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llowing two tabs change content below.
Readmoo編輯團隊

Readmoo編輯團隊

閱讀最前線編輯群。

文/丁允恭

每一滴水,都對於即將傾盆的暴雨有所貢獻。然而在每一場大雨後,我們總是都看不清水滴的面目。

H與Y之前因為對V父親的評價,而筆戰了起來。就某個角度來說,讓本來只是一天的、不甚引起人注目的新聞,成了好幾天報紙論壇上駁火的主題,也算是讓V的父親備極哀榮了。

在V的父親的葬禮上,H跟Y都來了,隔著座席,遠遠地分據兩邊,目光跨越中間坐滿的社運頭人及勞委會官員,偶爾彼此掃視一下,又迴避過去。

V的父親可以說得上是台灣工運上高大的身影之一。Y及其同志們,對於V父親晚年受到政府的「招安」深感不滿,認為這是對自主工運的嚴重摧折,也是工運圈頭人的墮落。而H正在為V的父親做傳,深深惋惜無法在他過世以前,將作品完成。

在靈堂外面,T抽著菸,他曾經跟隨著V,以及V的父親,在桃園為新的自主工會開疆拓土。我問他對於H及Y之間爭執的看法。

「他晚年做的事情,他本來就應該要接受批評,這個也沒有什麼好說的。然而Y這些人也常常只是會打嘴炮而已。」

在敗選後,前幾天的閉門檢討會議,不知道是不是V所引介的,H也是被邀請出席的學者之一,而他要求隱蔽身分,所以沒有被列在報紙上的名單裡面。

「聽說你那天在裡面講了很多笑話。」我問H。

「我只是很實在地陳述了他們的困境,大概是他們也覺得自己很好笑吧。」H說。

那天又在報紙上,看到了分別來自D與W的黨務改造論點。而媒體上對於他們那個世代是否能再度崛起的討論,對於權力流轉的想像,遠多於他們的論點本身。或許好笑的不只是那扇門裡面的人而已。

關於Y。

似乎我一九九一年的時候,就該認識他了,但那時並沒有真正地認識。

Y的年紀其實沒有大我們太多,那時候他在圈子裡很有名。據說他是第一個到廣場上的高中生,據說他在高中的時候,就被調查局監控,據說那個時候,學校裡面還充滿了「細胞」,浮游在液態的人群裡面,自由的或不自由的。

一年多以前,Y以及比他更年長的大學生們在廣場上的靜坐,在那個時候,還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只能算是存檔的過期新聞,評價還沒有發酵完成。他們的世代離奪權好像還很久,只是沒想到之後那麼快就到來了,卻又那麼快地全盤崩毀掉。

但無論如何,廣場上的嘉年華,開啟了我們對革命的想像。那個時候台灣還不流行三百塊一件印著Guevara大頭的T恤,持有毛語錄雖然不再那麼危險但也不再是那麼崇高。我們的典範庫裡面就是那麼貧乏。

那個時候,念高中的我,在綠色書包的肩帶上,用立可白畫出了黨旗,也在包面上的「建國」兩個字上加上了白圈。我的外省父母看到就極不舒服,父親嚷嚷著說:「不是說你沒有自由,可你不能去瞎搞。」他說那是個爛黨,我就說你們那個才是爛黨,然後就穿上球鞋走出家門了。

那個時候,有這樣的三段論:國民黨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對立,就是合理;因為被國民黨禁止,所以合理。這是粗糙而生猛的啟蒙三段論,而在那個時候,雖不中亦不遠矣,因為邪惡如此鮮明,世界簡單而美好。

我們幾個社團的人,混在一起時,就想要在學校搞一份地下刊物,其中有人是Y所帶領的學弟,於是跟Y接頭上了。

Y的形象是模糊的,只知道他是個英俊修長的學長。他幫我們借了左統小黨的會議室開會,幫我們找人印刷,在校慶那天早上,還幫我們在學校週邊發送做好的刊物,以避免被校方逮到。

在地下刊物的事後不久,當時結夥起事的朋友某君,就問起我,是否要去參加由Y所帶領的讀書會,雖然我不太愛念書,更不要說跟一堆人一起念書,但是參與祕教儀式總是好玩的,於是我跟著他去了。

他們念的是Mandel的「社會進化與人類出路」,那本書迄至現在我尚未真的讀過一遍,可是封面的圖畫我卻是約略記得,上面是馬克思、列寧、托洛斯基乃至於毛主席等人的漫畫圖像,整本書引起我興趣的只有這個封面而已。

(其實我們大多數人,對於成為革命家,比對革命理論的興趣要高得多了。只不過比較麻煩的是,很多人到了中年期左右還沒有認清這點,也沒有矯正過來。)

讀書會裡面,也有幾個女中的學生,她們總是穿著制服,深綠的、淺白的、有點透明的鵝黃色的,炫示著青春以及菁英意識的。當然當初我並沒有這麼深刻的觀點,只是總想看清楚裡面的內衣線條。在那個時候,就聽說Y極受女性的歡迎。總之讀書會並沒有令我感到有趣,就只去過了那麼一次。

此後多年,在大學的運動社團裡面,才漸漸跟Y熟識起來。Y對於大學生們總是充滿魅力,他有著誠懇的眼神,低沉的聲線,並在話語裡載荷著深沉的理論,用最清楚的字眼說出我們為什麼要革命。

也有很多人總是說,以他當年的名聲,他儘可以像是同世代諸人一樣,成為政黨派系裡的新秀,受到培養,可是他沒有選擇那一條路。所以縱使他樹敵頗多,而輾轉於不同的派別與組織間,卻沒有人會說他是個投機主義者。

大學延畢的那一年,大家發動一場成功的反高學費抗爭後,卻引起了團體內的鬥爭,學長跟帶領社團的教授,指責我跟政黨的關係交代不清,試圖滲透,還在主編的黨的學生刊物裡面,爭搶運動的功績。於是他們發起叫我滾蛋的連署書。

在那個低潮的時節,我在學校旁邊進步青年愛去的地下室書店裡面,遇到了Y。

「我自己在圈子裡也曾是很多爭議的,我瞭解你的處境。」Y同情地看著我。那時覺得相當溫暖。

沒想到,最後聲討的連署書出來以後,Y竟然掛在名單的第一位。

多年以後,不久以前,Y娶了做主播的財團千金當老婆,這引發他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團體裡的一番風暴,托派基本教義人士們上綱上線地用e-mail list大發文告檢討他。許多人冷眼看著笑話,但我卻覺得沒什麼好笑的。人要如何對自己的生命史做交代,其實是個嚴肅的問題。

關於T。

那年,在Toshi廠,我們花了一個禮拜,做抵擋警察與保全的防禦工事。Toshi廠是個將近十年以前就因為業主惡性倒閉,而導致員工集體失業的工廠。憤怒的員工因為索討無門,於是乾脆佔廠為家,一住就是八年,中間當然也有一批批聲援的工運人士。然而,在經過好多次流標,這間廠房卻終於被拍賣出去了,新的業主將前來點收。

T跟廠裡面的人接頭上了,號召我們在最後的關頭前往聲援。我們在偌大的廠區裡面,將老闆遺棄的鋼骨臺車堆疊成堡壘,用鐵絲線一圈一圈地綑綁起來,再用電氣鑽把大塊鐵皮釘上去。一整週的功夫,都在進行這樣的工作。這是T最喜愛的事情,用身體、用勞動的方式,去感受「運動的實踐」。

在最後一天的下午,我們也試投用台啤瓶子做的汽油彈。為了要不要在汽油裡面加入砂糖,因為據說這樣可以增加火瓶的響度與燃燒範圍,阿Da打電話給他菲律賓的朋友們,但菲律賓的朋友們對他說:「我們不會做汽油彈。我們都用槍。」

這個時候T又說話了:「他媽的把汽油灌進瓶子裡、把布條塞進去就是了。連個汽油彈都要雞雞歪歪。」於是我們就照幹了。試丟的效果還不錯,一墜地就畫出一個好幾公尺半徑的火圈,連對面大樓上正在用DV蒐證的警察好像都嚇了一跳。

大家約定好,分配自己的戰鬥位置:我跟阿Da負責跟工人們綁在工廠的鐵門上,T跟C則在廠房裡備好汽油彈與棍棒,如果警察或是保全突破了廠區門口的防線,長驅直入進了廠房,他們就要在裡面做最後的反擊。

在那天夜晚,T很認真地把一起來聲援的年輕人和學生叫過來。

「我知道我們不會成功,可是我們總可以留一點什麼下來。」他說:「如果真的流了血,就會讓人家知道,這年頭不是所有的工人運動,都是開開記者會,演演行動劇。那些老闆們才會真正害怕。」

第二天上午,當大家都就位了,更多聲援的人也在外面把廠房團團圍起來,卻傳來這樣的消息:

買下廠房的新業主對工人們妥協了,拿出了若三千萬元來擺平,算是替前手的人清償欠下的資遣費。據說那個廠區土地背後的利潤十倍於此,所以他才能夠大方出手。

不論是汽油彈或是棍棒,都沒有派上用場,不過我還是掛彩了,因為在趕搭工事的過程裡一腳踩進了蓋板碎裂的水溝裡面。

「我們倒成了討債集團。」T有點無奈地自嘲地說。

在那個晚上以前,我跟T一起到處搞抗爭,也像是跟Y一樣,有聯合有鬥爭,只不過我跟T聯合的時候要多了許多,而鬥起來也是直接得很,甚至就拿起身邊的傢伙幹起架來。

一九九七還是一九九八年的時候,我初識他,他還留著骯髒結球的長髮,態度粗暴傲慢,還有一個突兀的大下巴,可是他的表情總像是有把火在腦子燃燒著。

據他自己所說,在廣場裡面,他只是一個擔任糾察隊的大一學生,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個子高大,但是當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是個胃弱的前中年人。

他也從來不站在講臺上拿麥克風,而總是像個糾察隊,在演講臺旁邊環繞著,也像是鷹隼一樣,從底下環聚的人群裡面蒐羅可以被組織的年輕學生,或是面對到警察來舉牌的時候,跑到隊伍的最前方去大聲嗆聲,用他的手臂擋架。

和T的對話,總是這個樣的:

「你們那個黨,死抱著還有什麼救?」

「不抱著那個,抱著別的,你就有救嗎?」我反脣相譏。

「社運對你來講,只是玩一票,你能像我們一樣,到基層工會去蹲點嗎?」

「不管我是不是玩一票,現在還有人為了什麼好處,要來玩這一票嗎?拜託你以為現在是八○年代,還是九○年代嗎?社運還有政治資本可以攫取嗎?」

在「我們那個黨」執政以後,社運圈子的人,一度摩拳擦掌,認為黨的反動性終將呈現,而對於自主工運等等的發展,將是一個大好消息,因為運動不再會被黨所吸附。可是所呈現的結果是,更多的社會力,被吸附到兩個政黨對立擠壓的鋒面上,所有被我們認為是真實議題的議題,都更加隱沒。

我總是覺得,T把運動當作一種個人性的救贖,耽溺在純化過後的心志之中,並且忽視其中現實感的缺乏,以及潛在的矛盾性。然而,常常正是因為他這種偏執,而替他帶來強大的說服力,或者說,是一種從心底下讓你必須要去接受的脅迫感。

我跟T的對話,藉用政治不太正確的比擬,常常讓我想到三島由紀夫與石原慎太郎的爭辯。石原總是覺得,三島的姿態,或多或少來自於自己對於現實政治的無能。但是最後,走入政治的拳擊少年,真的擊倒了揮舞著武士刀的浪漫幻想者嗎?

關於C,跟我們一起在Toshi廠參與抗爭的C,他是個嬉皮性格多於革命色彩的人。對於廣場上的事,他最愛回憶的,就是蹲在後臺吃蚵仔麵線,斜著眼看臺上的總指揮講得慷慨激昂。

他對於這個世界似乎也總是這樣斜著眼看待著的。

「你看,那隻大聲公,就像是他的老二一樣,他在那邊講得口沫橫飛,無非就是想把他的精液,像口水一樣噴到臺前的女生身上。」

這就是C的運動史觀。

T一直關心的好朋友,卻也是讓他深刻地覺得被背叛的,是V。

他總覺得V過去跟他說,要在桃園建立出長久的工運基地來,要實現真正的工人參政,都變成了空話。

關於V。

他跟他的父親一樣,有像熊一樣高壯的體格,但是V的父親形象魯直剛猛,而V則總是充滿了狡黠與智慧的神色。

V離開工會之後,到青輔會擔任高級官員。他不像其他很多人,跑到勞政系統,即使新任的勞委會主委請他擔任辦公室主任,他也遲不前去。據T的說法,V總想擺脫父親高大的陰影,走他自己的路。

「你們那個世代真是太過高傲,常常看到有人這樣講:在野百合之後,台灣就沒有學生運動了。但其實這真的是狗屁,野百合只不過是被時代推著走的東西,而在九○年代後半以後的學生運動,我們反對高學費、批判智慧財產權、爭取打工時薪提昇,但野百合世代的人,還要說我們只會爭取自己的利益。」

「沒錯,你說的沒錯。但說這麼多,你無非就只是感嘆自己生不逢時而已。」

V總是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出事物的重點來。

有時,我會有一個錯覺,像是Y或者T,他們這些徹底拒絕跟我們這個黨有什麼關係的人,除了唾棄黨進步性的退化以外,或許在深層的情感因素上,也因為這個黨始終擺脫不去它的族裔色彩,雖然這其間已經經過無數次「族群融合」的宣稱。

曾經,作為一個外省人,怎麼樣正當化自己,在罪愆與反動,這兩個我不太願意靠過去的端點之間,尋找一個適恰的位置,是我自定的政治行為主題。

在二十歲出頭、台語還不是那麼輪轉的時候,我就入黨了,那個時候,在小型的聚會裡面,罵起外省人來,還不是那麼遮掩,而每每用國語發言,也總是會被小小地消遣一番:「是不會講台灣話喔?」

這樣的事情,倒也並不是單方面的。十七歲的時候,在即將要拆除的舊社團辦公室門柱上,用黑色噴漆亂噴亂畫,寫上「台獨萬歲」,結果整批人被叫到訓導室去罵,帶著北方口音的教官特別指著我的鼻子說:「你不是外省子弟嗎?台灣話會說幾句?跟人家搞什麼?」

所以,或許就是因為曾經在這樣的進退失據中間,我對於D會充滿那樣深厚而非基於理性的嚮往。

關於D。

雖然也認識了許多年,但D對我來說,與其是個具體的前輩或朋友,更不如說他是我曾經學步的對象。

就某些角度來說,他實在是太過典型。他是外省人,而且在執政以前,就明明白白說出黨的「河洛沙文主義」。當然,更因為他擁有直言批判的特質,至少從外面看起來是如此。

在二○○一年,某個電信集團因為溢收大量款項,我跟朋友小Ma搞了個工作小組,自告奮勇地代替眾多知情及更多不知情的苦主去討債,在協商無效的情況下,我們最後的策略,是找上政治人物開記者會,以大量商譽的損失作為最後的武器。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找上在市議會的D。

那也是我第一次近距離看著他,一字眉底下,銳利的眼睛直直地衝著人看,好像他看誰都是那個模樣,很多人說他看起來凶悍,但我總是覺得這樣的眼神,其實帶有年輕人的憨直。

助理跑過來跟他說,電信集團的老闆,透過公關經理告知辦公室,如果這個記者會真的要開,那就要動用社會關係,把他在選區的票抽走。我們心想,大概這個行動要告吹了。

但他卻馬上打斷了助理的話:「胡說什麼。他要抽得走就隨便他。」

後來透過D,到了派系的辦公室去工作,那個時候在黨裡面,派系還沒有如此被汙名化,我跟幾個更年輕的朋友,也在底下成立了工作室,協辦青年組訓的營隊。其實一方面也是為了要追隨上D的腳步。

「其實D最近不是很喜歡你。」某天有人這樣告訴我。

「真的嗎?」

那人輾轉又說了許多理由。D的作風是謹慎的,對於年輕人的冒進、急躁,觀感很差,又何況還有其他人向他匯報我的種種不是。

那之後不久,我就摸摸鼻子離開了。

在前年黨內繚亂的風暴以後,D也受到嚴重的打擊,一向敢言的形象,從他的資本,變成了包袱。

在立委初選開始以前,我途經青島東路,與同樣騎著機車的他比肩而遇。他大聲呼喚著,在路邊將我攔下。

「最近在忙什麼?你在市議會當某某的助理嗎?」他說。

「沒有,沒有,我已經辭掉了。」我暗想,難道他是要召集競選的人馬嗎?所以連忙這樣對他說。

「嗯嗯,有空再聊聊吧。」

不過最後D還是沒有找上我。

我始終不知道D對我確實的觀感怎樣,也不好去直接問他什麼。

不過,對我來說,他既然是作為一個年輕時代的內心典型,他對我好或不好,欣賞或是厭憎,其實也不太重要了。

比較可惜的是,我並沒有機會,從更近的距離,去檢視自己青春的夢幻,是不是足夠真實而已。

我常叫住在萬華的H,投票給D。H總是對我嬉笑怒罵地說:「你們外省人就是這樣。」但是他當然還是都投給了D。

而相對起D來,我與W的相處就具體得許多。

關於W,他們都說他是那個世代的指標,雖然我並不很明確地知道,他是否曾在廣場裡扮演過什麼樣的角色,可是那個世代的光環常常歸屬於他,指責與批判當然也是一樣。

其實更早一點,我也常常覺得,因為W個人的成就,而致使其後投入黨懷抱的年輕人,都把自己的目標與進程設定錯誤了。大家都期待著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就能站在聚光燈底下,分享人民的萬千寵愛。

但無論如何,在二○○五年底以後,W的好運好像似乎終於用光了,又因為與領導人意志的相左,黨的基層支持者還封給他「背骨囝仔」的惡稱。

在這個時候,透過朋友的介紹,W找我去幫忙他的黨內初選。我們約好三更半夜,在他募資所開的自助旅行俱樂部地下室,進行深談。

我早到了一些,等待少頃,W便從黑暗的巷道裡走了過來,向我揮揮手。正要走進去的時候,他摸摸了褲子口袋:「忘了帶鑰匙耶。」

W抱歉地攤攤手微笑,然後他說,那我們就只好爬進去了。然後他真的開始翻越欄杆而上,個子不高的他,稍微在臺階上頓了頓,我用手幫了他一把,把他推了上去。

「我不否認自己曾經因為時代的浪潮,因而站了上去,不過那畢竟是過去的事了。」那天談話即將結束時,他對我說:「在現在這個時候,我也還原到原點上了,我們不妨也從自己的初衷出發,好好打這一仗。」

於是,雨下到讓一切都發起霉味來的三個月裡,我們併肩展開了一場理想主義色彩的戰爭。

W讓我掛著他競選辦公室主任的身分,替他打理文宣事務,召開記者會,也跟他一起撰寫陳述理念的小冊子。一度作為天之驕子的W,他的競選班底,要比起想像的小了許多,扣掉在外面經營組織的同仁,所謂的競選辦公室,也只有兩個人而已。這場戰役裡面,我曾經連續七十二個小時待在辦公室裡面,只為了在短暫的時限之內,把一批批的競選廣告搞定。

對我來說,這不僅是為了W,更是一場試圖扭轉時代的風向的戰役。就像是「20世紀少年」裡面的名句一樣,我們想要奪回那個標誌,奪回那面黨旗,而我終有機會站在戰鬥的前沿,渾身充滿狂熱感。這樣的意象當然有一點自我膨脹,不過選戰的艱辛,難免需要一點這樣子的精神來支撐。

在民調開始進行前的下午,我們難得有休息的時間,偷空在辦公室旁邊坐著喝杯咖啡。他談到前一天在call-in節目,站在黨領導人一方而修理他的、與他同期的年輕學者X:

「X以前在學校的時候,總是自許為真正的左派,而說我們都是缺乏進步性的議會路線分子。但是他現在卻選擇這條路,在這個時候加入了更錯誤的一邊。」W帶點感慨的說著。

「其實這一切都只是因為政治市場上的理性抉擇而已。X料想他的同世代人,過去的進步學者,都選擇了批判的區位,而把這麼一大塊鞏固領導核心的市場讓出來,他大概覺得馬上搶進,可以取得代言人的位置吧。而他的確也成功了。」我對W提出我的分析。

「或許吧,」W苦笑:「但我並不會因為市場,就去選擇那一塊空間。」

前幾天,H跟我喝酒的時候,我跟他說到,要寫這樣一篇文章。

我跟他抱怨,要在文學上採取特定的政治立場並且保持優雅,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除非面臨一定程度以上的愚蠢或殘暴,很難有什麼精采的表現。另一條出路就是你加入愚蠢或殘暴。所以在propaganda與犬儒之間,大部分人選擇了後者。

「難道你要去寫一篇propaganda的東西?」

「倒也不是吧,我只是想要試著不那麼犬儒而已。」

H聽了,並沒有對此做什麼評論,他只是一貫嘻皮笑臉地說:

「那你不要忘了把我寫進去。」

當我從酒醉裡面醒來的時候,看到不知道是H還是我自己留下的紙條:

年輕人保守化。(說他們,說我們,還是真的更年輕的?)

唯發展主義。(九○年代以前,還是選後的現在?)

現實主義感。(是要現實主義,還是要現實感?)

遺產(誰的?有人死了嗎?)

我們有談到這些玩意兒嗎?

可以確定的是,是喝醉的時候寫的,不光是因為字體歪斜而已。

在下一場雨來臨以前,在中間乾涸的日子裡,有關雨水的記憶,或許也就是諸如此類的東西。

──刊載於2008.05.19-21《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 本文摘自《擺》立即前往試讀►►►

  • 用Line傳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