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慧真

雲林台西鄉自救會成員吳日暉開車來接我們,初次來到麥寮,想瞭解六輕的外地人,通常找他當「導遊」,幫忙導覽六輕周圍的地景。

在緊鄰六輕的雲林長庚醫院,我們與另一個導覽團狹路相逢,那是由台塑企業贊助、電視公司主辦的主播記者培育夏令營,三十幾位高中生免費參加,得到可進入一向門禁森嚴的六輕廠區採訪的珍稀機會,報導麥寮「生態港」、六輕專屬的消防隊,這一站來到雲林長庚,他們將要產出的內容是「免費健檢保安康」。

青春洋溢的高中生拿起麥克風已略具架勢,每當有人從醫院大門走出,就急切地衝上前去,因為大型醫院裡空蕩冷清,大半天等不到一個人。

吳日暉冷眼看著這一切,不論是六輕提供在地居民的免費健檢,或者學校免費的營養午餐,「對我而言都是極致的羞辱」,接著他的身體開始抽搐:「給了一個電錶(指台塑給居民的補助),就會感到高興嗎?不,是感到非常痛心,痛心到晚上睡不著。」

一場演講驚醒夢中人

從前吳日暉只覺得村子裡的癌症患者多得嚇人,人口外流,葬儀社卻愈開愈多。二○一二年十月二十日,臺大公衛系教授詹長權在雲林連辦兩場說明會,總結自二○○八年以來關於六輕汙染與居民健康的研究,指出石化汙染的指標重金屬與多環芳香烴等致癌物,在距離六輕十公里以內的雲林麥寮、台西鄉住滿五年之居民的尿液代謝物中,其濃度顯著高於雲林其他鄉鎮之居民。

聽完演講,吳日暉猛然醒覺,成了對六輕提告的全職抗爭者,他穿起「控訴六輕汙染,發願修行」的T恤,用土法煉鋼的方式挨家挨戶蒐集資訊,他理了平頭,乾癟的身軀再也榨不出一點水分,像是在抗爭中苦行的修道人。

詹長權的雲林流行病學研究,成為台西鄉民提告的主要依據,吳日暉說:「聽法官在問問題,感覺他都沒有讀我們給他的資料。」台西鄉民的第一任義務律師是詹順貴,二○一七年底採訪時,他的身分是環保署副署長,已將案子轉手出去,他回想當時場景:「第一次開庭跟法官講流行病學因果關係,法官居然問這個案子跟流行性感冒有什麼關係?他就不想審呀。」

學者接力,證明汙染的最後一哩路

控告六輕案困難重重,因為司法上要求嚴格的「因果關係」,需要由受害居民舉證,居民的癌症到底是哪一種具體的化學物質導致?又是從六輕四百根煙囪中的哪一根所排出?證明汙染的最後一哩路,必須要進到六輕廠區內做實際的煙道檢測,但一般人根本無法進入六輕廠區。

中興大學環工系教授莊秉潔在二○一二年被台塑集團以誹謗名譽提告,求償四千萬元。提告理由之一是因為莊秉潔曾在會議中說過:「六輕自己的煙道資料到現在為止還是空的。」

二○一七年來到莊秉潔的研究室,停著一臺公路車,採訪這天他穿著螢光車衣,在空汙拉警報的臺中,他騎單車通勤,以身體力行減少碳排放。

曾經和大財團纏訟,很難沒有陰影,莊秉潔卻沒有忘記當初讓他惹禍上身的那句話:「空白的煙道資料」,他想用自身的空汙模擬專業,接棒詹長權的流行病學調查,補上最後一塊真相拼圖。二○一一年蘇治芬當縣長時,莊秉潔就曾對雲林環保局提出建議,想去量測六輕四百根煙囪裡的重金屬與致癌物質,從蘇治芬到李進勇(已於二○一八年底卸任),他苦笑著說:「預算始終沒有編列。」

雲林縣環保局長張喬維,正好是莊秉潔從前的指導學生。老師三不五時就催學生進去六輕量測,學生卻難以行動,因為很多一、二級有害空氣汙染物,環保署沒有訂立標準檢測方法,也還沒有排放標準。

莊秉潔說:「喬維說他去量的話,一來沒有排放標準,所以無法開罰,二來如果量測所用的不是標準方法,台塑提訴願的時候,就會質疑這個不是標準方法,讓他因而敗訴。」

環保署修訂「固定汙染源有害空氣汙染物排放標準」,二○二○年加入「健康風險概念」

一九九二年由環保署公布、並於二○一三年修訂的「固定汙染源空氣汙染物排放標準」,管制一般空氣汙染物包括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一氧化氮等,遠遠不符合日益複雜的工廠製程現況。 民間的環運律師詹順貴入閣後,在環保署內推動修法。二○一七年九月,環保署預告「固定汙染源有害空氣汙染物排放標準」亡羊補牢,以專法管制「有害」空氣汙染物,分三階段,第一階段在二○二○年元月先實施二十九項,包括石化業加工常見的一級致癌物1,3-丁二烯,以及重金屬鎳、砷、汞等。第二階段於二○二一年實施二十項,第三階段於二○二三年實施二十三項。三階段將七十二項有害空氣汙染物列管。 詹順貴在這次修法中,特別加入「健康風險」的新概念,以二○一六年在許厝國小遷校風波中成為眾矢之的的一級致癌物「氯乙烯」(VCM)為例,氯乙烯在之前的「固定汙染源空氣汙染物排放標準」已列入,排放管道(指煙囪)標準為小於10 ppm(ppm指百萬分之一,10的負六次方),周界(依土地利用方式及對民眾生活影響程度,由地方政府劃定周邊影響範圍)標準為0.2 ppm。而二○二○年將要實施的第一階段有害空氣汙染物排放標準,在排放標準納入健康風險概念,以民眾可接受暴露濃度訂定「容許環境濃度限值」,分為一小時值(短期暴露、急性影響)以及年平均值(長期暴露、致癌性、慢性影響)兩種。氯乙烯的小時值為20 ppbv(ppb指十億分之一,10的負九次方;v代表體積),年平均值為0.04 ppbv。 在管道排放方面,以往不管排放量大小,氯乙烯統一適用於一種標準。在有害空氣汙染物專法中則透過空氣擴散模擬工具核算,依其製程、排放量、同一區域內的排放源數量,「客製化」、「差異化」計算出排放標準,不再像從前講求單一共通性。

稽查最前線:興訟、挖角與科學軍備競賽

我們來到正式編制只有四十三人的雲林環保局,很疑惑這樣的人力要如何監管六輕?局長張喬維說,正式員工和約聘雇大約是一比一,空噪科負責六輕業務的僅有七人,除此之外,還會外包給專業工程顧問公司。稽查人數仍遠遠不足,張喬維常舉的例子是,臺北市環保局底下取締亂丟菸蒂等工作的稽查大隊,正式編制就有一百七十三人,是雲林整個環保局的四倍多。

人少還是得做事,監管六輕不僅工作繁重,還需面對高強度的壓力。對於環保單位開出的罰單,台塑每件必提訴願。張喬維說:「金額最少的一張是(六輕為堆置煤灰與汙泥所興築的)灰塘違反廢清法的六千元罰單。」區區六千元,台塑寧願花十倍以上的價錢,請來知名法律事務所的律師興訟,看似不符合經濟效益,卻能讓第一線稽查人員疲於奔命跑法院,在無形中製造莫大的心理壓力。

對於頻繁提出訴願,台塑安衛環中心副總經理吳宗進接受我們訪問時強調,台塑集團是對於「法律模糊地帶」的裁罰才會提出訴願,法令明確的裁罰都會接受。

前環保署中區稽查大隊隊長石秉鑫則指出:「從民國九十九年到現在,對六輕的裁罰有二百二十八件,台塑每一件都提訴願。開罰一件要給他們陳述意見一次,訴願委員會一次,還有行政法院再一次,甚至不服到最高行政法院,一件告發下去承辦人員要跑四、五趟不只。」

中區稽查大隊負責六輕的第四小組,人力也只有七人,還要負責南投、雲林的其他業務。石秉鑫跟我們形容進入六輕稽查,卻成了「反蒐證」的對象,「壓力非常大,我們去最多是四個人,到了現場,六輕十幾二十幾個人緊跟著,我們所做的每一個步驟都會全程被拍照、錄影,做為他們日後行政救濟的依據。」

雲林環保局空噪科員曾建閩是第一線的稽查人員,他非環工本科,進入六輕稽查,必定要有顧問公司陪同,「那次只帶一個計畫經理跟我進去,(六輕)他們十幾個人,在旁邊不停質疑我,說環保局儀器有問題。」臺灣曼寧工程顧問公司工程師蔡宗憲提到去一般工廠稽查,大部分都很客氣,去六輕氣氛就很不同,「變成被六輕挖過去的老鳥,挑戰前來稽查的菜鳥。」

臺灣曼寧長期和雲林縣環保局合作,成為六輕鎖定的高薪挖角對象。陪同環保局進廠稽查的臺灣曼寧工程師,下一次就搖身一變,成了在廠內「反搜查」的六輕安衛環中心雇員,這樣的戲碼屢屢上演。

※ 本文摘自《煙囪之島》,原篇名為〈六輕汙染羅生門──誰的檢測才算數?〉,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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