%統稱為「服務業」。

嚴格的勞動法規對於減輕工作壓力沒有太大幫助。根據我的觀察,這是許多問題匯集的結果,其中之一是南韓的資本主義側重於生產者,這點我稍後會仔細討論,另外也包括缺乏替代的成就感來源,造成升遷競爭激烈,每個人都有很大的壓力。老闆上頭也有老闆,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在生氣。

另一個因素是缺乏「以小搏大」的槓桿。店家需要客戶上門、供應商必須和財閥做生意、員工需要老闆的認可,在民主環境下,雖然存在這樣的差異,根本的概念仍然是人人具有相同的價值(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不過你懂我的意思),但是在南韓的情況是,層級越高,身價也越高。底層的槓桿是零,因為他必須得到上級認可,而且雙方都同意他的價值比較低(沒那麼迫切需要工作或是可以另謀發展的人,可以選擇辭職。不喜歡老闆是最常見的離職原因)。

更奇怪的是,職場的情誼反而導致粗魯和惡劣的行徑。在南韓工作,有一個有趣、正面的特色,是員工都會努力融入團體。離開英格蘭前,我聽過很多人說自己私底下從來不和同事有任何交集,而且頗為自豪;但是南韓的同事會一起吃午餐,晚上一起出去玩,甚至一起出遊和度假。以下是他們如何培養情誼的例子,雖然故事有點老,不過仍然可以反映出今天的情況。那是在一九八九年,《世界日報》成立時,美國人提摩西‧艾爾德(Timothy Elder)加入他們的國際新聞部。真正發行前幾個月,記者和主編開始建檔、編輯虛擬的版本,提摩西‧艾爾德發現很不尋常的慣例:

實際上沒有太多事要做,所以除了主編以外,我們的部門每天晚上都一起去喝酒,喝到凌晨四、五點回家,然後早上九點都還能準時上班,撐過一整個早上,到了中午十二點,他們一起吃午飯,然後整個下午都待在三溫暖。回來打卡下班後,又出去吃晚餐、喝更多酒。幾個月下來,每天的行程都是這樣,主編沒有加入,因為他是和其他主編出去;我不需要和他們出去,因為我是外國人。我不懂公司為什麼付錢給這種工作模式的人,也不懂怎麼有人能忍受這樣的生活,後來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他們培養感情的方法。當然,報紙正式發行之後,他們就沒有時間這樣做了,而且他們工作非常努力,之所以能夠這麼努力,正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團隊的一分子。

在這樣充滿凝聚力的團隊裡,大家以親屬的稱謂相稱,只要年紀比較大,就是「哥」或「姊」。關係親密的問題在於只要一不小心,過度熟悉可能引發輕蔑。壓力過大的主管對下屬就像對待煩人的小弟或小妹,而且韓國人說話直接,很可能脫口而出:「你們這些王八……」

說話的方式會依據對象而改變,韓文中的「半語」會加劇輕視的態度。我認為解決的方法是扔掉半語,對所有人都用敬語。由於親切體貼、風度翩翩而廣受歡迎的政治家安哲秀(Ahn Chul-soo)就是這樣,成長期間,他的父母都用敬語和他說話,這在韓國很不尋常,因為長輩都是用半語和晚輩說話。

正如我們可以想見,工作場所凌虐最嚴重的案例來自雄性荷爾蒙最多的地方:軍隊。基本上也是因為韓國緊密的人際關係,大哥揍小弟在過去是習以為常的作法,也成為軍隊制度的一部分,他們承襲日本人的觀念,相信有系統地毆打可以驅走男性身上的女性特質,幫助他成為勇敢的戰士。

一九六九年,表完洙(Pyo Wan-soo,音譯)第一年服兵役。一天晚上,第二年的士兵衝進軍營,叫所有人脫光衣服,用木板打他們。表完洙說:「連續幾晚都是這樣,持續了好一陣子。我們淋浴的時候,我看到每個人從背到膝蓋都瘀青發黑。」第二年他晉升後,摒棄那樣的慣例,禁止下面的人延續那個傳統。

一九七○年代初期,民謠搖滾樂歌手韓大洙(Hahn Dae-soo)在海軍服役期間也拒絕打人,他回憶道:「我是唯一不這麼做的人,他們說這些新兵因為我變得娘娘腔。頭兩年,他們經常用球棒打我們,有些人的背部因此永久受損,幾個人受不了,甚至還跳海。當時還是獨裁政權,軍方只告訴家屬他們在執勤時喪生。」他讀了《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從書裡找到堅持下去的力量,「我發現索忍尼辛的遭遇更可怕,而且日復一日、長達數年,我相信我能熬過這樣的折磨。」

現在這類野蠻的行徑已經遭到禁止,但是可以欺壓屬下的觀念依然存在。非營利組織「軍人人權中心」(Center for Military Human Rights)的林泰勳(Lim Tae-hoon,音譯)表示,軍隊還是有霸凌行為,不過比較零星出現。該組織也替受害者家屬調查虐待事件,他說:「某些單位可以看到,其他則沒有,不同軍營的文化也不同,取決於由什麼人管理。」難怪許多有辦法的父母會設法協助兒子逃避服兵役的義務。

二○一五年,警方逮捕一名大學教授以及兩名學生,罪名是恐嚇與脅迫另一名學生。他們都在這個教授主持的非營利機構工作,虐待行為包括以球棒毆打,以及強迫他吃人的糞便,後面那部分有錄影。據說被害人忍氣吞聲,因為這名姓張的教授承諾幫助他取得在大學任教的職位。

南韓人在工作場合以頭銜相稱,最近的趨勢是用名字稱呼同輩,不過你在辦公室通常不會聽到:「嗨,約翰,最近怎麼樣?」而是:「主座,今天上午李科長打電話給您了嗎?」因此晉升不僅代表加薪,也代表更好聽的頭銜。科長與主任之間的區別,和下士與中士之間的區別一樣重要,每一次晉升都代表多一批人要向你敬禮。我告訴南韓人,我在英國的工廠工作時,很多人因為不想承擔責任,拒絕升遷,韓國人都覺得很驚訝。

這種把職級當成行事基礎的環境,權力的象徵就極端重要,例如安排辦公室的分機號碼就要很小心,因為號碼代表等級。同樣的,選擇正確的辦公室不是因為窗外景觀真的那麼重要,而是必須避開階層較低的位置。我以前待過一間公司,為了避免這種視覺上的高低階級,把辦公桌排成H形,但是韓國的員工認為坐在H那條橫線上的人背對著門,會被視為最資淺的職員,所以都巧妙地爭相避開那個位置。

走進南韓的辦公室,你馬上可以分辨出誰是老大,如果沒那麼明顯,可能代表辦公室政治存在模糊的空間,例如合資的企業也許可以看到兩個人有相似的辦公室,辦公桌椅的大小也差不多,可能是因為真正管理營運的是總公司指派的外國人,掛名的老闆則是韓國人。

外國人如果破壞這種權力的象徵,他就倒楣了。某間新聞社的外籍記者接到總部要求,請他尋找辦公室的新地點,並提供員工薪資建議。他認為這是很好的機會,可以讓人們口中的「社長」、但是沒有做太多實質工作的韓國同事了解,他雖然是「駐地記者」(correspondent,職級較低的頭銜),卻才是真正的老闆。他對韓國文化很熟悉,為自己訂了較大的辦公桌椅。社長一句話也沒說,但是從此不再出現,他的行動說明了一切。一星期後,駐地記者親自到社長家拜訪,說他正在調整辦公設備。問題就此解決,大家回去上班,彷彿什麼事也沒發生。

我在蒐集寫書資料的過程中,請幾名管理顧問說出他們讚賞的南韓公司,不是因為公司的表現,而是企業價值。有些人說沒有,其他人則提到一、兩間,例如一九二六年由愛國商人創辦的製藥化學公司柳韓洋行(Yuhan),這間公司的目標是韓國人必須身體健康才能奪回主權。大多數企業構思出理念,只為了可以放在網站上,除此之外完全不具任何意義。

我不想把工作場所不愉快的問題描述得過分誇張,但是那些管理顧問必須思考那麼久,的確反映出問題有多嚴重。

企業價值可以透過招聘的方式展現,在這方面所有公司似乎都大同小異。我認為南韓的企業相當拙於評估價值,包括人的價值。大企業好像完全不想花力氣了解應徵者的熱情或能力,他們普遍認為學生還沒有做好工作的準備,所以剛進公司的員工要接受培訓,一、二年之後,再決定安排他們到什麼部門。因此雇用員工的基礎往往是學歷,附加的好處是讓外界覺得他們很客觀。這就是為什麼南韓人執迷的不是好教育,而是好學校。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那麼多人履歷造假,許多人註明自己在著名的國外大學念書,卻沒有寫清楚他們根本沒畢業。我認識一個在頂尖大學任教的宗教學教授,自稱擁有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不過一個美國人上過她的課之後,告訴我她其實沒有拿到博士文憑,只得到「安慰獎」,也就是較低的學位;另一個朋友的妻子聲稱自己和他在同一間歐洲的大學念書,實際上她只是去找他共度週末。我警告他,現在對履歷的審查越來越嚴格,因為不久前一位女士遭踢爆捏造耶魯大學博士學位,引發社會關注。他告訴我,他的妻子已經把她的假學歷升級到劍橋大學。

註釋

❶請見二○一五年一月二日,《日本時報》(The Japan Times)美聯社記者福斯特‧克魯格(Foster Klug)的〈逃跑奴隸回憶南韓偏僻小島的人間煉獄〉(Escaped Slave Recalls ‘Living Hell’ on remote South Korean islands)。

❷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韓國曝光》,具世雄,〈超級資本主義韓國用完即棄的勞工〉(Disposable Workers of Hyper-Capitalist Korea) 。

❸表完洙現在是很受歡迎的新聞雜誌《SisaIn》的發行人。

❹社會精英在這方面做得很成功,一九九七年一名總統候選人很可能就是因此敗選。請參考一九九七年九月七日,《紐約時報》,尼可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f),〈兒子涉嫌逃役,導致南韓候選人支持度下跌〉(Sons’ Military Weigh-In Pulls Korean Candidate from Lead);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亞洲通訊》(Asian Correspondent),喬瑟夫‧金(Joseph Kim),〈調查顯示南韓有錢人逃避兵役〉(Koreans Shun Military Service as Survey Shows Rich Dodge Draft)。

❺這位學者後來被判十二年徒刑,請參考二○一五年七月十四日,《韓國時報》,鄭敏鎬(Jung Min-ho,音譯),〈教授因虐待學生,遭到拘禁〉(Professor Arrested for ‘Torturing’ Student)。

❻關於假造履歷表的報導,請見二○○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紐約時報》,李秀賢(Su Hyun Lee,音譯),〈造假學歷令南韓名人蒙羞〉(Fake School Records Shame Korean Figures)。

※ 本文摘自《新韓國人》,原篇名為〈除了工作還是工作〉,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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