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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偉棠

對於很多香港青年來說,沒有 Beyond 的香港和有過 Beyond 的香港,是兩個香港。我是在青年文化發展的層面上說的,市民審美風氣保守的香港,玩樂隊被稱為「打Band」,九○年代之前幾乎都是被父輩視為只有兩種人會幹的:一是番書仔(讀英文學校的)/有錢的花花公子;二是臭飛/小流氓,只要看看七○年代許冠傑電影裡偶爾客串出現的那些「Band友」就知道搖滾愛好者在一般公眾心目中是什麼形象:長髮、奇裝、邋遢、流里流氣,雖然許冠傑也是玩樂隊出身(蓮花樂隊),但他明顯屬於番書仔,而且也很聰明地單飛了,只剩下弟弟許冠英堅持搖滾形象,數十年如一地穿皮衣、留披頭四頭,結果只能當諧星。

真正給搖滾樂手形象「洗底」的就是 Beyond,Beyond 在一九八三年組成,最初也是長髮皮衣的重金屬形象,但從一九八五到一九八八年簽約唱片公司漸漸從地下走到地上,形象也漸變,先變做《阿拉伯跳舞女郎》裡的中東風,後變做《祕密警察》的時尚青年,並且出演青春電視劇,四人本來就長得陽光,這下終於成為了香港媽媽們也喜歡的鄰家大男孩(《真的愛你》更是澈底征服了香港的媽媽)。繼而黃家駒堅持在傳媒面前直言,歌曲關注國際時事,明顯比其他歌星要有智慧有主見,這又得到了很多耿直的香港爸爸們的喜歡,這就是他們心目中的理想青年。

家駒因意外離世之際,也是他的作品走向最成熟甚至醞釀新變的時候,無論從流行音樂的角度還是從流行文化意蘊的角度來看,〈長城〉、〈農民〉、〈海闊天空〉等作品都是相當完美的作品。因此家駒之死給公眾留下一個天才夭折的遺憾,我身邊很多香港玩音樂的青年都記得,從此父母不再嘲諷他彈吉他,只是跟他說要向家駒學習!

今天很多香港樂隊或者流行音樂創作人,因此都曾受惠於黃家駒和 Beyond,無論後來他們走向前衛音樂還是流行音樂,畢竟 Beyond 用自己妥協的方式,給香港文化劃出了一個空間:搖滾音樂獲得一種對世俗香港而言恰到好處的「合法性」。達明一派是比 Beyond 藝術性高太多、思想性也深刻很多的樂隊,但因為遠遠超前於香港人的接受程度,反而是到了激進的九七後甚至本世紀才漸漸彰顯出他們的公眾影響。

香港曾有 Beyond,這也是整個粵語地區的幸運。對於更為世俗化的廣東地區,許多七○後青年第一次認真思考「理想」二字來自不是教科書裡的陳腔濫調,而是有血有肉的呼聲,可能就是來自黃家駒的微沙嗓子。家駒的嗓音獨特,非常誠懇、溫熱,但又有藍調歌手的從容唱嘆之自由感,絕不是如王小峰所說的人皆能模仿的普通嗓音。如果給他一把木吉他讓他自彈自唱,他會是香港的尼爾楊(Neil Young)。

那個時代我們的確都沒見過世面,不只是王小峰說的二三線城市,北京香港青年都沒見過多少世面,所以特別慶幸在成長最尷尬的青春期遇見的是黃家駒和Beyond,而不是後來一點的柔情蜜意四大天王或者無數享樂主義小天王小天后。正如我在黃家駒逝世十周年自己的紀念文章所寫:「如果沒有家駒,我只是灰色小城市中一個反叛少年,他卻為我帶來了一個反叛者起碼的價值觀:和平與愛、人的平等、對理想的執著……當然現在看來,這些概念都不免空洞和簡單,但對當時一個慘綠少年來說,那幾乎是感召,讓我們知道了反叛不能無因、自由需要擔當。

這些基本的價值觀,現在我們叫普世價值,Beyond 的歌為沒見過世面的我們埋下了它最早的種子,雖然有點簡陋,但是種子都是簡陋的。然後他們的音樂雖然從早期的 Art Rock 變成了後來的 Pop Rock,但他們堅持只唱自己的歌,這也是一種當時樂壇難得的態度,第一張《再見理想》和最後一張家駒尚在的《樂與怒》依然是出色的跳板,我從此出發走向東、西、南、北,我以寬容的態度擁抱那些比Beyond 複雜、深刻的羅大佑、巴布.狄倫、尼克.凱夫、崔健,因為我記得家駒教過我:音樂口味要雜、搖滾精神要寬容,而且音樂人要關注世界。

家駒就是這麼一個樸素的哥哥,能引領你走小小的、但是關鍵的一段路,然後他停下來,微笑地看你超越他。香港曾有家駒和 Beyond,我並不羞於承認今天聽實驗搖滾、前衛民謠和自由爵士的我曾經認真聆聽他們,就像一個誠實的人從來不會否認自己的第一個老師一樣。

※ 本文摘自《異托邦指南/詩歌卷:暴雨反對》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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