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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歐逸文;譯/潘勛

「中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的刪檢人員總是私下作業,他們絕不會公布自己的命令和指示,只是現在,導演們開始向民眾公開抱怨了。二◯一三年四月,電影導演馮小剛領取「年度導演」獎項,發表例行演講時,抓住機會大膽陳詞;他縮短自己的感謝對象名單,然後說:「過去的二十年間,中國的每個導演都倍受煎熬,這種煎熬就是審查。」馮小剛並非異議人士,他憑著拍浪漫喜劇及大預算史詩電影而白手致富,只是數十年來的妥協、退讓,在他的專業自豪裡留下不平的傷害。他對聽眾們說:「為了通過審查,我得把自己的電影往壞裡改。」若是馮小剛的論點講得還不夠清楚,那電視觀眾可以看刪檢人員貌似不經意的示範:就在他致詞時,控制間不知是誰,及時按下了按鈕,刪掉馮談到刪檢行為;電視觀眾只聽到馮小剛說,「這種煎熬就是──(嗶)。」

一些中國最有創造力的人認定,按規矩玩的成本,要超過利益。在馮導大暴走幾個星期後,小說家兼散文家慕容雪村也遭逢限制。當網管刪掉他的微博帳戶,他發表一篇散文叫〈給匿名審查人員的一封公開信〉。他寫道:「在未來的幾年裡,我會長期奮筆反抗,不停創作直到我看到黎明的曙光……我意識到這封信可能只會給我帶來不幸……我曾經恐懼,但從現在開始,我不再懼怕……這就是我們之間的不同,親愛的匿名審查員──你擁有的只是現在,而我憧憬未來。」

為了創意而奮鬥,遠超過電影及小說的界限。中國經濟已來到轉折點:廉價勞工的時代快要結束,中國領導人也絞盡腦汁,想培育創新,以讓國家超越組裝線時代。中國在研發方面的投資僅次於美國,而且已超越美、日,成為最大的專利申請國。但其中很多沒什麼價值;提出申請只為符合政治目標或吸引資金。中國生產的科學論文數目,除了美國,別國比不上,但就品質的測量標準(論文平均獲他人引用次數)來說,中國連前十名都打不進去。學術造假猖獗;浙江大學有本期刊,使用「交叉檢查」(CrossCheck)軟體,掃描抄襲行為,發現收到的所有論文裡,三分之一有抄襲,不然就是由以往論文裡拷貝篇章。在一項政府支持的、由六千名中國科學家所做的研究裡,三分之一承認自己捏造數據或者抄襲。

抄襲就能賺大錢,誰要創新?

在北京清華大學蒼翠的校園裡,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悲嘆說,很多中國機構根本在擋路,不讓國內某些最有才華的年輕人出頭。他舉例說,在一個渴求要冒險的時代,在一個白手致富及出現農民達文西的時代,一九九九年政府創設小型企業創新基金,但其官僚DNA卻叫它只押安全賭注。薛院長對我說:「鑑於它是公家基金,他們在乎的是,如果失敗機率很高,審核不怎麼好,人們就說:『嘿,你們在浪費錢。』但創投資本家則說:『碰到一大堆失敗,是很自然的事。』」要培育新銳創意,並讓它們發展,所耗費的可不是簡單得宣布自己有此野心,就足矣;它需要強大的法庭,以保證不受政治干擾,且可以保護智慧財產權,如此創業家們才能彼此信任,足以推動創新及合作共事;它需要大學實驗室,裡面的創意思考者可以自由挑戰其老闆,不必害怕報復,也不擔心中宣部會來干擾。博客主兼新聞分析家趙靜習慣用「安替」的筆名寫作,他便問道:「若是你厚顏無恥地抄襲美國網站,就變成億萬富豪,然後再推它上股市,那麼誰願意挺身而出搞創新?」

有時候,中國操行其控制,在制度面上的本能反射,違背生產力幾乎到了叫人窒息的程度。曾有一度,中國程式人員被禁止更新一套很受歡迎的軟體系統叫「Node.js」,原因是它的0.6.4版本呼應到六月四日,天安門鎮壓的日期。還有另一個案例,有個數位設計專案,取名自瑞典一個叫做法倫(Falun)的城鎮,結果被打到趴,原因在防火長城把這個名字詮釋為「提及法輪功」。臉書上市前幾天,投資銀行家兼哈佛商學院畢業生、易凱資本創辦人王冉,翻閱臉書的上市說明書,瞧見一個句子提醒投資人說,臉書在四個國家遭到封鎖:伊朗、北韓、敘利亞及中國。他看見中國列居世界上某些功能最失常的國家之一,這實在令他錯愕。他對自己數百萬名社群媒體追隨者寫說:「我不認識各位,但我開始認為,國事如此,實為污辱。」那記尷尬像是蜂螫,其背後還有一個問題──攸關中國未來的深沉問題:假如中國連讓它的人民使用臉書都不敢,它怎麼能期盼發明出「下一個臉書」?

百元鈔紙飛機借錢繳稅、自設監控鏡頭直播

挑戰中國文化的限制,無人可以超越艾未未,而當局最後回應的策略,是叫他住嘴。他獲釋後第五個月,也就是十一月,政府勒令他支付「未繳稅的款金及罰金」二百四十萬美元,說是跟三宗建築設計案有關:他替北京設計的攝影博物館、替英國及新加坡付費客戶設計的兩間公寓。艾未未懷疑,這些案子會吸引官方最高矚目,是因為它們牽涉到海外客戶及戶頭。但艾未未並未接受罰單,反而挑戰它;按照法律,假如他在十五天內存入八十萬美元(罰單金額的三分之一),他就可以上法院抗告。這一消息傳開之後,援助源源而至;人們把百元紙鈔折成紙飛機,射過圍牆,進入艾未未工作室的院子。他們用現金包蘋果及柳橙,送到他家門口。他們電匯金錢給他。有位捐助人寫道:「別急著還,你可以等到新貨幣出現再還。」──有朝一日,鈔面沒有毛像的時候。

這種反應,叫艾未未感到敬畏。「有個年輕女孩背著背包,包裡都是錢,走進來說:『該把這個放哪兒?』」她對我說:「錢本是購車的積蓄,而我現在不能買車了。錢給你。」艾未未表示:「人們會發聲且行動,捐錢給一個政府說是『罪犯』的人?這個局面真是無法想像。」他的會計師貼出不斷增多的捐贈。贈與者的名單令人如遭電擊,我從中認出一個孩子喝了毒奶而生病的爸爸的名字。而到第一周結束,支持者捐贈的錢已超出艾未未必須存的金額。他接受捐贈的命題成為微博上最流行的話題之後,他關閉帳戶。我的電話嗶嗶叫了,給中國記者的新指示說:
「刪除提到艾未未借錢繳稅的一切網上訊息。必須迅速刪除互動頁面上趁此機會攻擊黨、政府及法律系統的信息。」

黨的政治八卦小報《環球時報》提到,摺鈔票紙飛機扔過工作室圍牆,可能構成「非法募款」,而且傳達一項警告:「過去三十年之間,艾未未之流此起彼伏。可是,儘管他們悲觀地預測中國,中國依然持續崛起。真正的社會潮流乃是這批人將被鏟除。」艾未未等候出庭日,他變得越形焦躁。冬天來臨,他屋外的樹都禿了,而公安裝在路燈桿的監視鏡頭突出而刺眼。艾未未向它們扔石頭,警方把他拉進警察局,指控他「攻擊公安鏡頭」。他的一個粉絲則傳播一則假作關心的揶揄:「鏡頭嚴重受傷了?需要檢查嗎?有可能喔,要電腦斷層掃描,是吧?」

幾天之後,我們坐在他餐廳的餐桌旁。冬季陽光由南方照進來。年邁又耳聾的可卡犬丹尼歪歪斜斜地繞室而走,宛如醉漢。艾的妻子路青下樓走進餐廳,往門口走去。她還沒習慣眾所矚目;去年發生多起偵訊,還有她丈夫被押期間,她代他發言而造成轟動,對此她還不甚習慣。她的名字在工作室的正式文件上,所以她也被捲入逃稅案。艾未未由餐桌瞧著他老婆,正拿一條亮紅色的圍巾纏過肩頭,包起來抵禦冬寒。她準備到法院繳交更多文件。她抓起一個牛皮紙袋抱在胸前,打開前門時她稍稍停下來。艾未未問說:「妳還好吧?」她頷頷首,強笑一下,閃身出門。

我問他是不是有逃稅。坦白講,就是有,我也不驚訝──在中國,人們開玩笑說,逃稅是全國運動。政府研究員估計,在二◯一一年,逃漏稅叫政府少收一兆人民幣──大約一千五百七十億美元──而且他們發現,最大的逃漏稅戶事實上是國營企業。每天好幾次,我都會收到垃圾簡訊,打算賣給我偽造的業務開銷發票,可以用來逃稅。艾未未回答我這個問題時說沒有。一般遇到這樣的狀況,我會審核他案子裡的檔案,可是警方查扣他公司的紀錄,不讓大眾及媒體了解法院訴訟程序,我致電法院及檢察官,也沒人願回答我的問題。即使是艾的律師浦志強也從未獲准審查本案的原始文件。我問藝術家,自己認為會不會贏。他說:「不會。我們只贏在揭露真相。」

他說得沒錯,沒有贏。二◯一二年三月,他申請就他的逃稅單舉行聽證會,政府拒絕,所以他試別的招數:他控告國稅局,說該官署在處理證人和證據上有錯誤。這次讓他很驚奇,法院居然同意聽審。只是,等他想前往法院進行聽證時,收到警方來電說:「你就算嘗試,也絕辦不到。」他太太及律師出庭,但法院外圍著數百名制服及便衣警力,不讓記者與外交官員靠近。人權人士胡佳想去參加,結果被侯在他屋外的幹員掐住脖子毆打。北京市還更改了大巴路線,繞過法院。他被捕一周年那天,面對他家電話被竊聽、電郵被監看、工作室外包圍著監視鏡頭,艾未未決定煩死警方:他在工作室裡裝設了四部網路攝影鏡頭,其中一部在他臥室天花板,開始在網上播放自己的生活。他稱此為「weiweicam.com」。條子被搞傻了。幾個星期後,他們下令要他拔插頭。他不能對自己做監控。他開玩笑說,要寫本有關稅法的書,很可能是當代藝術家首創之舉。對他來講,任何知識都是他可以創造的藝術,而其具備強大的力量。他說:「他們的權力基於無知,而我們假裝不知道。」

「我希望我兒子慢點長大」

艾未未本以為獲釋一年後,自己能取回護照,但一周年,即二◯一二年元月來了又過了,卻沒消息。他獲告知,不准旅遊外出,原因是涉嫌另外三項犯罪:重婚、非法外匯及拍攝色情品。當局告訴他,色情品的調查重心是照片:一張他在自己工作室裡製拍的裸體照;艾未未本人坐在椅上,左右有四個女子站著瞪著鏡頭。當他的粉絲聽說他可能因此被起訴,便開始拍攝自己的裸照,以示與艾未未團結在一起。
那年秋天的某個早晨,我經過艾府,他悶悶不樂。逃稅案的最後上訴,法院已做出不利判決。政府還關閉他的製作公司「發課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原因在公司未能更新年度登記。(做年度登記很困難,因為警方早已經抄沒公司用來年度登記的文件與印章。)他說:「這就好像你跟來自外太空的人玩棋,他們的玩法是你怎麼都想不到的,而且棋局早設計好,他們必定是贏家。我被迫跟他們玩,不管我下得多妙,最後還是輸家。」

以前我沒聽到他這麼消沉過。他已認定,當前體制的最大弱點,倒不是它不同意他的見解,而在它乾脆駁回他想跟黨的思想抗衡的唯一權利──他想爭取大眾的信任。「每天我都坐著等,或許有個官員會來敲門說:『未未,來,我們坐下來,聊一聊。你的觀點是什麼?讓我瞧瞧你有多傻。』」

他兒子當時三歲半了,我問艾未未打算怎麼向兒子解釋艾家的處境。他不發一語很長一段時間,眼眶都紅了。接下來他說,對這個問題,自已萌生很怪的幻想:「我希望我兒子慢點長大。我不要他太快成熟、懂事。」那是我頭一次聽到艾未未支持無知,勝過知識。「當前的處境根本無法解釋,不講理,對此我真的無從理解。我搞不懂為什麼非要這個樣子。」他的情緒似乎令自己也吃驚,於是他改變話題。他的一切麻煩,讓他感受到身邊正攢聚更廣大的變化。「我想,今天幾乎社會各階層都瞭解,中國在信任、意識形態、道德標準上,正遭逢大危機,還有很多很多別的東西……這樣撐不下去的。基本政治結構再不改變,中國已走到盡頭。所謂的奇蹟將無法維持。」他說:「共產黨成功了九十年,依然是地下黨。從來無法真的說明自己的理念,而且,他們也決無能力與任何智力上可挑戰他們的人平起平坐。」

我認識艾未未這些年來,他已成為男子漢的象徵;他也是中國前所未有的最知名的異議人士。談論艾未未的書籍、電影及文章不少。可一等這位藝術家變成名流,藝術界似乎失去耐心,急著找下一個話說得響的人。(《新共和》雜誌刊了篇文章,標題為〈艾未未:傑出的異議人士,很爛的藝術家〉。)最讓艾未未心煩意亂的,可能是他中國藝術同僚的舉動。「我消失期間,他們幾乎沒有人問:『這人跑哪兒去了?他犯了什麼罪?』」

我問艾未未,對於他們的悶不吭聲,他有何看法。

他淡淡地說:「我想他們是害怕。我若碰到他們,他們總是說百分之百支持我,但若是你要他們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他們絕不肯那麼做。」

※ 本文摘自《野心時代》,原篇名為〈文化戰爭(Culture Wars)〉,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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