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是恐怖分子

文／扎克．伊博黑姆、傑夫．蓋爾斯

1990年11月5日
紐澤西州‧克利夫賽德公園

媽媽從床上把我搖醒：「出事了。」她說。

我七歲，是個穿著忍者龜睡衣的胖小子。對我來說，在天還沒亮就被叫起來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我己經很習慣了。可是只有爸爸才會這樣做，而且是為了叫我起來、跪在我那條有著清真寺尖塔的小毛毯上禱告。媽媽從來沒有天沒亮就喊我過。

這時是晚上十一點。爸爸不在家。最近他在澤西市的清真寺待的時間愈來愈晚了，但對我而言他還是爸爸，風趣、愛我、又溫暖。今天早上他還試著再教我一次怎麼綁鞋帶。他出事了嗎？出了什麼樣的事？他受傷了嗎？他死了嗎？我害怕極了，不敢猜想答案是什麼。

媽媽甩開一條白巾，它像朵雲一樣攤開來，然後彎下腰來把它鋪在地板上。「看著我，Z，」她說。那憂心忡忡的神情讓我幾乎認不得她。「你得盡快穿好衣服，然後把你的東西收拾到這條白巾上，再綁緊，好嗎？姐姐會幫你。」她往門口走。「快，Z，快，我們要走了。」

「等一下，」我說。這是我從我的太空超人毯跌下床後講的第一句話。「我要放什麼進去？什麼⋯⋯東西？」
我是個害羞又聽話的乖小孩，我想照媽媽的吩咐做。

她停下來看著我。「放得進去的都可以。」她說，「我不知道我們會不會再回來這裡。」

她轉過身去，然後走了。

我們打包好後，姐姐、弟弟和我下樓到客廳。媽媽撥電話給爸爸住在布魯克林的表哥，我們都喊他易卜罕叔叔，或只喊阿慕。她正很激動地在跟他講著電話，整個臉都漲紅了。她左手抓著話筒，右手緊張地撥弄著耳際鬆掉的頭紗。電視上正在播放新聞快報，我們成了插撥頭條了。媽媽發現我們盯著電視，趕緊過去把它關了。

她跟易卜罕叔叔又說了好一陣子，背對著我們。她一掛掉電話，電話立刻就響了起來。在大半夜這聲音非常刺耳，聲音太響了，彷彿它知道什麼似的。

媽媽接起電話。是爸爸的一個朋友從清真寺打來的，他叫馬默，是個計程車司機。大家都喊他紅人（Red），因為他的髮色。紅人聽起來急著要找爸爸。「他不在這。」媽媽說，然後聽了一會兒電話。「好。」她說完就把電話給掛了。

電話再次響起。可怕的噪音。

這次我猜不出是誰打的。媽媽說：「真的嗎？問起我們？警察？」

一會兒後，我從客廳地板上醒過來。在一陣混亂中，我不知不覺地打著盹兒。所有我們能帶走的、帶不走的東西，都堆在門邊，東西好像隨時要倒下來一樣。媽媽走來走去，一遍又一遍地檢查她的皮包。她把我們的出生證明都帶上了，萬一真有必要時，可以證明她是我們的媽媽。

我的爸爸，埃爾‧塞伊德‧諾塞爾（El-Sayyid Nosair），出生在埃及。我的媽媽赫蒂徹．諾塞爾（Khadija Nosair）在匹茲堡出生，在她還沒在本地的清真寺唸誦清真言、成為一個穆斯林之前，她原本的名字是凱倫．米爾斯（Karen Mills）。

媽媽看到我坐起來揉眼睛，就對我說：「你易卜罕叔叔現在要過來找我們了，」她聲音裡的煩惱現在又多摻雜了不耐煩，「如果他到得了的話。」

我沒有問我們要上哪兒去，也沒有人告訴我。我們就是等。等的時間遠遠超過易卜罕叔叔從布魯克林開車來到紐澤西的時間。我們等的時間愈長，媽媽跥步的速度愈快，我也愈覺得胸口快要爆開了。姐姐用一隻手攬住我，我努力讓自己勇敢起來。我也用一隻手攬住弟弟。

「啊，阿拉！」媽媽說，「我快要瘋了！」
我點點頭，像是我懂的樣子。

媽媽沒說的事情是這樣的。梅爾‧卡漢（Meir Kahane），一個好戰的拉比（rabbi），也是猶太保衛同盟（Jewish Defense League）的創辦人，在紐約萬豪國際酒店的交誼廳演講完後，被一名阿拉伯槍手射殺。槍手逃離了現場，逃亡的過程中還對一個老人開槍，射中老人的腿部。槍手衝進一輛在酒店門口等客人的計程車，但又衝下車往街上跑，手上還持著槍。一個郵務警員剛好經過，與槍手對開了幾槍後，那名槍手摔倒在街上。播報員忍不住描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細節：卡漢和那名槍手同樣都被射中頸部。兩人都性命垂危。

電視台不斷地播報最新情況。一小時以前，姐姐、弟弟、和我就像小時候天塌下來都與我們無關一樣地睡著，當媽媽聽見「梅爾‧卡漢」這個名字，她抬起頭來看螢幕。她第一眼看到的，是那個阿拉伯槍手的鏡頭，心臟差點停止跳動：那是我爸爸。

◎本文節錄自《我的爸爸是恐怖分子》，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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