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鐵志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二十三歲的香港民主運動者周庭被警察從家中逮捕,理由是涉嫌違反不久前通過的港版國安法,當天包括黎智英在內有十人被捕。

憤怒的我在臉書上貼了一張照片,是二〇一三年一月香港《號外》雜誌的封面,封面上有十七歲的周庭。

那是我擔任香港《號外》雜誌總編輯改版的第一期,封面人物是學民思潮三位要角,包括黃之鋒、周庭和林朗彥。那一年,他們是十六、十七歲的少年與少女,但他們在半年前的夏天領導了一場反國教運動(其實他們之前已經努力一、兩年),成功地讓政府撤回了這個被視為洗腦教育的法案。
我是在反國教運動後的兩個月搬到香港,開始這份新工作:擔任一個在香港無人不知的、已經三十六年的傳奇雜誌的總編輯。很快地我就決定改版第一期必須是學民思潮,因為二〇一二年的香港正處於歷史交叉點的時刻:人們已經開始說著這個城市正在死亡,特首梁振英剛上台,中港矛盾開始成為重要社會議題;但另一方面,從二〇〇三年七一遊行之後,出現各種新價值、新運動和新世代,挑戰著過去所謂「中環價值」:從社區運動、保育運動、土地正義、反高鐵保衛菜園村,到新的「本土」思潮等等。而真普選是人們急欲爭取的重要政治目標。

二〇一二年夏天九〇後少年們反國教運動的成功,彷彿象徵著一個閃亮的希望,我們都以為那是一個新香港時代的開端。
對一個過去以明星為封面的時尚創意文化雜誌,這樣一個封面也代表了一場重要轉型的開始。接下來,香港月月有大事,我們在這本雜誌努力地去記錄、討論,介入各種文化與政治議題(例如在佔領中環這議題開始討論不久後,我們在二〇一三年五月就做了一本手冊,以藝術和創意角度討論如何佔領中環)。

二〇一四年九月下旬爆發了雨傘運動,全世界都看到這個城市街道上無數堅定而沉默的雨傘。
那兩個月,我在立法會前的流動民主教室演講,在九二八的遊行中第一次嚐到催淚瓦斯的滋味,在「大台」上分享台灣民主經驗,和抗爭者一起走上原本車流不止的龍和道。當然二〇一四年十二月的《號外》是一整本黃色的雜誌,題目是想像佔領之後的新香港。
只是沒有人想到,那個「新香港」竟是如此抑鬱的。
………..
站在二〇二〇年的現在回頭來看,雨傘運動之後的一切憂傷與憤怒,其實醞釀出了二〇一九年的反送中運動。
在那幾年間,北京更加大對香港的壓迫,奪取了更多自由,「銅鑼灣書店」成為暴力與良心對抗的符號。整個社會瀰漫著無力感與挫折感,一般的示威遊行已經難以動員,而新的激進本土思潮——主張「勇武」和港獨則獲得更多青年支持。雖然不少抗爭世代的青年被選入立法會,卻有許多人被剝奪資格,其後更有不少佔中參與者被判刑入獄。
二〇一九的六月前,恐怕很少人預料到會有近兩百萬人走上街頭,並且轉化成半年的街頭之戰。
馬嶽教授在本書對從雨傘運動到反送中抗爭間的歷史演變及反送中運動的不同面向,提出了非常精采而重要的分析,尤其是本書的重點: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轉變及如何形成一個「反抗的共同體」。

在這裡,容我做一些重述與補充。
他在本書指出關鍵的一點是,二〇〇八年是香港人認同「中國人」身份的高峰,也是分水嶺。此後,中港矛盾愈來愈嚴重,從政治、經濟到日常生活的資源擠壓,而年輕的抗爭者也從保育運動發展出「本土」的新思潮——雖然當時概念和後來的「本土派」不一樣;且愈來愈多人擔心自己的獨特文化——包括粵語和繁體字作為一種文化認同——受到壓迫。
畢竟,香港人自認是一個混種的國際城市,而不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但他們擔心自己正快速滑向後者。
二〇〇八年的反高鐵運動在某一個意義上,就是擔心香港和中國更快速而高度的整合;反國教運動則是因為北京希望更強化香港人的「愛國」教育,而引起巨大的反彈。各種中港矛盾的激化讓香港人的認同愈來愈強烈。
這個對身份認同以及中港關係的重新理解,又涉及到對香港民主運動路線與想像的再定義。
從八十年代開始,香港民主派的主流論述是「民主回歸論」,亦即人們接受回歸中國作為祖國,但相信北京政府會給予他們民主。一國兩制下的民主。

這個「民主回歸論」在那幾年中逐漸受到挑戰,到了二〇一四年人大常委的八三一決定可以說徹底崩塌。當年年初,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刊出封面故事:〈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引起一陣騷動。夏天他們出版新書《香港民族論》,更被視為高舉港獨旗幟。當時學運正統組織學聯的秘書長周永康也在幾次演講中提出「自決」字眼:「自決」對他們來說是香港人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而非港獨——當時周永康就強調他們主張在基本法框架下爭取普選。不過,或許是因為自決概念的敏感,學聯在九二二罷課宣言及其後,就把「自決」的概念改成「自主」:在罷課現場的大台,背後寫的就是「命運自主」四個字。

只是,這些當然都不是北京以及香港主流建制所能接受的。

雨傘運動後,本土思潮在青年人之間愈來愈盛行,「自決」也逐漸成為新世代民主派的主流概念,連被視為相對溫和的「佔中三子」的港大法律系教授戴耀廷都為文認為港人應有自決權,甚至提出否定基本法的可能。二〇一六年春天一群中青代學者集體發表《香港前途決議文》,宣稱啟動「香港自決運動」。在稍後的立法會選舉中,朱凱迪、羅冠聰等原本不屬於本土派的候選人,也以自決派面貌出現並且當選。

隨著北京加大壓迫,到了反送中運動前夕,反中情緒已然高漲,反送中運動本身更是最高強度的認同與情緒動員:「由始至終,二〇一九年的反抗運動都是一個香港人身份政治的運動」,馬嶽在書中說。

的確,不會有人在聽到國泰航空機長的「香港人加油」時不落淚的。而七月一日抗爭走向激進化之後,人們更在遍地唱起《願榮光歸香港》。
這個口號確實是「革命性的」,這不只代表港人身份認同的轉變,還有對整個體制認知與抗爭方向的巨大翻轉。

在二〇一四年雨傘運動時,北京將雨傘運動描繪成顏色革命,代表有外國勢力介入,且不少民主派人士仍然被當年六四武力鎮壓的幽靈所糾纏,所以拒絕運動被貼上「革命」標籤(「雨傘革命」)。

但到了二〇一九年下半年的反送中運動,在香港的每個角落,人們都高喊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現在每個人都是革命者——在這裡「革命」指涉的是拒絕現有體制的正當性,是要重新想像香港的可能性。

進入二〇二〇年,革命當然尚未成功,但七月一日通過的國安法倒是真正殺死了現有體制任何的正當性,埋葬了一國兩制的荒謬虛構。

站在這個漫長森冷歷史隧道的起點,沒有人知道未來這個「反抗的共同體」中的「反抗」會更強大還是更脆弱,但我們知道,這個「共同體」確實已然成形。我們更知道,不論是留下的或被迫離開的,或者像我們這種不知何時能再走進的台灣人,都會永遠感受到羅冠聰在被迫離開時說的這句話:「我何嘗又唔係好撚鍾意香港(我何嘗不是他媽的愛死香港)。」

(作者為《VERSE》雜誌創辦人暨總編輯,著有《燃燒的年代:獨立文化、青年世代與公共精神》,二〇一六年。)


※ 本文摘自 《反抗的共同體:2019香港反送中運動》,原篇名為〈推薦序:「我何嘗又唔係好撚鍾意香港」〉,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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