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薩瓦爾

我們祖父輩的辦公室沒有鋼筋,沒有檔案夾,沒有電梯,沒有電暖器,沒有電話──也沒有裙子。
──洛靈,建築師

美國政府在一八六○年代開始雇用女性職員。當時有許多受教育的男性職員換下乾淨的白領襯衫、穿上聯邦軍的藍色制服去打南北戰爭。美國財政部長史賓納獨排眾議,率先採取這項措施。

史賓納起初不讓這些令人不安的新雇員去處理機要工作,只先試著讓她們做一些輕鬆而不用花大腦的工作,譬如整理、包裝債券與現金。他很驚喜地發現女性員工的表現非常好。更棒的是,他不用付給她們和男性一樣高的薪水。

也因此,即使在戰爭結束之後,他仍舊繼續雇用女性,而聯邦國會議員也立法壓低她們的薪水:一八六六年規定女性最高薪資為九百美元,而男性最高薪資則在一千兩百到一千八百美金之間。史賓納在一八六九年滿意地宣稱:「有些年薪九百美金的女性,表現得比很多兩倍薪水的男性還要傑出。」

當女性證明自己能夠毫無問題地勝任辦公室工作,而且往往比男性表現得更好,便開始大舉進占辦公室職場,徹底改變了南北戰爭之前只屬於男人的領域。在職員人口增加的同時,男女之間的比例也大幅變動。

女性職員數量驚人成長,但僅限定於特定職位,因而得以讓她們實質壟斷這些工作;只是這種壟斷顯示的不是偌大的權力,而是普遍的屈從與冷漠的歧視。

速記便是這類領域之一。辦公室速記員主要書寫口述文字。由於當時認為手寫文字(即使是由他人寫作)比打字更慎重,使得她們的地位與薪水比打字員稍高,但低於私人祕書。這是因為後者至少能夠親近(卻無法得到)主管的權力。

然而不論地位高低,工作本身的性質或趣味卻無庸置疑:不論是手寫或機械打字的工作,都不需要太多想像力或進取心,而女性也被認為比較能夠從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由於女性受雇當打字員或速記員的情況相當普遍,使得這些工作與女性產生強烈連結,因此打字工作者常常被簡稱為「打字小姐」,有時甚至還省略人類與機械的區別,直接稱她們為「打字機(typewriters)」。

私人祕書也逐漸被認為是女性工作,不過理由不像打字和速記是因為單調乏味,而是因為沒有前途。泰勒主義的信奉者萊芬威就寫道:「女性比較適合擔任祕書工作,因為她們不會排斥從事卑微的工作或處理瑣事。這些工作往往會讓雄心壯志的年輕男子感到焦躁憤怒。」

由於辦公室這個新世界有許多不成文的規定,當男性討論到女性的存在以及伴隨而來的性別問題時,就會出現困惑、驚慌及誇張的絕望與焦慮。

雖然在二十世紀早期,已婚辦公室女職員比例愈來愈高,結婚後仍舊留在職場的女性也愈來愈多,但由於許多上班族女性未婚,使她們的存在對於眾多未婚甚至已婚的男性都有可能造成混亂。

在作家柴斯編著的一本速記員與老闆戀情的小冊子裡,速記員可想而知被視為等候應召的妓女。他以帶有偷窺想像意味的筆調描述:「在老闆舒適的私人『工作室』,隨時都存在著誘惑與機會。打扮得光鮮亮麗、眼神溫柔的女孩具有迷人的魅力,很容易讓多情的雇主上鉤。從溫柔的注視到滿足的親吻只有一步之遙。」

女性進入辦公室的時期,和同時崛起的女性爭取投票權運動並非巧合。當女性在職場上逐漸享有獨立地位,自然會開始爭取代表權力與自由的公民權。

當男性自認為替女性著想,指出辦公室生活對女性有多危險時,往往會遇到女性職員否定。

一九○○年,亞特蘭大會幕浸信會極受歡迎的布羅頓牧師到紐約布魯克林,在 YMCA 向一群全是男性的聽眾演講。他宣稱速記員的文憑不是通往事業成功的門票,更不能替她們找到成功的伴侶,而是「通往淫蕩生活的門票。我寧願送給年輕女孩直接通往地獄的通行證,而不是給她們證書,讓她們得以進入老闆關上門的高級辦公室」。

許多女性職員聽聞有關他演說的內容,對於他暗示女職員無法拒絕男性的說法不願表示沉默。然而她們的回應在現代讀者眼中有時並不政治正確。一名自稱「魏爾小姐」的速記員投稿到《亞特蘭大立憲報》,責難他暗指速記員「淫蕩而不純潔」。她主張至少百分之「九十九」進出辦公室的速記員都是品德高尚的基督徒。只有那些因貧窮鋌而走險、沒有宗教信仰的女孩,才會對積極示愛的老闆讓步。

不論女性辦公室職員是不是品德高尚的基督徒,她們進入的職場對於性騷擾問題確實沒有提供任何保護。就連性騷擾一詞也直到二十世紀晚期才出現。指南書和相關機構提供的答覆都曖昧不明,只教導女性以耐心的沉默或裝傻來回應勾引。

一本一九一九年出版的祕書指南主張:「女性必須學習不要去注意男性注視自己的熱烈眼光,不要去理會放在自己手臂上的手,或是繞到椅背後方的手臂。」而且女性職員還必須以「得體而禮貌的方式」這麼做,「因為重點不是回絕,而是回絕的方式」。

在大蕭條之後的數年間,企業家和他們底下無望升遷的職員喪失自信,於是通俗文化便開始暗示是女性毀了辦公室。

「娃娃臉」(一九三三)這部片拍攝於電影審查制度嚴禁好萊塢電影猥褻情節之前。這部電影不僅成功捧紅當時還不太知名的芭芭拉.史坦威,也為逐漸增加的辦公室女性確立了「淘金者」形象,將她們塑造為男性欲求與恐懼的對象。

史坦威飾演的莉莉來自工業城鎮,在她父親骯髒汙穢的地下酒吧工作,隨時受到健康受損、社會地位也處於絕望狀態的男性工人糾纏,必須努力抵擋他們的鹹豬手。當莉莉的父親在離奇的意外中死亡,她便和同樣在酒吧工作的非裔好友奇可(泰瑞莎.哈里斯飾)一起逃往紐約,準備進一步探索自己的「潛力」。

莉莉和某家銀行的人事主任上床之後,總算得到最底層的工作。這家虛構銀行名叫高譚信託銀行,位在裝飾藝術風格的摩天大樓(奇可成為她的女傭,偶爾在影片中唱唱藍調。雖然兩人常一同出現在銀幕,但「娃娃臉」這部電影仍認定她的角色絕對不可能成為白領員工)。

在巧妙而怪異的主題當中,電影鏡頭移動於窗戶之間,暗示莉莉藉由上床爬上銀行階級,從外匯、檔案、借款、蓋印契約到會計部門,一路升上公司高層。她甚至為了地位更高的上司而甩掉年輕的約翰.韋恩飾演的角色。當他在被甩了之後露出迷人的表情時,有個女職員告訴他:「醒醒吧,小子。娃娃臉會遠遠超越你的階級。」

每當莉莉陷入困境,她便訴諸自己的魅力──在影片中藉由聚焦在她閃耀動人的笑容來呈現,並故意模糊鏡頭,使她看起來更像天使。然而她的欲望卻完全屬於物質主義。

不論是好是壞,我們現在所認識的兩性世界當中有許多要素是辦公室帶動的。辦公室讓男女得以相識。雖然不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但至少能夠走出焦慮而無人關注的家裡。女性雖然有很長一段時間只能從事較低層的工作,更幾乎不可能爬上管理階層,但她們成為辦公室生活刻板形象的主要來源。

媒體也是一樣。在二十世紀的二○與三○年代,「白領女孩」成為許多流行小說的主題。這些小說描述的女性,和閱讀這些小說的女性之間存在著共通性。雖然女性已經在工廠工作了幾十年,但差別在於工廠女工幾乎都來自工人階級或移民家庭,無法接觸英語媒體。在辦公室上班的中產階級女性則屬於和小說讀者(通常都是女性)同樣的族群。

如果辦公室不讓女性得到平等地位,有些人主張至少要讓它盡可能適合女性。辦公室必須像家一樣,有效率而乾淨。將兩性關係帶入工作場所會危及辦公室理應發揚的中產階級道德,因此某些女性便扛下責任,至少要確保女性員工不損及這個環境的神聖性。

一九○九年,羅德島普羅維登斯的家庭主婦凱薩琳.吉布斯因為先生死於遊艇意外而頓失依靠,必須獨立撫養兩個兒子。她首先嘗試製作禮服,但這項事業很快就失敗了。後來她還是依循當時其他眾多女性選擇的道路,在波士頓的西蒙斯學院註冊速記課程。

西蒙斯是一所較為特別的祕書學校,除了速記還會教外語,讓女性在畢業時擁有兩項技能,並具有良好教養及國際化氣質,使她們能夠憑專業,吸引那些希望祕書除了外表魅力之外還要有頭腦的公司雇用她們。吉布斯將這樣的教導銘記在心。

她賣掉所有珠寶,賺得一千美元,憑這筆錢創立她自己的訓練學校,在一九一一年買下普羅維登斯祕書學校。日後被暱稱為「凱蒂.吉布斯」的學校成為只須稍加琢磨的聰明女性選擇的學校。吉布斯學校不只稍加琢磨她們,還提供更多內容。

這些學校專注培養他們認為適合辦公室的人格特質:端莊、聰明、能幹,能夠配合老闆而不是挑戰他,或讓他感到不舒服。除了打字和速記、辦公室規矩和電話應對技巧之外,課程還包括法律、數學,以及英文。日後學校課程還會包含生產管理、財務、會計基礎。訓練當然也包含穿著與外表。

吉布斯學校的女孩要追求的不是美麗,而是「權威的外觀」,呈現優異的判斷力而不是性魅力。「凱蒂.吉布斯」類型的女性成為普遍的文化形象。

林恩.佩柔在她詳盡的祕書史研究中提到,吉布斯女孩受到的訓練讓她們「幾乎就是辦公室的藝妓」。她們被教導應該如何在電話閒聊,或在雞尾酒派對上對時事發表機智意見。換句話說,她們經過精心雕琢;對於想要增添辦公室光彩的老闆而言,是不會令人丟臉的裝飾品。

不過就如克蘭茲和其他人呈現的,辦公室女性必須面對宛若珍.奧絲汀小說般充滿細微規範和禮節的世界。她們不會推翻這個世界的秩序,只會去學習掌握它。吉布斯自己也承認她要培養學生面對的世界充滿不公:「女性的事業遭受各種阻礙,包括欠缺工作機會、男性不公平的競爭、偏見,更重要的是不當的薪資與評價。」

但除了找工作較方便之外,就讀吉布斯學院幾乎沒有解決這些問題。吉布斯自己或許是個女企業家,但她的學生卻只能替男性企業家工作。就如早期指南書和教育機構指導女性別在意貪婪企業家煩人的求愛,吉布斯教導她的練習生以沉著的手段應付辦公室世界。在當時,這或許就是她們能夠尋求的最好方案。

※ 本文摘自《隔間》,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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