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右派組織當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早在EDL於二○○九年成立之前的十多年裡,反穆斯林的種族主義就已充斥於國家機構,以及那些為國家工作的意識形態機構裡—如大多數的媒體。英國在外頭參與的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反恐措施,創造了這種需要:要在文化上征服它的敵人,用以正當化英國在國際上的軍事侵略,正當化它在國境內將整個穆斯林社區當作嫌疑犯來對待。英國主流社會和它的機構都參與了這項製造「穆斯林敵人」的文化形象工程。在不久的過去,這文化形象的製造工程曾是針對愛爾蘭人和來自西印度群島的移民。

這可說是西方社會自二次大戰後逐漸形塑的文化種族主義的一部分。在前殖民地獨立後,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和理論都不斷演化:生物種族主義逐漸褪色,那種基於歧視個人膚色的種族主義慢慢站不住腳,二次大戰後的種族主義逐漸集中它的注意力在文化上。文化本質與同化成為重心,「文化差異」成為排他思想的理論重點。過去三十多年來,文化種族主義成為主要的種族主義形式。

國家機構和EDL這類的極右派運動,它們在談論或「面對」英國穆斯林時,採取的其實就是文化種族主義的理論角度。政府反恐的「預防」策略(Prevent strategy)的中心思想,就是「激進化」的神話。它將所謂「激進化」看作神學上的過程,以宗教信仰(以個人與宗教的距離為判斷標準)將穆斯林劃入兩個簡單的陣營─「溫和派」與「極端分子」。國家反恐的「預防」策略,就是要所謂「溫和派」去監視並譴責所謂的「極端分子」。在社區裡,國家的反恐「預防」策略做的,就是將資源分給所謂「溫和派」的穆斯林組織,讓他們在社區裡依循所謂「英國價值觀」做「去激進化」的工作。

EDL採用的理論同樣是以文化和「文化差異」為中心,將穆斯林當作一個文化同質的群體,將伊斯蘭的信奉者種族化。任何單一的事件都會被概化為固有的文化特質和文化實踐,而這就是他們排他和仇恨的根基。在這架構裡,一位穆斯林只有當他不再是穆斯林時,才有可能融合於英國社會。如果觀察EDL創始人湯米.羅賓森(Tommy Robinson)的社會媒體言論,就會發現對他而言,伊斯蘭是邪惡的,而唯一的一位「好穆斯林」,必定是已改信奉基督教的穆斯林。

整體來說,EDL是一個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街頭運動,雖屬極右派組織,它的許多中心思想卻一直得到政治菁英階層的背書。這個運動的意識形態完全是由一群經驗豐富的極右派人士所操作,這些人裡面有來自新法西斯主義的極右派政黨組織背景,比如英國國家黨(British National Party, BNP),也有來自新近的反伊斯蘭、反穆斯林、跨國的極右派運動。

而我對這些極右派街頭運動最有興趣的,是它們的基層成員—他們都來自藍領勞動階級,是這些運動的「肌肉」,是EDL展現其思想的草根力量。要進入這個圈子裡採訪,當然對我這樣少數民族背景的人來說相當地困難。而整個過程,包括我與基層成員之間的互動,也讓我看到他們的思想使行動中包含許多不為人知的層面。打自採訪的第一天起,我就相當明白自己在他們眼中必定是個外國人、外來者、「局外人」。而在與基層成員的互動中我發現,由於他們的經濟邊緣位置,他們同時視自身為英國社會的「局外人」。

他們這些本土的「局外人」,是如何發展出仇恨社會位置在許多方面比他們更邊緣的穆斯林、移民或難民?在過去三十五年來,英國製造業,也就是過去工業的中心,失去了60%的工作,低技術工作被轉移到勞力低廉的國家。自柴契爾時代,政府政策促成並加速製造業的萎縮。在新工黨(New Labour)執政期間情況持續惡化,製造業有半數的工人失去了工廠的工作,被迫轉行。

工業的萎縮造成環繞製造業的勞動階級社區逐漸凋敝。這些社區的成員當然不僅是白人勞工,也有少數民族勞工,而且後者過去是製造業的重要勞動力。長期失業是許多人(跨民族)的命運,他處再就職的勞工多處在低薪、臨時化、彈性高的就業環境,讓他們無法逃脫社區的蕭條。勞工過去在製造業環境裡的工業認同感不再,勞動階級的工業團結性在「零時工時2」的惡劣勞動環境中喪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柴契爾時代標榜的自顧生存的個人主義。這些後製造業時代的英國勞工,成為了全球新自由主義下的「顛覆性的勞動階級」(precariat)的一部分。

所謂「顛覆性的勞動階級」,是自一九七○年代全球市場開放,新自由主義當家,工資全球性地受到壓縮下產生的階級結構。自此時,階級之間收入差異增大,勞動階級加速貧窮化,造成勞動階級的分層化,形塑了這支位於最底層的勞工生力軍。學者史丹丁(Guy Standing)將這最底層稱作「顛覆性的勞動階級」,由於他們的最大特質是不穩定的勞動力、「現金經濟」(工資的支付經常是現金形式,沒有記錄)、不享有權利和安全感,且經常負債累累。在柴契爾政權下,英國勞工階級組織遭到最大打擊,工會在過去三十年來整體衰弱,因而這「顛覆性的勞動階級」是憤怒且分歧、缺乏組織、無所適從,被稱為「遊牧的勞動階級」。這社會疏離感強烈的勞動階級,可說是「class in itself」(勞工對資產階級抱有不滿,但尚未意識到自身整體的階級利益),而非「class for itself」(勞工意識到自身階級位置和利益,產生出與資產階級的對立階級意識)。

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我的採訪對象多來自這些已沒落的製造業勞工階級社區。他們來自傳統的工黨選民家庭,一輩子都一直跟著工黨,直到生計遭受打擊,社區在缺乏投資的情況下蕭條。他們看不到自己的未來,畏懼兒女未來面臨的困境。他們充滿著焦慮和極度的躁鬱不安,為自己的現狀感到憤怒,覺得工黨背叛了他們。他們的「顛覆性」,可以是朝任何一方向而去─若在工人階級組織強大的狀況下,他們可能成為反抗緊縮政策,反抗新自由主義的最前線。但在英國,工會力量早自柴契爾時代大為削弱,甚至在某些工會裡民族主義仍存,這展現於部分工會倡議的「英國工作給英國工人」之主張。工會裡的民族主義反映的是勞工組織的衰弱和工運的多年挫敗。

這使「顛覆性的」勞動階級在經濟逆境中朝向另一方向發展:他們成為右翼民粹主義最理想的群眾。當他們多年工資不上漲,「零時工時合約工資」成為正常勞動報酬時,許多英國白人勞工最終訴諸於他們的「想像工資」─民族主義。他們的帝國懷舊情緒被挑起,在媒體和政客的牽引下,這民族主義可進一步發展成強烈的排外、仇外思想。他們視多元文化主義和移民的進入為工黨對他們的背叛。事實上,工黨這三十多年來對他們的真正背叛是未能挑戰保守黨的一切政策,從公共設施的私有化到公共部門經費的縮減、福利國家體制的削弱、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工黨已不再是勞工階級的政黨。

如上所說,當然英國勞工的極端民族主義,並不是必然的發展。勞工的社會疏離感和經濟弱勢,並不一定會帶領他們走進極右派街頭運動。關鍵在於他們是否有別種選擇:他們是否能理性分析自己所處的狀況,還是依賴商業媒體給予答案?他們能從哪裡找到別種選擇?我個人認為,傳統勞工階級組織扮演著關鍵角色。倘若工會能看懂、看清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並主動提供反民族主義、反種族主義對現狀的詮釋,與所有勞工(包括少數民族勞工和移工)站在一起,那必定會對英國白人勞工的思想發展產生作用。這一點我們已可在過去反抗極右派的地方運動裡看到範例:當勞工組織能夠持有明確的反種族主義立場,動員白人勞工參與反抗極右派行動時,在勞工階級的團結下,最有可能擊敗極右派街頭運動。本書中記錄了在跨民族的反種族主義行動裡勞工組織的重要角色。

盼本書能透過許多個人的故事經歷,來呈現出英國極右派政治及其組織的樣貌,描繪這些組織和街頭運動為何能夠號召基層,動員上千上萬憤怒的白人,將他們引向絕望的政治。而同時,也盼能透過個人的故事經歷,見到英國社會裡反抗這潮流的契機。

本文介紹:
憤怒的白人》。本書作者/白曉紅;出版社/南方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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