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from FlickrCC, by alexkerhead

文/怪熊

台南料理為什麼偏甜?說法不少,比較合理的歷史因緣,恐怕是日治時期的台糖株式會社壟斷了甘蔗採購,會社來磅秤甘蔗重量與品質後,蔗農憑蔗單領錢或糖,糖無法轉賣,可以想見其中一部分就進了自家鍋灶。加之台南發展得早,物資薈萃,民戶又較殷實,才有那個「才調」烹調偏甜的口味。美食家事後諸葛表示:甜味給其他味道額外鑿了一個層次,酸與辣都多了玩味。

以評論與撰史為台灣文學打基礎的葉石濤,正是府城「貴族」。他說台南「適合人們做夢、幹活、戀愛、結婚、悠然過活」,對窮、忙兼前途無望的二十一世紀台籍魯蛇而言,簡直小確幸的最高境界。可惜,對照今次台北市長選舉諸位賢達的發言,沒落貴族的「悠然」,顯然搆不進彼等眼簾。

葉石濤生在府城大街深邸,後來家道中落,成年後任小學教師。1951年,葉因「知匪不報」坐牢三載,出獄回不了原本學校,只好輾轉代課。他歷年發表的評論,在關心鄉土的寫作者、讀書人之間,輸送一股凝聚與同步的血流。年過耳順方撰成的《台灣文學史綱》雖有若干侷限,如今或許更適合「拉遠鏡頭」,看歷史元素紛紛雜雜,葉石濤如何選擇、又剔除了哪些。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第一條題獻就給了葉石濤,而這條題獻究竟意謂忠實、悖離,還是另闢蹊徑?也值得讀者比對咀嚼。

台南如今能賣小吃也能賣浪漫,文創底氣大勝台北,或許要歸功於歷史作弄。日本總督府設在台北。這塊盆地原本分成艋舺、大稻埕、內城三塊市街,日本人為鞏固殖民政權,「透視」進而監視民間,於1920年建城,三市街才慢慢連成一氣。國民黨的殖民統治為維持「法統」,遂在台灣重現全中華民國的制度,小小一個台北市,其上架著台灣省(對此,老記者王伯仁的回憶錄有談到),軍頭與特務在彈丸盆地裡弄權鬥爭。台北市直到1967年方升格直轄市,而認清「台灣才是此時此刻的現實」的一代人,則要等到1970年代才陸續嶄露頭角。

台北的發展比較晚,新興計畫區又是在國民黨殖民統治的格局下分贓割據(請參考陳東升的《金權城市》[已絕版]),台北老市街的風華,自不在官署或資本著力挽留的範圍。就此而言,台南遭受的侵蝕少些。老市街固然凋零,還不至於墮落成台北那種無文無創的文創。

又,台北為什麼會在那個時間點升格直轄市呢?不是因為社會共識夠高,而(至少一部分)是因為要搞高玉樹。高玉樹是台北市第二屆省轄市市長,這職位前後幹了11年,嗣後又進入中央。

在1950年代,「黨外」人士要跟國民黨支持的候選人競爭首長,可不容易。前衛出版的《高玉樹回憶錄》談及歷次競選與執政的諸多利害,許多「步數」時至今日還是存在。司法搞你,不成,就搞你家人手下。黨國支持的候選人可以進入行政中立的處所演講拉票,高玉樹則被擋下。「黨外」的身分會被構陷批鬥,自不待言。

高玉樹在市長任上,展現組織與領導能力。譬如1964年的選舉,高訓練了500多名監票員,令國民黨無法做票。此事如今聽來彷彿平行宇宙,但在當時確實是要靠組織訓練的「人治」監管,寫在選舉辦法裡的白紙黑字無從防弊。國民黨生怕高玉樹把各地區林立的山頭統合起來,當時的台灣警備總司令陳大慶便建議蔣介石,將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市長改成派任,便不虞高玉樹坐大。

不過,這本回憶錄讀起來,有時會覺得高玉樹「精神分裂」,怎麼才直斥黨國之非,轉眼又對黨國支持的達官貴人大奉腴詞。我以為這恰好凸顯這位「黨外」市長的政治智慧,他對於「誰對哪個位子有影響力」和「誰覬覦哪個位子」,一直敏銳地照顧著,政治素養十分成熟。儘管如此,1972年,蔣經國還是以明升暗降的方式,拉他去當交通部長,削除他的政治基礎。畢竟,1967年的「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案」的幾個要角,正是因他高玉樹組織的監票隊而結識;高本身的政論與交遊,也對這些後輩深有影響。

法文有個說法叫「貴族義務」(noblesse oblige),頗值得這個崇拜政商領袖的社會思考。在封建制度下,貴族擁有田產城堡,可審判領地內的犯罪,相應地,平時應濟弱扶傾,戰時要保護領民,參軍出征。府城飲食的甜味裡,蘊藏著貴氣與殖民的屈辱;平步青雲的市長,則展現了足以跟遷佔者政權鬥法的手腕。上升與沒落的貴族苟有一絲可觀,恐怕不是因其「貴」,而是「貴」所騰挪、積累、蘊藉的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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