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攝影/桓延

經過太陽花學運、香港占中,愈來愈多青年學生對中國問題萌生好奇──「為何一定要區分『中共』和『中國』?」、「為什麼中國的中產階級沒有成為民主推動者?」、「民主或許比個人生死重要,但當年成千上萬人的生死賭上民主,值得嗎?」、「台灣的『二二八』和中國的『六四』有什麼連結?」……一個個直指核心的問題,在王丹的新書《關於中國的70個問題》犀利地一一推解,反覆論辯。王丹於 10 月 18 日在金石堂書店城中店舉辦了一場新書發表會,但與其說是發表會,毋寧更像一場小型的「中國問題沙龍」。更有趣的是現場除台灣民眾,同時有幾位中國學生與會,產生更多的對話空間。

主持人政緯首先開場,將中國喻為一座冰山,「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經濟發展非常好,武力也強大,表面上看到的中國如此繁盛,但在冰山底下的中國卻較少接觸,甚至被掩蓋起來」而《關於中國的70個問題》正是用另一種角度來看中國,挖掘那些人所未察的樣貌。

王丹接過麥克風拋出引言,提到中國的三點不穩定的變數:
一、與美國關係的改變:從原本美國扶持中國成為崛起大國的情況下,開始轉成新的對抗。
二、經濟問題:只有維持住經濟穩定才有辦法持續擴張,若經濟持續下滑,便無法持續支撐就業市場。
三、領導階層問題:習近平提出「反腐敗」,一方面得到新民意支持,但另一方面導致中國官僚隊伍的不穩定,背後更有黨的權力鬥爭的變化。

這三大變數是判斷中國未來發展的最主要關鍵,強調現在正好是討論中國變化的時刻,順著脈絡,聽眾向王丹投出疑問──

Q1:最近觀察臺灣國民黨許多行為偏向共產黨方向,不知道未來兩者愈來愈靠近,最後走在一塊兒?(臺灣)

王丹答:1921 年起就走在一塊兒,第一次國共合作;1937 年抗戰爆發,再次合作;等到馬英九上台「號稱」第三次國共合作。基本上沒有分開,而且國民黨背後有龐大經濟利益做為誘因,這才是更該深層思考的問題。

在外頭的人會勇敢地延續歷史記憶,但要求裡面的人跟我們一起,這本身就不太道德

Q2:我的老師也曾參與到六四事件,但直到最近他卻說過去 20 幾年的事情,年輕人們就別再聊了,彷彿他傾向於不要再關心歷史、不要再關切政治。我好奇的是對於這樣的一群人──曾一起參與過事件的人,而後有這樣的轉變,您是持什麼樣的看法?(浙江)

王丹答:我不覺得他的觀點與我不同,但我們處在不同的時空環境,這才是問題。若今天換成我身處在中國,說話會小心一點,現在對於政治問題多少敏感一些,或許你的老師是出於愛護你、保護你的關係才有此說話,所以我完全不會抱怨他。

另外,你要知道台灣在政黨輪替之前,談政治也是很敏感的,幾乎家長們與孩子們講得話跟你那位老師一樣,二二八那件事情過去就過去了,二二八在台灣的歷史裡至少消失了 30 年,比六四消失得還徹底,但現在二二八成了台灣的一個圖騰。

所以從歷史角度看,先不論是短暫的時間不被提起,或是造成一種歷史空缺,重點應該是以後會不會再提出來被說。我們站在外頭的人,會想要勇敢地延續歷史記憶,但是要求在裡面的人跟我們一起,其實這本身就不太道德,所以這很正常。身為一名老師當然保守些,但年輕一代不一定要說出來,但應該更積極去挖掘,試著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

不惜一切代價發展經濟、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穩定

Q3:六四前後分別去過中國,發現那是一個轉捩點,讓整個中國動起來,我感覺中國愈來愈資本主義,即使共產黨的民主發展很不自由,但在做某些事情時卻顯得很有效率。譬如淘寶網、線上貸款等,很多中國想法沒有說不能做,我就先做了之後,習近平看到效果很好也沒有禁止它,後來才修法,但臺灣剛好相反,法律沒有說可以做的都不敢做。觀察我身邊的朋友,發現他們買東西很瘋狂,也不太懂他們生活方式,買東西非常大方,感覺很資本主義,甚至覺得中國的想法領先我們很多 。(臺灣)

王丹答:1989 年是中國發展的分水嶺,要是沒經歷過那年,中國一定會是發展成另一種方向。《人民日報》有位評論員吳國光對九○年代以後中國特點下了一個精闢說法:兩個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發展經濟、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穩定。中國問題就在這就是「不惜一切代價」,確實讓中國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最典型就是賠上了「環境」。

但中國現在並不是資本主義,反而走了相反的路,中共並不是朝向西方的資本主義,它應該是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前面有個「社會主義」的帽子。大家只看到中國經濟的部分,那輝煌燦爛很迷惑人的眼睛,但沉埋在繁華底下的東西不被看見,看見表層底下的問題沒看到,很多事情就無法理解了。

舉台灣為例,台灣經濟崛起是中小企業帶動的,政府並不干涉這塊,然而中國不是,中小企業發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民間中產階級的成長是很有限制的,看到的那些崛起的企業都是中產階級是屬於權貴階層,有權力定在那裡,若沒有這個權力,那才是所謂的資本主義發展。

  • 用Line傳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