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家庭主婦要支薪，月薪會是⋯⋯？

發表於 2018-11-102021-05-19By Readmoo編輯團隊好書秒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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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凱特林．馬歇爾

目前，全球移民有一半以上是女性，在某些國家數字甚至達到八○％到九○％。她們的人生構成要素，是長時的工作和極低的薪資。家務很辛苦，脫離人群且不受規範。她們通常住在工作地，亦即別人的家裡。她們是這個家的一份子，但同時也是外人。

決定她們工作品質的因素，有一大部分是要看她們能建立起什麼樣的關係。如果和雇主家庭關係緊密，就比較能成為一個好褓姆。孩子見到她們的時間，會比看到媽媽的時間更多，更不用說一定比和爸爸的相處時間長。有時候，孩子們會愛褓姆。但講到要重新協商薪水與工作條件時，和雇主家庭關係好反而會讓她們更難以啟齒。要切分成不同的角色幾乎是不可能的。她們是出於自利而工作，還是出於愛？又或者兩者皆有？

雇主經常認為可以利用這樣的困境占便宜。

如果褓姆表現不好，她會失敗，但如果她表現得太好，她也會失敗。倘若孩子比較親近褓姆而不是雙親，做家長的會不高興，褓姆生涯將會很短命。要求平衡是很困難的。

與勞動市場裡的任何工作類型相比，全球家事勞工的工時是最長、最不穩定而且最難預料的。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執行的一項研究指出，很多女性家事從業人員未獲允許不得擅離雇主家中。口語、身體以及性方面的騷擾很常見，但少有人舉報。此外，這類員工通常是以非法身分待在他國，很擔心遭到遣返。她們幾乎無時無刻不擔心，最掛懷的是遠在地球另一端的親生兒女。

這是全貌的其中一半。

另一半是，一位菲律賓家事服務員在香港賺得的薪資，相當於菲律賓郊區男性醫師的收入；在義大利工作的海外褓姆，賺到的薪水比在母國時約高了七到十五倍。她們是受害者嗎？如果是，那是和誰比？

藉由離鄉背井，這些女性得以養活自己和家人，也給了她們力量，讓她們得以比父親和前夫更優越。她們得到權力與自由。在很多國家，女性移工寄回家的錢在經濟體的占比，超過國際援助與海外投資的總和。以菲律賓來說，這部分在其國內生產毛額中就占了一○％。

成為家事服務員雇主的女性進入了有薪工作的市場，替自己買來自由，免做大量的家務。她必須這麼做。如果你要追求事業，當你走進辦公室時，就得把家庭生活留在公司門外。上班時間是要表現的時候，是自私的時候，是學習的時候。但，這是為了什麼？

就業市場裡的概念，大致上仍認為人類無形體、無性別，是追求獲利的個體，沒有家庭也沒有背景脈絡。女性可以選擇成為這樣的人，或者成為完全相反的另一邊：為了平衡情勢而必須存在的自我犧牲隱形人。

但，通常是處境替她做決定。

國內生產毛額不納入家事的主要理據，通常是這些工作並不重要。一個社會內的家事數量永遠都是固定的。但，如果經濟學家們從未把這部分納入統計之中，他們又如何能得知前述的結論呢？

在西方世界，女性在工作日時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時間要花在無薪工作上，對照來說，男性的數據為四分之一。在農業部門占大宗的開發中國家，男女的差距更大。

在亞洲與非洲某些地區，男性通常移往大都市，女性則留在老家。她們得不到男人與政府的支援，反而必須想辦法擔起事業、家事與農作的三重負擔。

經濟學家有時開玩笑說，若一個男人娶了他的家事服務員，則會害該國的國內生產毛額下降；反之，如果他把老媽送到老人之家，便又能促進經濟成長了。這個笑話除了道盡經濟學家的性別角色認知之外，也說明了同樣的工作在什麼條件下能計入國內生產毛額，在什麼條件下又不能計入。

當已婚婦女進入勞動市場，她們開始把更多時間花在能算上貢獻的工作上（家庭之外的工作），花在不計貢獻工作（家事）上的時間就少了。這一點大幅拉高了西方世界的國內生產毛額。但這種成長精準嗎？就因為大家都懶得想辦法把家事的價值量化，使得我們顯然高估了財富的實際成長。確實，洗衣機、微波爐和食物調理機把家務變得不那麼耗時，因此差距不一定像前述所說的這麼大。但重點是，我們並不知道實際情況如何。

如果你想得知經濟體的全貌，就不可忽略一半人口花掉一半時間去做的事。

女性必須在為男性所打造的經濟模型裡證明自己

衡量家務，不會比計算多數納入國內生產毛額的項目更困難或更簡單。比方說，我們要費盡心力，才能算出一位農民在土地上耕作出來、但沒有送到市場去賣的食物有多少價值。面對家事時，我們不肯付出同樣的心力。女性做的事是一種天然資源，我們認為不必算進來，因為我們假設這些付出會取之不竭、一直都會有。家事被視為一種長久存在的隱性基礎設施。

加拿大的國家級統計機構試著算出無薪工作的價值，他們的結論是，這工作約相當於國內生產毛額的 30.6% 到 41.4% 之間。前一個數字的算法，是以用有薪工作來取代無薪工作所需付出的成本來算；後者的算法，則是看如果一個人在做家事時也可以賺到薪資，那他或她可以賺到多少錢。

不管用什麼方法，算出來的數字都很大。

一個社會的經濟要能蓬勃發展，必須要有人、知識和信任，這些資源大部分都透過無薪的家事工作產出。快樂、健康的孩子是各種正向發展的基礎，包括經濟發展在內。但是，經濟人既沒有孩子，也不存在於任何背景脈絡。他就像孫悟空一樣，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當經濟學家假定所有人都像經濟人一樣時，就看不見經濟體中的另一大半。

實務上，這是一種排除女性的方法。

一九五七年，當時育有兩子的三十六歲母親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發了一份問卷給老同學。此時距離她們從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畢業已經有十五年了，這所精英女校的畢業生多數和傅瑞丹一樣，全心忙著照料家庭和孩子。但傅瑞丹還身兼自由作家。她懷孕時被解聘，丟掉了記者的工作，她希望在開同學會之前能了解過去的同窗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她認為自己或許能據此寫一篇文章。

傅瑞丹列出幾個比較偏重於心理的問題，然後發出問卷。收回來的答案讓她大吃一驚。躍然紙上的，是多數女性極端的不快樂。而不快樂是最不容許浮現的感受。

焦慮、性挫折、無望與抑鬱，現實中家庭主婦的真實感受，和媒體大量製造出來的幸福郊區裡的幸福女人形象大相逕庭。當時是戰後美好的美國，有太空競賽、破紀錄的經濟成長和車道上微笑的孩子。傅瑞丹不知道該如何去描述她得到的結果。沒有任何語言能用來討論這個問題，所以她開始把這種現象稱為「無以名之的問題」（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

不滿、困惑、鎮定劑成癮、被心理分析搞到迷途、被整個社會忽視──這些人都是貨真價實的家庭主婦。傅瑞丹寫了一篇文章，但沒有任何期刊願意刊登，到最後她別無選擇，只好拿這些素材大力發揮，寫成一本書。

一九六三年，《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在美國出版。傅瑞丹娓娓道來中上階級的女性如何埋在枕頭裡暗自飲泣，如何被困在完美的郊區華屋裡，以及聚焦於吸引男人、留住男人、生兒育女、不顧自我需求的人生觀如何慢慢地從內開始噬咬她們；一個必須要和神奇小藥丸一起吞服才能嚥下去的理想，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女性是如何在孩提時代就被哄騙接受這樣的想法：現實環境中有太多專為家居生活、生兒育女以及消費主義打造的精美物品，如果她們想要別的，那一定有問題了，解決方法是吃顆藥、談場戀愛、買一部洗衣機。這本書的銷量超過兩百萬本，而且就像美國作家艾爾文．托佛勒（Alvin Toffler）說的，「扣下了歷史的扳機」。

現代女性仍在奮戰，以便爭取平等機會進入男性的經濟人世界。女性必須更努力，在辦公室裡展現她對事業的承諾，以對抗「最適合她的位置是家庭」這個假設。在此同時，她還要接受其他的批判，標準是她有沒有能力以男人做不到的方式，將居住環境與家庭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

這套系統綜合運作的結果，是把家庭和工作之間的衝突描繪成女性的問題，解決問題是她們的責任。女人要在工作上表現得更果斷、要減少工時、要找到合適的伴侶、要編製更有效率的待辦事項清單、要簡化人生、要整理包包、要多花點時間做瑜珈，還要注意時間掌握節奏！

社會鼓勵女性要從身為人的角度來思考身體，不僅如此，更要把身體視為裝上計時器、有生育年限的炸彈，爆炸的時間就設定在她努力向上爬、求得升遷的同時。

到那時，她就要面對自己的本質：女人。

成為人母，一切都會互相衝突。原本必須清楚一刀切開的公領域和私領域，突然之間都混在一起了。她不能把便便大腹留在家裡，和其他個人面的部分鎖在一起；她必須把屬於家庭的一部分帶進有薪工作的世界，然後再帶回來。而這部分就是她自己，但也不只是她自己。

女性本身或是有薪工作世界都無法處理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