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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慧真

阿波和阿塗在工廠時,都看過作家楊青矗的工人小說,張金塗說:「當時就知道工廠有這麼一個工人小說家,他那時寫這個算是黑五類,但非常貼近工人的生活。」蔡滄波和楊青矗的淵源更深,讀大二時蔡滄波在臺大成立勞工服務團,到新莊紡織工廠做訪調,也曾請楊青矗到社團演講。一九七八年楊青矗以中油工會成員的身分,出來競選工人團體立委(與區域立委不同,選舉後來因臺美斷交而中斷),蔡滄波還曾經為其助選。

楊青矗的父親是專屬於煉油廠的消防隊員,在楊青矗二十一歲時因搶救油輪爆炸而殉職,家中頓失所依,中油安排長子楊青矗進來工作,並非繼承父職,沒去危險的消防隊,而是安排在事務課,負責家具倉庫。能有專門一個放家具的倉庫,和中油的優厚的員工福利有關,不過僅限於主管階級,楊青矗曾在小說〈囿〉裡寫:「在公司裡,重視職員,不注重工人。職員待遇好,住的是高級宿舍,一切家具由公司供給,只差太太要自己娶。職員有股長、課長一直長上去的機會,工人永遠是工人。」

七十五歲的楊青矗站在從前他負責修繕家具的宏南宿舍前,如今已恍如隔世。宏南、宏毅宿舍群占地八十七公頃,兩年前已被高雄市文化局登錄為文化景觀。昔日宛如小別墅的氣派已難想像,如今長滿青苔,蕭索破敗。這天一大早,楊青矗拄著拐杖,由外傭和女兒陪同,從臺北坐高鐵南下,重回他在一九七九年因美麗島事件入獄後,就離開的工作崗位。

職務的緣故,使得他能進去宏南宿舍一探究竟,「那時候裡頭的家具,像沙發椅、彈簧床,都是外面沒有的,外面還在睡木板床。」陪同父親一起重返舊地的女兒楊士慧,她記得父親每次下班回家都會買剛出爐的「胖」(麵包)回來,廠內的福利社自己有麵包廠,「在這裡可以買到太陽餅,外面都沒有。」

「外面都沒有」,是重返舊地的蔡滄波、張金塗以及楊青矗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廠內的中山堂當時有設備最好的電影院,外面都沒有,張金塗津津樂道,「一個禮拜放三次電影,而且都是不一樣的片子,看一次五毛錢而已。」宏南宿舍區有保齡球館,蔡滄波說,「十二個球道,那時還沒有排球瓶的電動機器,所以在球道的盡頭有十二個boy,負責把球瓶擺好。除了保齡球館,還有冰宮,是真正的冰塊,要穿冰刀的那一種,帶外面的朋友來玩,很有面子。」外面沒有的,還有位於宏南社區的招待所,當時高雄市中心的飯店都不及這裡高級豪華,楊青矗說,「中央的官員來到高雄,往往都來住在這裡,還會派黑頭轎車給他們。」

楊青矗二十二歲進入煉油廠工作,他原來只有小學學歷,由於煉油廠的工作穩定,讓他可以白天工作,晚上讀書,取得高中補校文憑。從小因家貧而失學,但他大量閱讀,也試圖寫作,二十八歲時發表〈在室男〉一炮而紅。一九七○年開始他發表一系列以煉油廠為背景的工人小說,原先登在兩大報副刊,但因為工人題材容易讓人扣上工農兵文學的紅帽子,《聯合報》登了一篇就不敢登,楊青矗說,「我還要寄第二篇過去,《聯合報》叫我不要寄了,還說警備總部要找我去說明。」

煉油廠是國營事業,當時公家機關都有情治單位,有廠內小警總之稱的「人事二課」常叫楊青矗不要發表,但楊青矗也沒因此被免職,小說不能登在副刊,但還能登在文學刊物上,仍然保有創作的空間。小說反映了煉油廠內部逢迎拍馬送紅包、靠關係才能升遷的生態,那是〈上等人〉;還有另一種是〈低等人〉,寫的是清潔工董粗樹的故事。

楊青矗在半屏山腳下,跟我們說起低等人董粗樹。董粗樹經年和垃圾混在一起,膚色混沌黑銹,像是永遠洗不乾淨,有一身和蟾蜍一樣的疙瘩皮,人見人嫌。清潔工不是編制內的正式員工,而是臨時工,因此粗樹沒有資格搭交通車,每天透早出門,單程要走兩個小時的路才能到工廠。

粗樹在高級主管的社區裡收垃圾,楊青矗藉由粗樹的眼,穿透以宏南社區為雛型的高等人住宅區,家家有女傭(彼時還沒輸入外傭,女傭大多是從鄉村出來幫傭的農家女孩),每家門前就是一個小花園,煉油廠還編制有園丁幫忙剪枝除草。先生去上班,太太在家裡沒事就約人來打麻將,此起彼落的洗牌聲就像條小溪,淙淙流過。

上等人悠閒度日,低等人卻要拖著疲憊的身軀,收工後再走兩小時的路回家,家裡還有一個九十二歲的瞎眼老父等他回去吃飯,白飯加鹽就是一餐。粗樹將滿六十五歲,將要被強制退休,但因為是臨時工,工作三十年卻沒有退休金。粗樹憂心沒有積蓄的將來,他設想了好幾種意外死法,最後慘死在車輪下。在解僱日的前幾天,終於「升為正工」,讓盲父獲得撫卹。

董粗樹的故事,確有所本,楊青矗說著說著身體開始抖動,眼角淌淚。他在《工廠人》裡寫了很多臨時工的故事,他自己不是,但他選擇用小說將其卑微的命運承接起來。從前他常來半屏山腳下的公園散步、構思小說題材,這裡幾乎不會有什麼人來,工廠的工人沒有閒情逸致來,工廠外的後勁居民想進來也不得其門而入。煉油廠圍起高牆後,後勁居民早不能直直走到半屏山下,孩提時期,他們的共同記憶是到山上割五節芒,曬乾後販售給農家,當成番茄攀爬的支架。後來煙囪架起,噴發烈焰,稻也不能種了,當然菅芒也割不了了。

後勁的孩子長大,成為憤怒的中年人,只因他們望向半屏山,一邊是排出惡臭的燃燒塔,一邊是籠罩在粉塵中的水泥廠。

時間回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在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當時楊青矗已經在《美麗島》的高雄服務處幫忙編雜誌,山雨欲來,煉油廠怕他惹事,還特別把他支開,派車讓他去臺北出差,楊青矗說,「我叫司機趕回高雄,大街小巷已經開始封鎖了。」當時熱衷政治活動,在《美麗島》雜誌當志工的蔡滄波,因為準備研究所考試,因此沒有南下。張金塗在煉油廠工作一年半後先去當兵,那時他是憲兵,隨時待命要去處理「暴民」,但他知道事實並非像媒體報的那樣,他的許多煉油廠同事都在現場,跟他講事情不是那樣。

美麗島事件後,楊青矗被判刑四年,離開他工作十九年的煉油廠。蔡滄波逃過一劫,順利考上研究所及外交特考,後來出國讀書。張金塗當兵回來,繼續在煉油廠工作到不用賠公費後,靠自修考上臺大法律系,一時傳為佳話。

兩個建教班小工,一個工人作家,在命運的交叉點上從此錯開,動如參商。將近四十年後,他們仨約定在關廠前一起回來高雄煉油廠,巡舊景,探故人,與共同的年少青春,做一次最後的告別。

※ 本文摘自《煙囪之島》,原篇名為〈我在高雄煉油廠的日子:三位工人的命運交叉點〉,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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