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邁可.桑德爾;譯/陳信宏

探討一個社會是否公正,就是在問這個社會如何分配我們重視的事物──收入與財富、義務與權利、權力與機會、職位與榮譽。一個公正的社會懂得以正確的方式分配這些財貨,讓每個人得到自己所應得。困難的問題在於每個人究竟應得什麼,以及他們為什麼應得那些東西。

我們先前就已開始探究這些問題。在我們思索哄抬物價的對錯、紫心勳章的相對主張,以及金融紓困之時,已經區辨了分配財貨的三種方式:福利、自由,以及德行。這三種理想分別代表了思考正義的不同方法。

我們有些辯論反映了我們對於何謂追求福利最大化、尊重自由或者培養德行所懷有的不同想法。另外有些辯論則是涉及我們對於這些理想互相衝突之時該採取什麼做法所抱持的不同意見。政治哲學無法一舉徹底解決這些歧見,但能夠形塑我們的論點,並且為身為民主公民的我們所面對的選項釐清道德性質。

本書探究這三種思考正義的方式所帶有的優缺點。首先從追求福利最大化著手。對於像我們這樣的市場社會而言,這種觀點提供了一個合乎直覺的起點。當代許多政治辯論的重點都是在於如何促進繁榮,或者改善我們的生活水準,或者刺激經濟成長。人們為什麼關注這些事情?最顯而易見的答案是我們認為繁榮可讓我們過得更好──不論就個人還是社會而言都是如此。換句話說,繁榮之所以重要,原因是繁榮有助於我們的福利。為了探究這項觀念,我們討論功利主義:這種思想是針對人們該怎麼追求福利最大化(功利主義者稱之為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以及為何該從事此一追求所提出的最具影響力的陳述。

接著,我們探討各種把正義與自由連結在一起的理論。大多數這類理論都強調尊重個人權利,但哪些權利最重要?其實各有不同想法。在當代政治當中,認為正義即是尊重自由與個人權利的觀念至少和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功利主義觀念一樣為人熟悉。舉例而言,美國權利法案就列出了若干自由,也包括言論與宗教自由,即便是多數也不准加以違背。在世界各地也愈來愈能夠接受正義就是代表尊重特定普世人權的觀念(理論上是如此,儘管實際上不一定是這樣)。

以自由做為正義起點的思想包羅廣泛。實際上,我們這個時代有些最激烈的政治爭論,就是發生在此一思想當中的兩個對立陣營之間──自由放任(laissez-faire)陣營與公平(fairness)陣營。自由放任陣營的帶頭者是自由市場的自由放任主義者(libertarians),他們認為正義就是尊重以及維護成年人自願做出的選擇。公平陣營中的理論家則是比較具有平等主義的傾向,主張不受約束的市場其實不公正也不自由。在他們的觀點中,要達到正義就必須要以政策補救社會與經濟劣勢,從而讓每個人都擁有追求成功的公平機會。

最後,我們討論認為正義無法脫離德行與美好人生的理論。在當代政治裡,德行理論經常被人與文化保守主義者以及宗教右派畫上等號。自由主義社會的許多公民都對立法規範道德的觀念反感至極,因為這種做法恐怕會淪為偏狹與強迫。不過,認為公正的社會肯定了美好人生的特定德行與概念這種想法,對於意識形態光譜上的各種政治運動與論點都有所啟發。不只塔利班的正義觀是來自於道德與宗教理想,廢奴主義者與馬丁.路德.金恩也是如此。

在試圖評估這些正義理論之前,值得探究的問題是哲學論述可以怎麼進展,尤其是在哲學與政治哲學這樣一個充滿爭議的領域裡。哲學論述經常始於具體情境。如同我們在物價哄抬、紫心勳章,以及紓困的討論當中看到的,道德與政治省思都產生自意見歧異。這些歧見經常出現於公共場域的不同黨派支持者或者對立主張的擁護者之間。有時候,這種歧見也會出現在個人內心,例如我們發現自己對於一個困難的道德問題感到左右為難的時候。

不過,究竟怎麼樣才能夠從自己對於具體情境做出的評判,推論出我們認為應該適用於所有情境的正義原則?簡言之,道德推論究竟是由什麼所構成?

道德兩難

我們極少會像山上的那群士兵,或是失控電車的目擊者那樣面臨影響如此重大的選擇。不過,思考他們的兩難困境有助於我們理解道德論述能夠採取什麼樣的進展方式,包括在個人生活以及公共領域裡。

民主社會中的生活充滿了對於是與非、正義與不正義的歧見。有些人支持墮胎權,有些人則認為墮胎等於謀殺。有些人認為,要達到公平就必須對富人課稅而幫助窮人,有些人則認為,藉由課稅剝奪人憑著自己努力而賺得的錢財是不公平的事情。有些人為大專入學制度的平權措施辯護,認為這是補救過往錯誤的手段;有些人則認為這是一種不公平的反向歧視,導致憑著自身條件進入大學就讀的學生遭受權益損失。有些人反對刑求恐怖行動嫌疑犯,認為這是一種在道德上令人深惡痛絕的行為,不該發生在自由社會裡;有些人則加以辯護,認為這是預防恐怖攻擊的最後手段。

選舉的輸贏經常奠基在這類歧見上,所謂的文化戰爭也是因為這類歧見而起。就大家辯論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問題所展現的熱切與激動情緒看來,人們也許會以為每個人的道德信念都受到成長背景或宗教信仰的形塑而固定不變,超出理性的影響範圍之外。

如果真是如此,道德勸說就會是不可想像的事情,而且我們視為對於正義與權利的公共辯論也只會是一堆武斷的聲明,雙方各自拋擲意識形態而已。

在最糟的狀況下,我們的政治確實頗為接近這種情形。不過,事情不需要是這個樣子,有時候一項論述可以改變人們的想法。

既然如此,我們如何在正義與不正義、平等與不平等、個人權利與共善(common good)這些充滿爭議的領域當中進行推理?本書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一個起步的方法,就是注意我們如何因為面對一個困難的道德問題而自然展開道德省思。

我們一開始會先對何謂正確的選擇產生意見或者信念:「把電車轉彎駛上側線軌道。」接著,我們再思索此一信念的理由,並且找出奠基其上的原則:「犧牲一條性命以避免多人死亡是比較好的選擇。」然後,面對一個無法簡單套用這項原則的情境,我們就不免陷入困惑:「我原本以為盡可能挽救愈多性命一定是正確的選擇,可是把人推下橋(或者槍殺手無寸鐵的牧羊人)看起來卻像是錯誤的行為。」感受到這種困惑的力量以及加以釐清的壓力,就是驅使我們思考哲學的動力。

面對這種緊張關係,我們可能會修正自己先前對於何謂正確選擇所做的判斷,或者重新思考原本支持的原則。隨著遭遇新情境,我們就會在自己的判斷與原則之間往復來回,不斷因為其中一者的改變而修正另一項。把心思從行動領域轉向理由領域,然後再轉回來,就是道德省思的活動。

這種構思道德論述的方式,也就是在我們對於特定情境的判斷,以及經過省思而確認的原則之間來回辯證,具有一項長遠的傳統。這種做法可以追溯到蘇格拉底的對話以及亞里斯多德的道德哲學。不過,這種做法雖然源遠流長,卻不免受到下述的挑戰:

如果道德省思就是在我們做出的判斷以及確認的原則之間找出吻合之處,這種省思如何引導我們達到正義或者道德真理的目標?就算我們在這輩子裡成功讓自己的道德直覺與遵循的原則相符,又如何確定此一結果不會只是自我一致的偏見而已?

答案是,道德省思不是個人單獨的追求,而是一種公眾的努力。道德省思需要有對話者,不論是一位朋友、鄰居、同志,還是一國的同胞。有時候,這麼一名對話者可以是想像而非真實的對象,就像我們有時候會和自己爭辯一樣。不過,我們無法單純藉由內省而發現正義的意義或者最好的生活方式。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蘇格拉底把一般百姓比擬為一群被關在一座洞穴裡的囚犯,唯一能夠看見的就是牆上的影子,由他們永遠無法理解的物體投射而來。在這段陳述裡,只有哲學家才能夠爬出洞穴,來到明亮的日光下,看見各種物品真正的樣貌。蘇格拉底指出,只有瞥見過太陽的哲學家才有資格統治洞穴裡的居民,前提是他們必須要能夠勸誘他回到陰暗洞穴裡。

柏拉圖的重點是,要理解正義的意義以及美好人生的本質,我們就必須超越日常生活中的偏見與慣例。我認為他說得沒錯,但只對了一部分而已。洞穴居民的主張也必須受到應有的重視。如果道德省思是辯證性的,如果道德省思是在我們判斷具體情境以及形塑那些判斷的原則之間來回往復,就需要意見與信念,如同土地和穀物那樣相互不可或缺,不論那些意見與信念有多麼偏頗無知。不受牆上陰影影響的哲學,只會產生一座貧瘠的烏托邦。

一旦道德省思趨向政治化,一旦問及人們的集體生活應該受到什麼樣的法律規範,就必須接觸城市中的喧鬧混亂,接觸那些攪動大眾心智的論述與事件。針對紓困與物價哄抬、所得不平等與平權措施、兵役與同性婚姻等議題所進行的辯論,都是政治哲學的內容。這些辯論促使我們表達以及辯護自己的道德與政治信念,不只是在家人與朋友之間,也在我們要求嚴苛的同胞面前。

要求更加嚴苛的,則是從古到今的政治哲學家,他們深入思索了驅動公民生活的各種觀念,諸如正義與權利、義務與同意、榮譽與德行、道德與法律,而且有時採取的思考方式極為激進又出人意料。

亞里斯多德、康德、彌爾與羅爾斯都會出現在本書中,但次序不是依據時間上的先後。本書不是介紹觀念的歷史,而是帶領讀者踏上一場道德與政治省思的旅程。

本書的目標不是要指出誰在政治思想史上影響了誰,而是邀請讀者把自己對於正義的觀點付諸審慎的檢驗──找出自己抱持什麼想法,以及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 本文摘自《正義》,原篇名為〈為所當為〉,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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