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少年沒有依靠、易感易怒，「公司」成為另類靠山

文／李雪莉、楊智強

二十六歲的柏楊，嚼著檳榔，右眼下方有一道明顯的傷疤，是少年時跟別人幹架所受的傷。柏楊很年輕就成為三重區「穎川堂」堂主，採訪這天，喑啞的母親、嚼著檳榔的沉默父親，還有三名未成年的少年隨侍在旁，看得出他是這個家與堂口的權力中心。

柏楊的父親好賭，十多年前全家為躲債從雲林搬到新北市。為了生存，柏楊很小就開始打零工，後來加入宮廟，跟著大哥全臺出陣頭，也曾協助管理地下賭場、協助收帳和討債，最後開了自己的堂口。

穎川堂座落在新北市一棟公寓大樓內，一進門馬上聞到淡淡的線香味，神桌上媽祖、關公整齊供奉、陣頭法器一字排開。這裡的大門經常敞開，來去的都是附近不喜歡上學的少年仔；他們之中，有的爸媽離異、有的父親酗酒、癱瘓，他們融不進學校同儕，時常在夜市裡或街頭徘徊。與柏楊遇上，自然而然就進了堂口，這裡的沙發成了少年們暫住的床。

除了給少年一個遁逃的空間，這裡，還給了他們少有的尊嚴和安全。

柏楊知道沒有家人依靠的少年需要錢，他帶著小弟們出陣。出陣前，少年為了扮神祇而「開臉」，畫臉譜就代表神明，開臉之後不能隨意開口；他們挺起身子拿著關刀扛旗子，收起平時的放蕩不羈，在人們短暫目光的焦點裡，享受老師或父母很少給予的肯定眼神。

底層少年沒有依靠、沒成就感、易感易怒，穎川堂於是成為另類靠山。「我們是穎川堂的」這句話一出口，就能在三重地區擋掉一些惡意的挑釁。柏楊的堂口沒有主流的教條，提供歸屬感和經濟的安全感，身為過來人的柏楊知道歹路不好走，除了偶爾出陣頭，他帶著少年做正職，像是開卡車、修摩托車、做廚房風管清潔等等，同時要求他們初一、十五讀經，修身養性。我們見到紋身刺青、頸帶金項鍊的少年們口中唸著《天上聖母經》：「菩提心廣莫難量、觸處放毫光，為瑞為祥，供養法中王……」

柏楊心底仍有些不可碰觸的底線，「傷人打架還好，不要欺負弱小」、「堅持不碰藥」，因為，「我身邊朋友十個碰藥，大概十個都死了。」

多數的地下互助網，遊走在灰色地帶，有些比柏陽的堂口更為複雜，它們以「公司」、「會館」的型態，吸引少年少女們前仆後繼進入未知的風險。

顴骨高聳、頭髮整齊、說話彬彬有禮的理凱，現在是輔導毒品犯罪更生少年「利伯他茲基金會」的員工。曾在監獄裡蹲了三年多的他，和我們說起被幫派吸收的過程。

十七歲逃家後，理凱經常出入臺北西門町的撞球店，在那裡認識了混四海幫的朋友。「剛開始是跟大家一起玩，然後就去住在那邊，大家做什麼都在一起。」久了，就成為「公司」的一分子。

離開家庭或是學校，少年容易被「公司」盯上。公司的業務多樣，如酒店、遊藝場、夜店、按摩店或三溫暖等，由於營運需要大量人力，公司會在特定地點撒網，吸收新血。理凱當時被公司分派到賭場當小弟，他的朋友們有的在酒店做「經紀」帶小姐，或是擔任「球板」組頭，在網路上吸收下線，經營球類運動的簽賭。

犯罪企業的基層勞工

公司或會館，是以往幫派的代稱。臺灣各地都有各自盤據的幫派勢力。

要接觸加入會館的少年不容易。這些少年為數不少，但像是走在另一個平行世界。我們透過毒品吸食者的人脈網，接觸到在竹北釣蝦廠工作的二十三歲小旭。

小旭的父親在他國二時過世，他認為自己應該承擔爸爸留下來的責任，很早就出外討生活，有一段時間，他每天下午三點到凌晨一點在遊藝場工作，凌晨四點起再到麵包工廠做到中午十二點。但為了賺更多錢，他加入了會館。

小旭隸屬「風飛沙」，跟在他旁邊，剛滿十八歲的阿冰和阿翔各屬於「院口」和「三光幫」，各幫所做的「事業」不同，有的跟著大哥在夜市「管理秩序」（收保護費），有的跟老大討債，或在酒吧裡當圍事。他們身上多半有大片紋身，其中阿翔的腳踝上刺了對幫派表示忠誠的「日月星」。

少年剛加入幫會時，幫會會提供固定的住所。受訪的幫會少年們說，他們多數先充當公司管理八大行業中的跑腿小弟，每個星期有幾千塊零用錢；過一段時間得到上頭的信任後，才會「升級」，深入公司的核心業務。少年們對上一層的管理者，有時也不叫「老大」或「大哥」，時不時用「老闆」稱呼，他們不見得知道最上頭的老闆是誰，因為在一個老大的上頭，總有更大的老大。

電影《艋舺》裡那樣明白可見的黑幫集結，近年很少出現在人們的視線裡，主因是執法單位近年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做為起訴幫派的主要法律依據，黑幫為了避免被懲治，想方設法「漂白」，盡量減少各種儀式、固定場所的活動，也避免有白紙黑字的規約。黑幫透過成立公司法人，或透過宮廟的地域性拓展，進行非法生意，操作大量的地下經濟。他們也吸收眾多在地的未成年少年，為他們拚命。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二○○六到二○一六年的統計，臺灣少年人口（十二到十七歲）的總數隨著少子化趨勢，已經下降了二一％，但少年刑事犯罪的人數只下降了六％。

若從犯罪種類和少年矯正機構的數字，會看到少年觸法的人數不減反增。毒品犯罪和詐欺罪人數在十年間，從七百八十九位增加為二千七百八十八位，成長了二．五倍；而進入少年觀護所和少年輔育院的人數，也從四八七一位增加到五千七百八十六位，上升了一九％。[3]而這些犯罪特性多半是組織帶領，少年們被有系統地運用在這兩項犯罪上。[4]

在整個販毒與詐騙系統裡，少年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主要擔任販毒鏈裡的「小蜜蜂」或詐騙集團的「車手」和「收簿手」。

小蜜蜂是毒品販賣鏈的最下游，每天守著一隻「生意手機」，裡頭是買家的名單，等待買家來電後送貨交易。他們接到手機後就騎車面交，賣一公克 K 他命可以賺三百到五百元，生意好時，一天上萬元都不是問題。對上游管理少年的「養蜂人」來說，小蜜蜂是很好的工具，一來年輕人涉世未深，少年被上游的人教導，一旦被警察逮捕，要馬上摔爆手機，避免名單外洩；二來年輕人的交友圈更容易找到對應的消費者，尤其近年 K 他命、搖頭丸、毒咖啡包等各式常在派對上使用的二、三級毒品[5]，相當受年輕族群歡迎，還可進一步利用少年的身分將毒品滲入校園。

至於「車手」和「收簿手」，則是目前詐騙集團裡，最需要大量人力維持的底層角色。在詐騙體系裡，少年通常不會是在機房內設局或是操作電信技術的高階，而是必須在提款機前露臉的車手，或是四處收購人頭帳戶的收簿手。

新竹少年小旭就曾擔任收簿手，他以一本三千到四千元收購同學的銀行存摺，再以一本一萬元的價錢賣給上游，賺取中間的差價。「那時候真的很好賺，一天賣個十本都有可能。」小旭也說，除了銀行存摺之外，甚至連電信號碼、護照等，都可以賣出。

男孩們身旁也有不少女孩，她們有的擔任傳播妹，有的染毒後為了穩定的毒品來源，也當起小蜜蜂賺錢。男女孩多半念到高中就休學，通訊和社交軟體上分享的是他們賺到錢後吃喝玩樂的照片，同儕看見了便感到好奇，走偏門、賺快錢的訊息，快速在圈子裡分享、交流。

少年們加入公司或會館，有的是為了滿足物質欲望，但更多是因為家庭的破碎，為了獨立生活而誤入歧途。小旭就說：「我覺得只要有錢，生存壓力就不會這麼大。」跟著大哥們不規律的生活，環境裡又充滿酒與毒的誘惑，兄弟間搏感情宣誓效忠，很難不沾染惡習，像小旭已嚴重酒精中毒，若一星期不喝酒，突然聞到酒味，雙手會不停顫抖。

進江湖易，出江湖難

哪裡能給少年一條路，他們就往哪去。有時「公司」和「會館」會灌輸少年們說，十八歲以下犯罪成本不高。但實情並非如此。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三之一條[6]規定，犯法的少年在執行處置完畢一定時間後，紀錄必須被塗銷，讓少年可以如同一張白紙，面對社會。

擔任臺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官超過十五年的蔡坤湖說，進入司法程序之後，法律其實並不會將少年當成「罪犯」看待，而是秉持《兒童權利公約》[7]的精神，以心智未成熟人來處理。通常在面對觸法的非行少年時，蔡坤湖認為多數法官的態度，是給予少年機會，希望他們可以改過自新。

但是，少年們鋌而走險犯下的罪，仍可能會影響成年後的人生。

「我們的個案中，有位小蜜蜂在他十七歲被抓，被十幾位買家給指認『咬出來』（供出來源）。若一條判一年，最少就要關上十幾年了。」利伯他茲基金會專員臧興國本身也是毒品犯罪的過來人，他認為，少年們並不清楚法律上所需承擔的風險。

根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製造」或「販賣」三級以上毒品，無論成年與否，都會判處至少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雖然法官對少年可能網開一面，轉而以「轉讓」或「持有」等較輕的罪名起訴[8]，但這並不代表少年可以免除法律究責。

除了法律上的風險，若少年在審訊期間將上游咬出來，會被幫派視為「抓耙仔」（告密者），那還得面對黑道的追殺。「那位被買家咬出來的少年就是這樣（咬出上游），改天被黑道抓住處理掉，屍體漂在基隆河上，我也不會意外。」臧興國說。

即使沒有牢獄之災，一旦進入了黑道的環境，被貼上標籤，就會像陷入流沙般難以抽身。

法官蔡坤湖說，他曾多次為犯案被列入保護管束的少年轉學，希望給少年重新開始的環境，但每回接手的學校只要看到孩子的案底，都會提心吊膽，甚至用各種軟釘子要學生離開。他說，很多學校對於「不聽話少年」的態度都是負面的，甚至採取隔離的方式，將他們從學校推給法院，他認為司法應該是最後的手段，還是應該從教育和生活面給予關懷與輔導。

只是社會很現實，如同蔡坤湖所說：「如果你被標籤成一個壞人、一個犯罪者，那你就真的可能會變成這樣。」

「一般社工都是在幫忙可憐的小孩子，但是犯錯的小孩子沒有社工在幫忙。」蔡坤湖認為，現行學校的輔導老師比例仍然偏低，但「一個正在往下墜的少年，社會以四、五個人力來照顧，若能及時挽救，都是值得的」。

註釋
[1] 根據《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預防辦法》規定，未滿十八歲，若有觸犯刑法之虞或是有以下不良行為者，為少年虞犯：一、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二、出入妨害身心健康場所或其他少年不當進入之場所。三、逃學或逃家。四、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品。五、深夜遊蕩。六、對父母、尊長或教師態度傲慢，舉止粗暴。七、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八、以猥褻之言語、舉動或其他方法，調戲他人。九、持有猥褻圖片、文字、錄影帶、光碟、出版品或其他物品。十、加暴行於人或互相鬥毆未至傷害。十一、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十二、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十三、吸菸、嚼檳榔、飲酒或在公共場所高聲喧嘩。十四、無照駕駛汽車、機車。十五、其他有妨害善良風俗或公共秩序之行為。
[2] 少年虞犯人數在二○一三年的人數最高，超過三千三百名。
[3] 二○○六到二○一六年，毒品犯罪的少年人數從五百一十八位增加到一千八百三十五位，詐欺犯罪從二百七十一位到九百五十三位。進入少觀所人數從三千九百四十九人增加到四千六百七十六人，而進入少輔院的人數從九百二十二人增加到一千一百一十人。
[4] 立法院已於二○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三讀通過《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為組織犯罪防制，特別是詐騙案件立法，加重「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行為之刑期，且不以犯罪組織之成員為必要，均科以刑責。同時增訂「法人及僱用人」等因其從業人員執行業務，而犯本條例相關犯罪之處罰。
[5] 一級毒品：海洛因、古柯鹼、嗎啡與鴉片等。二級毒品：搖頭丸、大麻與安非他命等。三級毒品：K他命、毒咖啡與FM2等。四級毒品：一粒眠、蝴蝶片與煩寧等。
[6]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三之一條，少年在保護處分或是刑期執行完畢後兩年，或赦免三年之後，法院應該通知保存少年前科資料的機關，將少年有關紀錄塗銷。
[7] 《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CRC）指出，公約應該遵守兒童權利宣言：「兒童因身心尚未成熟，因此其出生前與出生後均需獲得特別之保護及照顧，包括適當之法律保護。」
[8] 不同等級毒品中「製造」、「販賣」、「轉讓」、「持有」、「施用」所判處的刑責皆不相同。少年被判刑後，不會進入一般監獄，而是依照狀況進入少輔院或少年監獄接受感化。

※ 本文摘自《廢墟少年》，原篇名為〈江湖裡的少年兄──哪裡可棲身，就在哪裡生根〉，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