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保羅.索魯;譯/余佑蘭

過去,我常常對那些在書店面對汗牛充棟的旅遊書而不知所措地問「為何會有這些書?」的人表示同情。直到最近我才感覺到,這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旅遊書對我而言似乎總有點不登大雅之堂。為何介紹這個國家?理由何在?重點是什麼?這類旅遊通常乏善可陳,它不過是作者尋找寫作題材的藉口罷了──我總認為,這類旅遊的動機相當可疑。

旅遊書並沒有特定的形式。它不限定類型,而且長短不拘;從不帶感情的事實引導(例如《發現土耳其》)、到冒險犯難類(例如《聖母峰快意滑雪行!》、《搭橡皮艇,海上漂流116天》),以及我稱之為殺人祭的故事,到像已故英國作家布魯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之類極富想像力的作品,就連查特文自己也搞不清他所寫的是旅遊書或是小說。他對這點並不是很在意──這個問題總是讓他狂笑不止,彷彿被一個素不相識的人搔中肋骨似的。

令人意外的,倒是俄國小說家納布可夫(Vladimir Nabokov)在《愚昧人生》中對這類旅遊寫作有一段詳盡的描述。小說中一位人物說道:

例如,有個作者談到我所見過的印度時,滔滔不絕地提到當地的跳舞女郎、獵虎、苦行僧、檳榔和毒蛇等充滿神祕東方魅力的事物。但這些描述有何用﹖這些東方趣味並未讓我看到印度,相反地,它只讓我感到牙痛而已。而今,還有另一種寫作法,例如某個作家是這樣描寫印度的:「入睡前,我把濕漉漉的靴子拿到外頭晾乾,早晨我發現上頭長出了一層厚厚的藍色森林(『是菌類,女士,』他解釋說)……」在那當下,印度在我眼裡變得栩栩如生。

在我的六本長篇旅遊書和各式短篇遊記中,我可以說正是「把溼漉漉的靴子拿到外頭晾乾,然後描述隔天早上的發現」。我按自己觀察到的真實情況去記錄和描述人。一九七四年,我把伊朗形容成落後、不可信賴、灰塵瀰漫、充滿基本教義派──一個充斥著泥土屋和伊斯蘭教神學家喧鬧聲的蠻荒之地──結果遭到紐約一名負責推銷伊朗國王形象的賈維茲太太厲聲抨擊。她可以說服她自己、卻無法說服我伊朗是西方民主和現代化展示櫥窗的這個事實。隨著時間的流逝,伊朗所呈現的是我較熟悉的面貌──沾滿血腥、充斥著心懷仇恨神學士的呼喊聲。

旅遊書價值的檢證

旅遊書的價值應該由日後所發生的事件來證實。普里契特(V. S. Pritchett)在一九五五年所寫的《西班牙性格》(The Spanish Temper)同時從地形和社會心理層面來探討西班牙。讀了這本書,你對後來所發生的佛朗哥之死、恢復君王制,以及社會民主黨的興起,或是諸如此類的事將會有所了解。另外像奈波爾[1]在《幽黯國度》(An Area of Darkness)中對印度種姓制度的分析、佛康涅(Henri Fauconnier)在《馬來亞之魂》(The Soul of Malaya)關於橡膠園園主軼聞趣事的社會學描述,或是葛林在《不法之路》(The Lawless Roads)記載了墨西哥的反教權主義;所有這些旅遊書都預示了該國不久的未來。附帶一提,旅遊書也是個人的冒險經歷。梅拉特(Ella Maillart)的《禁地之旅》(Forbidden Journey)和傅勒銘(Peter Fleming)的《韃靼寫真》(News from Tartary)寫的正好是同一次旅行,因為當時他們兩人結伴前往。不過任何人比較之後會發現,兩本書讀起來像是不同的旅行。(梅拉特的遊記觀察敏銳,而且相當寫實;傅勒銘則是開玩笑的成份居多。)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葛林的《不帶地圖去旅行》(Journey Without Maps)及其堂妹芭芭拉的《愚昧之地》(Land Benighted)──這兩本書談的都是同一次穿越賴比瑞亞之旅。

直到最近,我還一直欣然將旅遊書視為一種無法分類的手工製品──就像遠距離的旅行一樣。隨後,天安門事件爆發;如今,事過境遷,我開始重新評估這類旅遊書的定位。我想,過去幾年,坊間任何有關中國的旅遊書應當是讓我們為那些事件預作準備──也許甚至是預示這些事件的發生。我總感覺,事實帶有預言性,如果你能準確地將所見所聞描繪下來,用你的想像力賦予它生命,那麼不管文章的調性如何,應該具有長久的價值。

「喜歡唱反調」是懶惰的評論者對於我處理這個複雜過程的評價。《紐約時報》一名評論者觀察我關於中國著作《騎乘鐵公雞》,說:「索魯先生不怎麼喜歡中國人。」有則標題寫道「愛抱怨的遊客重返鐵道」,另一個則寫著「性情乖戾的索魯在新中國的旅遊書」。其他還有更多,這些措詞至今依然讓我印象深刻。(雖然我必須說,五十萬本的銷售量多少緩解了那些最惡毒和無聊的評論。)這些評論多數攻擊的重點在於,在社會主義的天堂,我是一個尖酸刻薄和缺乏耐心的入侵者;此外,我有個令人惱火和無禮的習慣,那就是當我津津有味地詢問中國人問題時,總愛觸及不受歡迎的話題。

在這本書中,我提到中國政府為了打擊犯罪,如何將一萬個人處死;不,我所指的不是明朝那個年代,而是一九八三到一九八六年間大批遊客暢遊長江和紫禁城、暢談中國人如何「西化」的那段期間。我在文中繼續說道,這種倉促槍決罪犯的熱情受到愛打橋牌、矮小可愛的鄧小平支持;鄧小平是個精力旺盛的劊子手,對中國人所謂「殺雞儆猴」這句話堅信不疑。我繼續提到,鄧先生在一次對政治局常委五人小組的精神談話中概括說明了他對死刑的態度,他說:「事實上,死刑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教育手段。」

這種教育方式的受害者可能是謀殺犯,但也可能是皮條客、縱火犯、妓女、賭徒、淫媒、強暴犯、白領罪犯、竊賊、強盜,或是中國祕密會社的成員。換言之,就是生活的干擾者。(我在文中多處提到)中國人厭惡混亂。所有違背常理的人都是被處死的適當人選。從事這類活動的人通常被政治局──實際上是被「西化」的老菸槍鄧小平──視為有如嬉皮的社會殘渣,唯一解決之道就是一槍將他們斃了。

在中國,每個火車站(我經過中國各個省份和地區的數百座火車站)都會展示死刑犯的肖像:這些照片被人掛在牆上,罪犯枯槁的臉龐宛如世界末日。臉上打著紅色大叉的,表示這個人已經被處死。據說,其中多數還是學生,每年大約有三千名罪犯遭到處死。

因此我決定在書中避談紫禁城,匆匆帶過萬里長城,而將重點放在和中國人──包括勞工階級、官員和學生──的交談上。許多勞工抱怨通貨膨脹,政府官員抱怨學生、學生則抱怨改革的速度太慢。「還有更多的示威活動。」一名學生告訴我;他指的是幾個禮拜前才在北京、上海等中國六大城市發生的學生示威運動。當時是一九八七年年初。

在此同時,美國電視台正在拍攝肯德基在天安門廣場的分店盛大開幕、時裝秀、日本車、兵馬俑、大量生產的搔背扒、美國企業主管陸續抵達北京,以及廣州保齡球場等等的畫面。除此之外,他們還能做什麼?電視台拍不到貪污腐敗的畫面。電視台無法花五天時間待在嘈雜的火車站,不停地報導。電視台需要刺激的畫面,它需要的只是一種角度,並截取一小段話。所以電視並沒有讓我們準備好去目睹天安門廣場屠殺學生事件的發生。

美國的生意人、拿公帑旅遊的政客、會計師、律師或銀行家也不會告訴我們實情。他們只顧達成交易,才沒有心思嘗試去掌握社會的氛圍。那些還在調整時差的可憐遊客也無暇他顧,他們只是被人從一處重新粉刷的紀念碑拖到另一個紀念碑,告訴他們這些像迪士尼樂園的地方是一座古墓或古廟。

我相信我是一個開朗的人,而且並非天生就喜歡抱怨。畢竟,身為旅人需要樂觀的心態。不過做為一個旅遊作家必須忠實報導當地的所見所聞,因此《騎乘鐵公雞》充滿了中國學生的心聲和怨言;對我而言,中國學生對未來的展望和所具有的疏離感都近似六○年代的美國學生(我當時也是其中之一):對改革迫不及待。我還忠實報導了官方的偽善之詞、胡耀邦的沒落和趙紫陽的崛起,以及方勵之被開除(當時被困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他,景況頗似在美國駐匈牙利大使館受困十五年的匈牙利樞機主教敏真諦〔Jozs…… Mindszenty〕)。在中國,我感覺我所目睹的是一個又一個的矛盾。為了進一步了解這個國家,你所寫的將不再只是假的唯心論或是重建手法拙劣的廟宇;這也不是喜歡或不喜歡中國人的問題。旅遊作家的任務是更深更廣地去觀察、去記一大堆筆記,去訴說事實。這之中有一大部分是單調沉悶的工作。不過寫出來的書應當生動活潑,此外,如果它貼近真實,那麼它應該具有先見之明,但不對未來做任何預測。

我過去一直在認真思索旅遊書的作用。後來,因著天安門事件的發生,我發現旅遊書扮演了一個獨特的功能。旅遊書能夠表達一個國家的心靈──只要它避開假期、假日、觀光和官方宣傳手冊裡半真半假的話,只要它專注在那個土地上的人、它的歧異與和諧、矛盾以及生動有趣的瑣事──也就是溼漉漉靴子上的霉菌。

註釋

[1]奈波爾(V. S. Naipaul):一九三二~,印度裔英國作家,出生於千里達,曾撰寫旅遊文學「印度三部曲」──《幽黯國度》、《印度:受傷的文明》及《印度:百萬叛亂的今天》。二○○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 本文摘自《旅行上癮者》,原篇名為〈旅遊寫作〉,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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