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債才能取得的高等教育是一場失敗的實驗？

文／麥可．康茲爾；譯／蕭美惠

免費大學因政治衝擊而消失之後，關於教育的一種全新概念出現了，就是將教育視為一種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在一九七○年代這種觀念如旋風一般席捲了經濟學界。人力資本由芝加哥大學蓋瑞．貝克（Gary Becker）進行理論化，就是個人對自身進行的投資。就像企業會對建築、設備、工具進行投資一樣，我們也會透過教育及學習技能來對自己進行投資。這種概念持續或大，並支配了人們對於公共政策的想法。¹

在一九五○年代，經濟學家就開始提出教育及技能是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大約是這時候，有些經濟學家開始使用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這個概念，聲稱它是一種社會資源。就像一種戰略儲備一樣，人力資本是公共投資和社會支出──就像軍人權利法案一樣。這時候，這與個人利益無關，而是關乎整體社會的成長。²

一九七○年代，這個觀念轉變成完全相反的樣子。美國勞工不再是為了那些擁有資本的人工作，而是一種個人的資本形式，個人就是一間小小的公司。這是由經濟學家所推動的觀念突破，打破了中世紀的勞工概念，也就是勞工受到工會保護，還有政府透過積極的凱恩斯政策進行管理的總體經濟。就像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所形容的，在這個他稱為新自由主義的觀念之下，每個人都是「一個企業家，屬於自己的企業家」。我們身為個人的目標就是尋找方法來最大限度地提升我們作為一個企業的生產力及收益，並且準備好忍受市場對我們不斷提高的要求。政府的角色並不是幫人民阻擋來自市場的傷害，而是為我們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在這樣的概念之下，並不是市場來滿足人們原有的需求，反而是人們要滿足市場。³

同樣的觀念轉變也可以在經濟學家將學貸作為一種高等教育的自我融資手段的主張上看見。傅利曼在他的著作《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當中明確地發展出這樣的思考方式。高等教育不再是關乎打破階級與特權，消除大眾與菁英教育的距離，確保一般民眾能獲得更好的教育這些歷史性問題。對傅利曼來說，高等教育只不過是「一種針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形式，完全類似於針對非人力資本進行機械、建築或其他形式的投資。」在「人們就是自己的企業家」這個概念之上，高等教育的主要問題就變得很簡單了：人們願意在自己身上投資多少？我們應該如何讓人們借到金融信貸，好讓他們投資自己？⁴

在這樣的理論下，取得教育的管道問題並不是政府應該透過公共計畫去解決，而是個人應該透過進入金融市場來解決。傅利曼提出：「個人應該承擔自我投資的成本，然後獲得報酬。」大學得到的金融報酬非常高，這代表會有「對人力資本投資不足」的問題，「也許是反映出資本市場的瑕疵」。如果「資本已經準備好要對人類進行投資，就像對實體資產投資那樣」，那麼金融市場將會透過價格信號決定教育應該實施的適當程度。這就為政府創造了一個使用政策來「促進市場運作」的角色。傅利曼想像人們銷售自己的權益，就像公司的股份一樣，這和學貸的架構是同樣的邏輯。⁵

學貸花了一些時間才發展到最終規模。一九六○和七○年代時，目標是讓人們透過助學金獲得高等教育，而不是學貸，學貸是一種額外的支援。原始目標是由政府出資的裴爾助學金（Pell grants）補貼大部分的學費，學貸只是一種解決生活開銷及其他成本的機制。其實一九七○年代助學金平均金額不只可以補貼學費，甚至還有多出來的資金可以補貼伙食和住宿。然而，裴爾助學金跟不上學費高漲的速度，它的價值隨著時間逐漸衰減。⁶

弗萊德．海辛格一九七四年很有先見之明地在一篇專欄當中描述了一場「學費引起的階級戰爭」。他認為讓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家庭相互鬥爭「可能會對貧窮階級與中下階級原本就正在惡化的關係造成負面影響。」「遭到打壓的中產階級家庭可能會投以憤怒及政治性報復。」而不是接受較高的學費，讓更貧窮的家庭獲得補助。他引用民主黨密西根州代表詹姆斯．歐哈拉（James G. O’Hara）說過的：「從教師、警察、會計師、銷售員的角度來看，打著消除經濟差距的名號，強迫他們付更多原本不用付的錢送孩子去上大學」，會是一個很龐大的政治包袱。⁷

這兩股力量會彼此加強。削減公共投資、國家補助價值越來越低、補助金額縮減，都讓學貸變成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途徑。高等教育變成個人對自己的投資之後，幫助窮人更容易獲得高等教育的支援就變得更少了。

一九七八年哈佛大學的學費調漲了一八％。他們發現申請入學人數並沒有下降，所以在那之後的十年就非常激進地調漲學費，而其他的私立學校也紛紛仿效。從一九八○到二○○○年，私立學校的學費從家庭收入中位數的二○％漲到四○％。接著私立學校開始對學生提供學費折扣。這樣的高額學費、高額折扣系統變成這些學校的常規做法，並讓他們可以一次達到好幾個目的。首先就是配合他們想要招收的學生來調整等級，可能是給予好處或是根據那些家庭的經濟能力來調整。私立學校不是直接依照需求來折扣學費，而是利用這個方法來吸引明星學生。這樣不公平的收費機制，讓私立學校以及知曉如何利用這種系統的學生家庭獲得莫大的好處。⁸

公立大學在很多方面都被縮減，而學生必須承擔這些成本。從一九八○年代起，國家撥給高等教育的預算就更少了。在那之後，只要遭遇不景氣，國家就會削減這方面的預算，並且不再恢復到原來的數字，結果就是高等教育的公共補助一波接著一波地下滑。學生們被迫自行填補這個空缺──一九八○年的學費相當於州補助的二五％。從二○一○年起，學生們自行負擔的學費就已經比州補助還要更多了。⁹

因為學貸的存在，才讓這種轉變發生，目前學費有四分之三都來自學貸。在保守派經濟部門的催生之下，現在學貸就是成年人生活的標誌性體驗。一九八九年，只有九％的家庭有學貸，且貸款中位數為五千六百美元。二○一六年背負學貸的家庭達到二二％，漲了超過兩倍，中位數也來到一萬九千美元。一九八九年，一家之主的年齡低於三十五歲的家庭之中，有學貸的家庭是一七％，到了二○一六年變成四五％，是將近一半的家庭，中位數則從五千六百美元漲到一萬八千五百美元。

在金融危機造成的後遺症之下，人們必須花上更久更久的時間才能還清學生貸款。自從經濟大衰退之後，三十五歲到四十四歲之間背負學貸的人增加超過一倍。從一九八九到二○○一年都是一一％至一三％，二○○○至二○○九年是在一三％至一五％之間來回擺盪，而現在是三四％。與之前的世代相比，千禧世代要負擔更加高額的學貸，且負擔更久。學貸不只決定了二十幾歲年輕人的財務狀況，就連邁入中年的人也一樣。¹⁰

學貸打壓著最弱勢的人，並創造了一種向下的流動。只要看看學貸在一個人的收入所占的百分比，就會發現這份負擔是落在低收入族群身上。根據美國聯準會，有背負學貸、收入落在較低的五○％的家庭，學貸與收入的比例從一九九五至二○一三年提高了超過兩倍，從年收入的二六％升至五八％。除了收入在前五％的人以外，這個比例都有提高。這份負擔隨著時間變得越來越沉重。還有，這份負擔也會被種族因素放大。黑人學生負擔學貸的比例不同，二○一六年一家之主年齡為二十五至五十五歲的黑人家庭有四二％背負學貸，白人家庭則是三四％。此外，黑人家庭的平均學貸金額比白人家庭高出二八％。¹¹

負債改變了人們與學校的關係，以及人們與勞工市場的關係。公立大學必須迎合富裕的學生，才能填補缺失的國家補助，尤其是那些來自海外、會付出更多金錢的學生。學校為了變得更吸引人，會增加對環境設施的投資，讓高等教育從一個使大眾教育均衡的地方，變成層層提升的消費者體驗。為富裕學生準備的豪華公寓宿舍以及為貧窮學生準備的食物銀行比肩而行，學費高昂的大學成為有錢孩子的遊樂場，卻是貧窮孩子掙扎著生存的地方。¹²

同時，如果你每個月都必須償還高額貸款，就必須找到穩定且能賺大錢的工作，而不是自己去創業，或者去做低薪但具有更廣大社會意義的工作。一項研究指出，學貸促使人們選擇薪水較高的工作，而不會選擇薪水較低但可以為公眾服務的工作。另一項費城聯邦準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Philadelphia）的研究發現，學貸上漲與小型企業創業數量降低有相關性。學貸嚴重衝擊公共部門和照護工作，還有小型企業的創業，這些在我們的經濟環境當中早就已經面臨困難了。¹³

必須一路負擔到中年的學貸，對成人生活的每個方面都造成影響。背負較多學貸的人更不容易擁有房子，即使他們有了房子，所擁有的抵押資產也比較少。背負較多學貸的人面對經濟困難時也更加無力。背負較多學貸的女性比較不會在大學畢業數年後就結婚，且更有可能延後生孩子。同時，該如何湊出大學學費的壓力，也排山倒海地逼迫著那些家庭。通常家長們自己就已經背負學貸了，仍然像其他家長一樣希望讓孩子擁有機會，但是現在唯有依靠貸款才能達成。這就是市場傾向所定義的自由世界。¹⁴

桂冠詩人凱．萊恩（Kay Ryan）曾說：「就在你家附近，年復一年，都有一間社區大學無聲無息地拯救著人們的生活和心靈，而且只接受極少量的財務補助。我想不到任何更加有效率、有希望、平等的機器，除了腳踏車之外。」萊恩觀察到教育與美國民主關聯的核心意義。學貸是很近期的一場實驗，削減了我們平等主義將近兩個世紀的傳統。他們用最終將會拉開階級差異的個人投資理論，取代了自由是一種打破階級的機會的理論。以負債為基礎才能取得的高等教育是一場已經失敗的實驗，我們必須看著它所帶來的後果持續累積下去。¹⁵

NOTE

1. Becker, Human Capital.
2. Cooper, Family Values, 219-23.
3.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226; Konczal, “How to Waste a Crisis.” On the Keynesian ideal of a worker who is also a saver, see Payne, The Consumer, Credit and Neoliberalism.
4.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100. The original quotes are about vo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schools, though the logic quickly expanded to all higher education.
5. Friedman, 98-107.
6. Mettler, Degrees of Inequality, 52-53; Geiger,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since World War II, 281-82.
7. Hechinger, “Class War Over Tuition.”
8. Geiger,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since World War II, 285-87.
9. Geiger, 292-93.
10. Geiger, 319; U.S. Federal Reserve Board, “2016 SCF Chartbook.”
11. Yellen, “Perspectives on Inequality and Opportunity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McKernan et al., “Nine Charts about Wealth Inequality in America.”
12. Goldberg, “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You Slash Funding for Public Universities.”
13. Rothstein and Rouse, “Constrained after College: Student Loans and Early-Career Occupational Choices”; Ambrose, Cordell, and Ma, “The Impact of Student Loan Debt on Small Business Formation.”
14. Nau, Dwyer, and Hodson, “Can’t Afford a Baby?” For a summary of student loan studies, see Fullwiler et al.,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Student Debt Cancellation.” For a more recent study of the impact of loans on families today, see Zaloom, Indebted.
15. Krajeski, “It Takes a Community College.”

※ 本文摘自 《擺脫市場的自由》，原篇名為〈免費的教育〉，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