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臥斧
※原刊於【Medium】,經原作者同意轉載

如果受邀講「將真實案件寫進小說」之類的題目,有時俺會提到李師科。

1980年1月,李師科用土製手槍殺了一名台北保安大隊的警員,搶走對方的配槍;兩年後的1982年4月,李師科拿著這把警槍,戴著假髮、鴨舌帽和口罩闖進銀行,搶走新台幣五百多萬──這是台灣治安史上第一樁「持槍搶劫銀行」的案件。

李師科在犯案後順利脫逃,不過大約一個月後就被捕了;當時台灣仍在戒嚴時期,被捕之後李師科承認犯案,很快就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的時候,那年5月都還沒過完。重大刑案迅速偵破,李師科的確也是殺人者與搶匪,看起來似乎很符合戒嚴時期「亂世重典」該有的效率,但事實上沒這麼單純。

搶案發生之後,警政高層下令限期破案,並祭出兩百萬元破案獎金的懸賞,承辦員警壓力很大,民眾除了紛紛推測犯案動機及經過之外,也踴躍提供線索。其中有個檢舉消息,那人指出自己女友的父親外型身高口音等等特徵與搶匪相似,這個名叫王迎先的計程車司機因而被逮捕,非法拘禁及逼供,最後屈打成招。

招供之後,王迎先在帶領警方尋找犯案工具及贓款時,跳河自殺明志;警方剛開始說王迎先是畏罪自殺(也有輿論認為是警方故意殺掉王迎先),但沒過幾天,李師科落網,逮捕王迎先的幾名警官及偵查員有幾人開始逃亡,有的後來出面投案,有的輾轉到了中國,最後還當上公安學校的副校長。

台灣的警察被通緝、逃到中國去最後變成共產黨公務員,這事其實相當諷刺──因為李師科是個老兵,打過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和國民黨一起到了台灣之後才因病退役,以修車和開計程車維生。李師科生活簡單,不是為了錢才搶銀行;雖然有人推測他是為了養老金而行搶,但事實上,他被捕時,劫得的贓款仍有五百多萬。根據李師科自己的說法,他行搶的原因,是看不慣當時的特權階級與國家銀行之間的金錢往來,深感自己付出一生捍衛的國家待己不公。

一樁真實案件,觸及的並不只有「犯罪」層面。

「王迎先事件」促成當年立法院通過《刑事訴訟法》第27條修正案,規定被告可以隨時選任辯護人,避免刑求事件再度發生──在這之前,被告在遭到正式起訴後才能聘請律師,修正案通過後,偵訊期間就能找律師陪同,這是人命換來的人權進步。

「李師科案」之後,台灣關於孤獨老兵生活及心理狀態的相關研究及協助開始增加,這樁包括殺人及搶劫的罪行,迫使社會正視這個問題。

而俺也會告訴學員或聽眾:就算你認為司法人權、孤獨老兵、國民黨的歪斜統治、戒嚴時期因掌權當局想要凸顯社會美好而造成的扭曲刑求⋯⋯等等都離自己很遙遠,你還是受到「李師科案」的影響──現在走進銀行等金融機構,都會看到入口門邊或櫃枱旁貼著「請脫下安全帽及口罩」的標語,這是因為金融機構想要避免模倣李師科犯案手法的犯罪事件出現。

最近讀《罪之聲》,再度想起李師科。

《罪之聲》是日本作家塩田武士2016年出版的作品,改編自日本著名的「固力果.森永事件」(グリコ.森永事件)。

1984年3月,日本江崎固力果食品公司(江崎グリコ株式会社)社長遭人綁架,歹徒要求贖金,但尚未交付,社長即自行脫逃,警方搜索囚禁社長的廢棄倉庫,一無所獲。幾天之後的4月初,社長收到恐嚇信,固力果公司多次遭人縱火;警方及固力果公司加強戒備,警方向系列案件列為「警察廳廣域重要指定事件」,歹徒則向媒體寄發挑戰信,自稱「怪人二十一面相」。

同年5月,歹徒再次寄發挑戰信給媒體,聲稱如果拿不到錢,就要在固力果的產品中注入劇毒的氰化物;各大賣場紛紛下架固力果產品,警方還真的在超商裡找到混有氰化物的巧克力,包裝盒上附了怪人二十一面相的紙條,叮囑顧客小心。固力果雖與警方合作、協議付款,但每回歹徒不是沒有如約出現,就是前來接頭的也是遭歹徒威脅的無辜人士。來來回回鬧到6月底,歹徒投書媒體宣布放過固力果,但接著轉向其他食品公司,包括丸大食品、森永製菓、好侍食品(ハウス食品株式会社)、不二家及駿河屋,一直搞到1985年的8月,歹徒宣布停止活動為止。

一如「李師科案」之後的台灣金融機構,「固力果.森永事件」也有一些至今仍然看得見的影響,最明顯的就是日本廠商在零食包裝外加封的膠膜。

除去一開始的綁架事件及脅迫民眾參與取款等事,因為歹徒每回下毒都事先公告,所以整個「固力果.森永事件」沒出現直接的受害者,投毒手段最多被判殺人未遂,而在2000年,系列案件全數屆滿追溯期,成為「警察廳廣域重要指定事件」首宗未偵破的案件,也被視為「完美犯罪」。

說是「完美犯罪」,但歹徒的行徑啟人疑竇:歹徒在一年多的時間裡,玩弄日本全國媒體和警方,控制社會大眾的情緒,彷若指揮大型劇場表演,但沒有拿取任何款項──這個看起來像在做白工的舉動太不合理,因此關於歹徒真正的身分和目的,一直有許多揣測。

塩田武士想寫「固力果.森永事件」,並不是單純地想以小說家的身分,在故事裡解決這樁懸案。

在《罪之聲》的〈自序〉裡,塩田武士提到他大學時讀到這起事件的相關資料(算起來可能就在2000年前後,那時已近本案追溯期,日本媒體應該有相關討論報導),發現「固力果.森永事件」中,犯人指示受害廠商交付贖款的三捲錄音帶裡,唸出相關指示的,是三個不同的孩子。資料顯示,三個孩子中年紀最小的男孩,年紀可能與塩田差不多,而且極可能和他一樣住在關西地區。

自己小時候,說不定曾在某處與這個男孩擦肩而過──想到這裡,塩田起了雞皮疙瘩。有這個反應的原因,不是塩田覺得「罪犯居然與自己這麼接近,好恐怖」,而是對這幾個與自己年齡相仿的孩子「後來怎麼了」一事,湧起強烈的好奇,想要描寫他們「接下來的人生」。

聽起來塩田想要寫「固力果.森永事件」的起點很私己,但塩田當時自知無力處理牽涉層面這麼廣的案子,並未真正動筆。畢業之後,塩田當了記者、成了作家,結婚生子;直到十五年後,身為父親的塩田,才寫出《罪之聲》。

從另一個角度看,塩田沒有一開始就動筆,除了自認能力還不足夠之外,也可能還沒確定自己想透過這系列案件聚焦的主題。

「怪人二十一面相」雖然沒有造成一般民眾的重大傷亡、而且玩弄了大型企業,所以被某些人視為「討喜的壞人」甚至「義賊」,但在塩田眼中,歹徒欺騙年幼無知的孩童錄音、並且以下毒的零食將全國兒童變成人質,絕對不是什麼「義賊」;而這個觀察面向,也成為《罪之聲》中串連情節的核心。

《罪之聲》的故事雙線進行,看得出塩田將自己的經驗分配給兩個主角,一是意外發現自己就是當年錄製錄音帶的男童之一、目前事業有成、育有一女的手工西服訂製店老闆,另一則是不情不願被調去協助懸案專題調查、欠缺社會新聞採訪經驗的文化線記者。西服店老闆想確認自己已經過世的父親是否涉案,記者想要完成採訪任務,他們各自的行動勾勒出案件的全貌以及犯罪集團的動機,同時緊扣「親子與兒童」相關主題。

一樁真實案件,觸及的並不只有「犯罪」層面;而它後續的影響,可能比想像得更久更遠。「李師科案」如此,「固力果.森永事件」亦然。

在《罪之聲》中,塩田藉記者之口,說出「正因為是懸案,更需要有能連接到現在’甚至未來的報導」、「當一個人莫名其妙被捲入犯罪,或者面對過去從沒看過、聽過的犯罪,還是發現了社會的構造缺陷時,我們該怎麼減輕這些不幸?唯一的方法只有每個人認真去思考,所以我們需要有個總結,需要有能做出總結的聲音。」

這是報導的意義──將事件涉及的每個層面調查清楚,詳實敘述,讓每個人都有機會進行思索。

而當事件懸而未決,加上虛構情節組成故事給出結局,為的不只是簡單地以「正義得展」來安慰人心,而是利用主題為身處不同時空的讀者,指出其中一個思考方向。

這也是「將真實案件寫進小說」進行改編的重要意義。

小說,以及現實裡的案件:

  1. 冤罪的問題之一是你告訴大家「沒事了」,但連續殺人犯還在外面
  2. 那些不是神探、但找出真凶的人
  3. 為什麼要在小說裡置入現實事件?(其實不用硬要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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