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德魯.斯馬特

全球性工業經濟體制在十九世紀登場。當人類在工廠這座複雜機器中發揮齒輪的作用,費德瑞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這位讓高效率等同於敬業的美國教父級人物,在《科學管理原則》一書中將「科學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介紹給資本主義的工頭。

泰勒期盼進行工作時,能用一套標準化的「科學」方法取代每個零售商的知識與經驗。雖然泰勒主義(Taylorism)曾在企管課程中大受歡迎,且至今仍然受到推崇,形形色色的人本主義者對此卻興趣缺缺。也許是對抗日益增加的泰勒化(Taylorization),捷克劇作家卡雷爾.恰佩克(Karel Capek)在一九二○年提出機器人(robot)的概念—一個完全機械化、沒有靈魂的工人,無論行為或精神都失去了人性。在捷克文中,「robot」這個字恰好是「工人、勞動者」的意思。

同年,美國幽默作家克里斯多福.莫里(Christopher Morley)發表了〈論懶惰〉(On Laziness)這篇如今已成為經典的小品文。「一個貨真價實、不折不扣、對逆境處之泰然的懶人,」他寫道:「是唯一真正快樂的人。而唯有快樂的人才能為這世界帶來益處。這個結論是不可忽視的。」

泰勒哲學是一套剝削的技術

關於泰勒哲學,列寧寫道:「……著名的泰勒制在美國非常普遍,它之所以出名,正因為它是資本主義剝削不顧後果的最佳例證。任何人都能輕易理解為什麼這套體制會遭受勞工強烈的憎恨與抗議。」儘管看透了泰勒主義是一種嶄新的剝削技術,但列寧在籌畫建設蘇聯工廠時,仍舊採用了泰勒提出的許多手段。

儘管「科學管理」抬頭,但無所事事仍舊存在。就像忘憂島民,現代思想家提醒我們別忘了品嚐閒暇的甜美果實以及放輕鬆。關於人該放鬆的充足理由則可以在薇若妮卡.魏訥(Véronique Vienne)撰寫的《無所事事的藝術》(The Art of Doing Nothing)一書中找到。就連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這位二十世紀最多產的數學家暨哲學家也曾寫過一部名為《閒之頌》(In Praise of Idleness)的作品。他在書中寫道:「認真地說,我認為,深信工作才是道德高尚的想法為現代世界造成大量傷害,而通往幸福與繁榮的道路則存在於有計畫地減少工作量之中。」

閒散對大腦有益

就擁護無所事事的積極面與重要性來說,這些書和許多其他作品做得非常出色(因為這些作品通常是由自認懶惰的人所寫的)。有些提議將遊手好閒當成通往成功的另一種方法,有些主張無所事事單純只是想悠閒度日,還有些則建議可將無所事事視為一種對抗資本主義體制的政治手段。儘管我完全支持任何理由的無所事事,但我希望能在本書中提出某些驚人的近期神經科學發現,顯示當你什麼也不做的時候,你的大腦會有何反應,藉以進一步發展我的論點(這可能會遭到企業經理人和神經科學家一致質疑),那就是—實實在在地什麼也不做其實能讓你的大腦運作得更好。

傳說習慣晚起的笛卡兒就是在賴床、盯著天花板上的蒼蠅瞧的時候,福至心靈地想到構成座標格的X軸與Y軸,如今有許多小學生則為了研究其性質而失眠煩惱。科學界最重大的突破和藝術界最偉大的作品—一言以蔽之,歷史上許多偉大想法—未必是百折不撓地勞動的成果。相反地,突然閃現的頓悟或「啊哈!」片刻,往往來自里爾克生動描述為「不過是我們的內心在閒散日子裡發生巨大改變後所剩下的回響」,而且,這可能有個神經科學的解釋。

里爾克不可能會知道,將他對「回響」(reverberation)這個詞的隱喻用法,放入近一個世紀以後的現代神經科學中是多麼準確。我們將會看見,即使在什麼也不做的時候,腦中的神經元集合確實仍會產生回響。事實上,在我們休息時,位於大腦許多網絡「樞紐」的某群神經元其回響會更加強烈。這是新近的發現,而且據我所知,普羅大眾還不知道這一點。本書會嚴肅看待回響這個觀點,以便運用神經科學作為放輕鬆點的終極藉口。

現代生活的一大怪事是,儘管科技具備許多優點,但它其實剝奪了我們的閒暇時光。如今的我們無時無刻都掛在網路上。無所事事反而成了不合時宜的事情。

「靜息狀態網絡」(RSN;resting-state network)或稱「預設模式網絡」(DMN;default mode network),是由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神經科學家馬可仕.賴可(Marcus Raichle)於二○○一年所發現。當我們什麼也不做的時候,這個網絡就會活躍起來。

大腦的許多區域有專門的特定功能。靜息狀態網絡牽涉到心思游移或作白日夢。當你在晴天午後躺在草地上,或閉上雙眼,或者在上班時凝視窗外(假如你很幸運,辦公室有對外開窗),此時靜息狀態網絡就會變得活躍。也許最有趣的是,那些稍縱即逝的「啊哈!」時刻,往往較常發生在任由自己大腦的靜息狀態網絡有時間產生回響的那些人身上。

不斷回應當下挑戰,腦子就無法發揮創意

當你的大腦受到諸如電子郵件、電話、簡訊、臉書動態、跑腿瑣事、開車、和上司談話、檢查待辦事項清單等刺激不停轟炸時,它正忙著回應「當下的挑戰」,這個說法是由加州拉荷雅(La Jolla)史瓦茲計算神經科學中心主任、神經科學家史考特.梅凱格(Scott Makeig)所提出。有能力回應當下的挑戰顯然是很重要的。有沒有能力成功滿足這類挑戰,有時會左右我們的生死。儘管如此,倘若這樣的時刻變成無時無刻,你的大腦就沒有時間在看似不相干的事物間締造不同尋常的新鮮連結,找出模式,孕育新點子。換句話說,你的大腦就沒有時間發揮創意。

如羅素、里爾克與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等思想家可能早已洞悉某件重要的事,而它如今方才被現代神經科學所揭露。這些思想家及許多其他人終其一生全都主張,唯有有閒,個人的潛能方能充分發揮出來。這聽起來可能有點矛盾:畢竟,我們從小就被灌輸「閒則生非」(the Devil finds work for idle hands)的觀念。不過,若將現代神經科學對大腦的觀點列入考慮,那樣的主張可能不是偶然,因為隨著工作時數增多,我們的心靈滿足感與身體健康狀況都會下降。

何時開始,無所事事等同道德敗壞?

我們究竟是如何變得深信無所事事等同道德敗壞呢?無所事事在美國素來是件令人擔憂的事。清教徒堅信,勤奮工作是事奉神的唯一途徑。早在十六世紀的歐洲,也就是清教徒主義的根源,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與約翰.喀爾文(John Calvin)兩人都認為持續工作是神的旨意。同時,他們囑咐每個人都必須選擇一項職業,戮力以赴,將它「視為百年重責,這樣他才不會輕率地四處遊蕩。」強迫窮人與失業者勞動甚至被認為是讓他們「走上正當生活之路」的一種方法,因而受到鼓勵。

在路德的有生之年,歐洲正逐步城市化,人口也快速增長。這導致了過度擁擠的城市、高失業率以及通貨膨脹。倫敦、威尼斯與阿姆斯特丹等地的城市貧民數量急遽增加。路德等一干狂熱分子無從掌握宏觀經濟學,便將這批新出現的城市貧困群眾視為「冷漠的遊手好閒者」,認定他們應該以長時間勞動來抵消自己懶惰的原罪。

當今我們對工作與效能的偏執,可以回溯至路德誤將貧窮歸因於個人懶惰,而非錯綜複雜的社經環境。無所事事因此被視為惡行。要是路德當年曾受過社會學訓練,或許我們現在每年的節日數量會超過兩個星期。

在路德這種偏激的反閒暇哲學影響下,後果反應在我們短得離譜的假期天數和普遍推崇熱中工作的道德觀,這種狀況在美國尤其明顯。(然而,這種偏執並非美國所獨有,日本人甚至創造了「過勞死」一詞,意指「因工作過度而喪命」。)

考慮到市場上探討時間管理、「馬上搞定一切」的書籍與研討會數量急遽暴增,工作時間的增加也很顯著。我算過,亞馬遜網路書店有超過九萬五千種圖書探討時間管理這個主題。你必須對時間管理很有一套,才能讀遍亞馬遜網路書店中與時間管理相關的每本書。假定一本書的平均頁數是兩百頁,那麼待讀的資料總計有一千九百萬頁。想要處理完這一切,你得連續七十二年,每天大約閱讀三本書才行。

假如這些書真能讓我們做事更有效果,那麼我們的工作時數為何會增多?為什麼接二連三的研究顯示,因為工作過度,我們承受的壓力更甚於以往,與家人的關係益發惡化,體重增加,還變得較不快樂?當時間管理產業的圖書大賣,你我的工作時數卻增加了—這難道不奇怪嗎?容我引用羅素的話:「你能想出比這更精神錯亂的事嗎?」

相反的,我認為美國的時間管理文化和專業人士的工作時數之間存在著一個根本的矛盾。我們的工作表現愈是高效能,就會被迫承擔愈多的工作。這是個無止境的循環。因為我們堅信,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時間都不應該被浪費。

從科學觀點看大腦不僅與路德教派或基督教對人的看法不相容,也和我們的工作倫理有所牴觸。備受稱頌的工作倫理就像奴隸制,是一種有系統的文化創作,源自對人類普遍懷有的一種錯誤觀念。如今我們回頭看奴隸制,會認為它既荒唐又可怕。此刻我們很清楚奴隸制這個想法錯得有多離譜。也許有一天當我們回頭看工作倫理,也會有同樣的感受。一旦修正了對大腦的某些錯誤看法,未來的新世代將會認為現今的過勞社會既荒唐又可怕。

※ 本文摘自《閒散的藝術與科學》,原篇名為〈遊手好閒,那可憎的怪獸〉,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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