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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葉佳怡

平路這次用二○一三年的八里雙屍命案做背景,重新演繹兩女──佳珍(對應現實中嫌犯)與洪太(對應現實受害夫妻之妻)──的故事,或許如同序言中陳芳明教授所說,此事件僅為一「酵母」,目的是探討人性中「情慾流動與權力干涉」,但畢竟也如邱貴芬序中所言,近期新聞與歷史不同,牽涉到眾聲喧嘩中屬於創作者的倫理問題,不過,我更好奇的是,平路作為事件演繹者,在此時可能折射出的性別困境。

在穿插於故事間的眾多引言中,其中一句傳播學院教授談論佳珍的話語如下:

案情中有慾望、金錢、死亡等羶色腥內容,媒體不願意往下挖,八卦媒體也沒做相關的深度報導。對所謂「蛇蠍女」,社會似乎有原始的戒懼。
觀察這一陣的媒體表現,我會說,台灣人禁慾到近乎清教徒。

相較於媒體,文學雖非報導,但絕對有深度挖掘人性的意圖,對於「蛇蠍女」,創作者想必不願進一步鞏固其僵化的是非二分概念,當然也絕對不以禁慾為目標。不過究其演繹慾望的根源,仍然必須以傷害與匱缺為根本。佳珍記得小時候父親會稱她為「我的小愛」,父親過世之後,她始終仍渴求那「無條件的愛」,而事件中跟她發生情慾關係的洪伯之所以吸引她,也是因為「望著老人被熱情點燃那張臉,佳珍有瞬間的迷惑,這是不是,父親對女兒,寵溺的、全然給予的、沒有條件的愛,是?不是?」

並非是可不可以的問題,但慾望本身在這裡似乎成為匱缺的附屬品。就連這童年的匱缺,都跟當時一位騷擾她的叔叔連結在一起:畢竟當年,她也在叔叔身上找到類似父親的情感,因而屈從於叔叔的洩慾。

不過這裡又有一個矛盾辯證。佳珍在和男友憲明相處時總無法自在,儘管她努力規劃兩人婚禮,試圖取悅他的單親母親,但那又像是向傳統價值屈從的安全選擇。而唯有放棄外在結構性的要求,純粹屈從於這匱缺的滿足,她才能感覺「真正的放鬆」。於是佳珍從傳統價值逃到童年匱缺,並且再一次浸淫於慾望,明明「渴求更多的快樂」,卻又宣稱自己發出「可恥的聲音」。

藉由這樣的推論,「蛇蠍女」不再是「蛇蠍女」,而是情有可原的女人。然而這份「情有
可原」究竟是否與所謂輿論的「禁慾」相反,卻是一個問號。

類似疑問在憲明身上也可窺見。憲明同樣擁有一位單親母親,父親的缺席使母親對他過分寵溺,直至他幾乎被「閹割」的地步,但此處的閹割並非讓他「不是個男人」,而是他只能以機器人的方式持守自己在異性戀關係中的簡配角色。正如佳珍抱怨他「連電話時間都一定事先約好」,儘管是抱怨他的無情趣,卻也諷刺地反映出她在結構中的追求。兩人的悲劇皆來自父親缺席,而兩人的追求都為了重現家庭內的那位父親。而唯一身為高級知識分子的妻子,明明是狀似最有機會翻轉此性別傳統的人物,卻仍是在一生尋找歸宿後未獲滿足,且失去作母親的機會,最後只能以一句「丈夫的葬禮,才是妻子真正的婚禮」作為微弱的反抗性呼喊。

於是(生理)女性拿到了全部話語權,卻是制度下的全然弱者。至於心思細節,除了面對制度與傳統的徬徨,幾乎沒有往結構外流動的可能。所有細節指向的仍是一個封閉的道德體系,一份父權至上的情懷,幾乎是規訓。

於是我不禁想像,如果一定要借用這案子,蛇蠍女是否可以就是蛇蠍女?如果酵母終究只是酵母,創作者也犯險選擇了一樁這麼近期的案子,那是否可能再跨大步一點,讓惡中有善,善中有惡,進一步模糊道德界線?雖然平路自己說,「寫這本書就是想呈現人性間的灰色地帶,每個人的背後都有苦衷與困難。」但惡女能不能就是惡女?不見得要為匱缺而求,也不見得要為慾望抱歉?當身體的慾望被否認,衝破結構的慾望幾乎也被否認。如果這不是報導,不尋求真相,而是要藉由文學爬升,我們能否在道德規訓與現有的情緒結構之外,看到更遠的風景?

最後要提,在故事中,洪伯幾乎是蛇蠍男,在最後的時光仍然貪財好色,但相對於這樣的翻轉,我不禁想像,這些男女除了困於結構之外,其實都擁有同樣的一點軟弱、一點自私、一點無關緊要的惡意、一點時光撫過後無從避免的磨損拖沓等種種累積之後的質地,但終究,在故事結束之際,那也只是我在眾聲喧嘩中的一種想像而已。

葉佳怡

木柵人。譯者。雜誌編輯。曾出版短篇小說集《染》《溢出》,散文集《不安全的慾望》

本文為「黑水・私觀點」系列書評,深入認識平路《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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