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艾莉莎.奎特;譯/李祐寧

如今的上層中產階級生活,建構在薄弱的基礎上。心理學與社會科學研究指出,對一個薪水合理的中產階級者而言,生活在富人之中確實會損害心理健康。二○一○年,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和卡迪夫大學(Cardiff University)的研究發現,只有當金錢能提升一個人的社會階級時,金錢才能帶來快樂。[1]換句話說,獲得高薪是不夠的:人們希望感受到生活的提升,知道自己確實在進步,並能夠向周遭的人與自己展現出此種進步。社會學家格倫.費爾布(Glenn Firebaugh)和馬修.施羅德(Matthew Schroeder)在名為〈鄰居收入是否影響你的快樂?〉(Does Your Neighbor’s Income Affect Your Happiness?)的研究中,談到此點。「在收入與幸福方面,」他們寫道,「最重要的在於此人和所屬團體其他人收入的比較。」[2]個人滿足是相對的,視你和你的「真實」同儕比較結果而定。

如同坦諾,過去十八年來在不同科技公司人力資源部門任職的艾米(Amy),也曾和「任何在矽谷或矽谷附近工作的人都應有六位數年薪收入」此一假定,周旋許久。偏偏她的職業並非如此。艾米和丈夫的收入相加後為年薪十五萬美元,儘管她知道這聽上去相當不錯,並承認「與美國許多地方相比,這是一筆很優渥的收入。」但他們超過一半的月收入,都用於貸款上;育兒費用又吃掉了額外的三○%。此外,艾米負擔不了離公司更近的房子,因此她必須花大量的通勤時間。每一天,「我必須準時在六點的時候,帶著孩子出門,好在七點的時候抵達托兒所,並趕在八點半進辦公室。接著再於五點、六點的時候去接孩子,然後開車回家、洗澡、吃飯、上床睡覺。每天,我能和他們悠閒相處的時光僅有十五分鐘。」如同她所說的:「我賺的錢不夠,沒辦法像同事那樣請打掃或煮飯的人─儘管我的同事們沒有時間自己打掃煮飯,但至少他們有錢。」

現在,學者們開始研究理解一個地區對財富、貧窮與社經地的需求,以及這些又是如何影響如艾米這樣的族群。舉例來說,智庫「資料與社會」(Data & Society)的創辦人達娜.博伊德(danah boyd,她希望自己的名字用小寫來呈現)爭論道,社會地位或許是地域性的。如同博伊德所指出的:「周圍環境塑造了人們對於成功此一概念的理解。」[3]

儘管平均而言,多數美國人的生活品質比中世紀貴族所能夢想得還棒,但當隔壁就住著富豪和他們奢華顯貴的豪宅時,這件事實一點意義都沒有。假使你是一個據全美平均而言屬於上層中產階級、卻住在美國境內超富裕地區(有錢人都很感激不均這個現象)的人,你或許體會不到自己所擁有的優越。在我訪談時,我聽到這些父母所感受到的疏離。這讓我忍不住推測他們之所以感受到迷亂(anomie,社會學用語,指人的社會行為規範由於社會快速且劇烈的變遷,不再具有規範效力。),或許是出於與其他父母間的競爭,而此種孤立感也因社群媒體的使用(如臉書此類具具吹噓本質且能窺探他人生活的平台)而加深。

我個人也經歷過此一構築在階級上的家長間疏離感。住在一個富裕的城市裡,你很容易就會覺得自己的生活被有錢人主宰。我使用「主宰」這個殘酷的詞彙,並不是因為我過於情緒化或失禮。這就是當我們身處在那些金錢資本高於自己的人的身旁時,所感受到的情緒。這個詞彙具體表達出身處在家鄉這座城市裡的我,在經過某些區域時,會因為自身有限的收入與財產而萌發的情緒。每當我出門買杯咖啡或散步,卻發現根本沒有公共空間可供我休憩、或所謂的「聚會」總是伴隨著高昂的開銷時,我總忍不住懷疑自己實際上是在支付「租金」,又一次,我掏錢買了第二杯標價過高、而我根本不想喝的香料茶,或為了讓女兒在室內遊樂場再玩一小時而掏出另一大把零錢。 

你們不屬於這裡

這就是身為中產階級的我在物價高昂的大城市中,所經歷的日常剝削。個別來看,這些煩惱都可以忍受。但一旦加總後,就會讓人覺得這座城市似乎在對我們說:你們這種人已經不屬於這裡了。(我和先生曾經討論搬去其他更便宜的城市,如德州的奧斯汀或奧勒崗的波特蘭,希望自己能輕鬆地在這些地方重新開始,買到那些以孔雀羽毛裝飾的復古衣服,並保有至少能負擔得起一杯氮氣冰咖啡的生活品質。但我們最後還是打退堂鼓,留在紐約,因為在這代價高昂的城市裡才有新聞相關工作。)與此同時,我開始發現家裡附近的商店往往開業沒多久就倒閉,因為這些小商店的老闆付不出店租。他們因為自己的店鋪而被擠出市場,而不是競爭者。我居住區域的附近,很快地就變成了一個小小的鬼鎮─在這如今就像是帝國的美國城市裡。

事實上,如同舊金山的坦諾,我出生長大的城市和我上過的學校,如今都被超級富豪入侵,而這也是為什麼租金如此高昂的原因。如果中產階級者拒絕接受高層中產階級也在受苦的事實,就像是在否定另一個因不平等而感受到孤立的族群,無論這種程度對其他中產階級者而言,是多麼地輕微。

根據二○一四年的研究,收入帶給你的生理與心理滿足,會視你的收入與周圍社群收入的比較結果而定。來自斯特靈大學(University of Stirling)的行為科學副教授麥克.戴利(Michael Daly)和其同事,指出他們的發現「解釋了社會地位─而不是物質狀態,或許才能闡述金錢對人類健康的影響。」[4]根據他們的研究,一個人的整體健康(包括肥胖或慢性疾病等)受收入與財富名次的影響,遠高於收入與財富的絕對價值。此外,較高的地位,能帶來實質的健康益處。轉換成社會階級來看,就是在經濟方面做到「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看起來,處在上流社會的底層,會損害一個人的生理健康。

表面上來看,那些位在上流社會底層的人們就經濟方面而言,沒有什麼困擾。但他們卻仍舊煩惱著。甚至連擁有穩定職業且經濟方面無虞的人,也無法放寬心。

此處,我必須再次重申─確實,與我們先前所認識的那些較不寬裕家庭相比,上層中產階級所感受到的心理負擔,遠不能和這些家庭面臨的危機或甚至是焦慮相提並論。然而,對於坦諾或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艾米而言,生活在被一%的人所主宰的美國城市裡,其感受到的痛苦是真切的。我也感受到了。我還記得尚未被金錢宰制的紐約,一個處在一九七○與一九八○年代零碎片段的城市,一個可以容納非雄心抱負者的地方。

回想著紐約還未經歷房地產熱潮的時期,我心底充滿被我自己視為不道德的懷舊情結。那時候,我所認識且熱愛的大人們,住在一大片邋遢而凌亂的小房子裡,如同隱藏在串珠項鍊珠子間的汙垢。現在,住在我家附近的鄰居們都是真正的有錢人,他們用上百萬美元的代價,買下曾被小說家伊迪絲.華頓(Edith Wharton)輕蔑地稱為「覆蓋著冷掉的巧克力醬」[5]、外牆為褐色砂石的房屋。我看著這些房子的主人(更常是他們的保姆)到托兒所或學校,接送他們那穿著白色牛仔褲與潔白無瑕運動鞋的孩子們(就算是玩遊樂設施,他們也經常穿著這樣不合宜的打扮),手上拎著要價四位數、掛飾還會發出各種叮噹聲響的名牌包。他們所表現出的潔淨與對高價消耗品的興趣,往往讓我相當緊張,那純潔無瑕的白,就像是超乎尋常賺錢能力的象徵(且經常與加劇不平等現象的金融活動相關)。在他們那大理石豪宅中所舉辦的奢華兒童慶生會(有時候還會有數名活動策劃在場,外加數間托兒服務),就像是超現實主義者的活動。

過去,那些位於中產階級上層的人們,並不是人人都想仿效社會頂層一%有錢人或名流的生活。此外,他們也更傾向去找一份能讓他們與其他人不同、且具有確定性與穩定性的工作。但現在情況不同了。

無論是讀者或媒體網站下方留言的網民們,大肆撻伐那些抱怨著自己處境的上層中產階級,為他們所擁有的相對舒適與特權責備他們。我也看到了知名記者尼爾.蓋布勒(Neal Gabler)因為二○一六年一篇刊登在《大西洋》(Atlantic)上的文章,而招惹眾怒。在這篇文章裡,蓋布勒分享了自己的財務危機,包括住在紐約度假勝地漢普頓(Hamptons)與一大群富人為鄰的悲慘故事,以及必須將退休金拿出來以支付女兒婚禮費用的事情。[6]作為回應,作家海蓮娜.歐倫(Helaine Olen)如此描述此一「悲傷、心碎而又文鄒鄒男子」的文章:「一名成功、受人敬重的白人男性站出來,將自己的財務困窘攤在大眾眼前,一個試圖維持表象、暗地裡卻已千瘡百孔的故事。他暗示或坦白地說自己就是我們所有人的化身……然而更多時候,這不過是個加以粉飾的特權故事。」[7]

當然,這些評論者(和我)或許會被視為愛抱怨的小小中產階級分子。在城市內眾所週知的「貧窮門戶」進進出出(有收入限制的住宅區和混合收入的住宅區),必須付出一定的心理代價。我必須再次強調,這些代價往往是隱性的,因為這些住在舊金山(兩房公寓的平均月租為四千四百三十美元)等高物價城市中、且在財務上高人一等的族群們,對於他人與自己的狀況,可是再清楚不過。

我從那些住在扭曲且富裕地區旁的上層中產階級者口中所聽到的故事,包括下面這個:在馬里蘭的郊區,一支來自中產階級學校的棒球校隊正在和另一個來自更有錢郊區的校隊比賽。其中一名來自沒那麼有錢校隊球員的母親,正興高采烈地為自己的孩子與其他小孩加油時,卻聽到來自另一隊的家長與年輕孩子們的口號:「低平均收入!低平均收入!」,接著是「你的爸媽餵不飽你嗎?要不要叫兒童保護局的人來?」這就是來自頂層一%族群的笑話─而且是出自非常年輕孩子的口中。

債務纏身的律師們

我也和佛羅里達州一個為著學生貸款而苦惱的中年職業父母談過話。當初,羅伯特.馬拉(Robert Mara)認為攻讀法律能確保自己取得一個可以站穩上層中產階級的職業。在他於以營利為目的的佛羅里達海岸法學院(Florida Coastal School of Law)畢業十年後,他和太太(念法學院時認識的)共有兩個孩子、一幢需清償房貸的房子。他們兩人共有五個學位,而其中三個為高等學位。在羅伯特進入法學院之前,他曾加入軍隊,退伍後負責管理一間超市。而他現在已經邁入五字頭的妻子,正經營一間位於戴通納海灘(Daytona Beach)的法律事務所。羅伯特曾和妻子一起工作一陣子,但後來開始受不了法律這門行業。他不喜歡匆促的節奏,而且這份工作帶來的收入也不如他想像得充裕。因此,他轉而投入經濟領域,並將經營法律事務所的爛攤子,留給妻子溫蒂.馬拉(Wendy Mara)去處理。然而當時已經四十多歲的他,卻領著新人等級的年薪三萬六千美元。而夫婦兩人的學貸,使他們必須承擔四十萬美元的債務。溫蒂說,一想到他們這輩子根本還不清這筆債,就讓她很想哭。

這些律師所感受到的經濟壓力本該屬於例外,但事實並非如此。這是因為這門過去相當穩固的行業正在向下流動。二○○八年經濟衰退後,法律事務所和企業紛紛減少聘雇律師的人數,而學貸也是一個問題。法學院的學費從二○一○年平均九萬五千美元,一路上漲到二○一四年的十一萬兩千美元。來自明尼阿波利斯的律師兼作家麥特.萊特(Matt Leichter)也指出,在美國某些州內,法律界的失業情況尤其嚴重:在阿拉斯加,有五六.七%擁有法律學位者,並不是擔任律師。[14]與經常以法律為書寫背景的小說家約翰.葛里遜(John Grisham)筆下、南方律師勤勤懇懇工作的神話截然相反,在田納西擁有法律學位的人口之中,僅有五三.六%的人擔任律師;密蘇里為五○.八%,馬里蘭則為五○.三%。此外,萊特也計算了在這三州內,都有律師「過剩」的情況(每萬名居民的比例)。萊特經營了一個名字充滿希望的「美國最後的X世代」(The Last Gen X American)網站,他認為該網站能讓自己更好地運用時間,而不是是整天玩俄羅斯方塊或聽車庫搖滾樂。
這並不符合我或其他人對法律從業者的期待。

超過一世紀以來,「律師」這個詞彙一直是「統治階級」的代名詞,更意味著安穩。以暢銷的《超完美嬌妻》(The Stepford Wives)為例,家庭主婦瓊安嫁給了「窮極無聊的律師」華特,並著在美國郊區。這就是當時對律師的想像─一個踏上沉悶但安定、可預期且收入可靠道路者,一個《超完美嬌妻》作者艾拉.雷文(Ira Levin)或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會竭力避免的人生。然而現在,沉悶與可靠的「律師」,似乎是一個舊時代的珍品。

根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報導,在二○一四年,僅有六○%的法律系學生在畢業十個月後,找到全職且具有前途的工作。[15]數據顯示,法律事務所以及政府雇用的人數正在下滑。成千上萬名法律系應屆畢業生受這波不景氣所苦,而此景與我們在本書中所讀到的許多中產階級職業困境非常相似。而光是去念法律,就能讓律師們債務纏身,受壓迫的美國人往往也是負債者。在過去十年中,學雜費普遍成長了四倍。自一九七八年以來,美國大學學費已經上漲了十倍,全美國的學生與畢業生所欠下的債務總額高達一.三兆美元。[16]除此之外,負債的不僅僅是學生們,還有他們的家長。

乍看之下,債務成長與機會流失的情況,和就讀大學與研究所(較低程度上)的比例更為普及的兩件事,不太可能同時發生。但對我而言,此種悖論並不是意外。
事實上,這些以營利為取向的「文憑工廠」學店,也讓我想起了社會學家狄迪耶.艾西邦(Didier Eribon)於二○○九年發表的回憶錄《重回漢斯》(Returning to Reims),描述身為法國某個省份窮孩子的自己,是如何成長。艾西邦原本不該上大學的,更遑論成為知名學者。作為一名充滿雄心壯志且聰明的青少年,他就跟所有「較不富裕階級」(借用他自己的形容)的年輕人一樣,不明白教育體制內的「階級本質」[17]。艾西邦寫道,對於這些有志者來說,上大學或研究所很可能是徒勞無功的。他們註冊了學校,確信「自己獲得了過去一直以來,被摒拒於門外的機會,然而事實上,當他們獲得這個機會後,卻沒能為人生帶來多大意義,因為整個體制已經演化了,重要且寶貴的位置也已經移轉到他處。」換句話說,美國國內這些空有學歷卻無用武之地的研究所或法律學校畢業生,就跟法國那些必須工作且出身於低層中產階級的學生們一樣,當他們的學歷效益降低、富有的同學們卻能進入那些可以帶來真正差異的學校,絕非一種巧合。

注釋

1. Christopher J. Boyce, Gordon D. A. Brown, and Simon C. Moore, “Money and Happiness: Rank of Income, Not Income, Affects Life Satisfac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no. 4 (2010): 471.
2. GlennFirebaughand Matthew B. Schroeder, “Does Your Neighbor’s Income Affect Your Happi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5, no. 3 (2009): 805.
3. danah boyd, “Failing to See, Fueling Hatred,” Wired, March 3, 2017 , https://www.wired .com/2017/03/dont-hate-silicon-valley-techies-who-complain-about-money/.
4. Michael Daly, Christopher Boyce, and Alex Wood, “A Social Rank Explanation of How Money Influences Health,” HealthPsychology 34, no. 3 (2015): 222.
5. Edith Wharton, The Age of Innocence (New York: D. Appleton & Company, 1920; reprint, CreateSpace, 2015), 32.
6. Neal Gabler, “The Secret Shame of Middle-Class Americans,” The Atlantic, May 2016, https://www .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5/my-secret-shame/476415/.
7. Helaine Olen, “All the Sad, Broke, Literary Men,” Slate, April 21, 2016, http://www.slate.com /articles/business/the_bills/2016/04/neal_gabler_s_atlantic_essay _is_part_of_an_old_aggravating_genre_the_sad.html.
14. Debra Cassens Weiss, “At Least Half of the Lawyers in These Nine States and Jurisdictions Aren’t Working as Lawyers,” ABA Journal, June 1, 2017, http://www .abajournal.com/news/article/at_least_half_of_the_lawyers_in_these_nine_states_and_jurisdictions_arent_w.
15. Steven J. Harper, “Too Many Law Students, Too Few Legal Jobs,” New York Times, August 25, 2015, https://www.nytimes.com/2015/08/25/opinion/too-many-law-students-too-few-legal-jobs.html?mcubz=1.
16. Zack Friedman, “Student Loan Debt in 2017: A $1.3 Trillion Crisis,” Forbes, February 21, 2017, https:// www.forbes.com/sites/zackfriedman/2017/02/21/student-loan-debt-statistics-2017/#3e097bfc5dab.
17. Didier Eribon, Returning to Reims, trans. Michael Lucey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13).

※ 本文摘自《被壓榨的一代》,原篇名為〈上層階級的底層生活〉,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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