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聽起來很像回事，就使用了自己也說不明白的詞彙

文／金英敏；譯／游芯歆

韓國有部電影《再見，未成年》（미녕성），是演員金倫奭所導演的處女作，我覺得比《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更好看。《再見，未成年》裡丈夫勾搭上鴨肉店老闆娘，當妻子發現丈夫有外遇時，她一針見血地質問︰「你這是出於性？還是出於愛？」丈夫遲疑著說不出話來，或許是因為他不知如何區別性和愛，所以也難以理解妻子的質問。無法徹底區分愛情、黑心、責任、性欲等近似詞的人，似乎也無法理解「愛情」一詞的真正含意。

或許有人會問：「他不是用了『愛』這個詞嗎？既然用了，不就表示知道這詞的意思嗎？」是這樣嗎？有人嘴上經常掛著愛、人權、儒教、新自由主義、第四次工業革命、民主、創意經濟之類的詞彙，但他們是否確實了解這些詞彙的含意，我們無從得知。也有人很認真地問：「我們必須承認他的人權嗎？」如果他了解人權是身而為人普遍享有的權利，就不會說出這種話。因此他的這句話，與其說是有關人權的發言，不如說暴露了他對人權的無知。就好比孩子很認真地要求：「拿出證據證明我爸媽做過愛！」要是他知道爸媽做了愛才有自己誕生的話，就不會提出這樣的要求。因此，孩子的要求與其說是有關性愛的發言，不如說證明了這孩子對性愛有多無知。

有些詞彙因為聽起來很像回事，因而被人拿來使用，舉例來說，「嗯，那邊緩步走來的那個人，看起來很憂鬱的樣子」「為了營造氣氛，先說聲『我愛妳』吧！」「為了讓政府看好我，先在專欄裡用用看『創意經濟』這個詞。」「最近流行『第四次工業革命』這個詞，那我也先寫在提案書裡看看。」「最近大家都很熱衷『民主主義』一詞，那我就把這詞放進聲明文裡好了！」「因為大多數人都對『新自由主義』一詞很反感，所以要不要貼上這個標籤？」如果詞彙是在類似上述情況下被拿出來用的話，那麼這詞就和狗叫聲「汪汪」沒兩樣。

堅持避開不用特定詞彙的人，說不定反而對該詞的理解更深入。我認識的一對夫婦彼此之間從不說「我愛你」。聽說是因為考慮到「愛」這個詞所包含的崇高意義，因此兩人達成協議，不能在夫妻間使用這個詞。比起那些想藉由滿嘴的「我愛你」來化解危機的人，這對夫婦可能更正確地理解「愛」這個詞的語意。越是常被誤用、濫用、語意不清，以及用法多樣化的詞，就越要謹慎使用，盡量精準地定義該詞。

而區別語義，已經超越了造句層面，還具有更重大的社會意義。搞不清楚「不同」和「不對」的差別，要如何實現一個多樣化或公平正義的社會呢？應該會把「不同」的意見都當成是「不對」的意見吧？或者是把「不對」的意見辯稱是「不同」的意見。搞不清楚智商、聰明、智慧、機智、知性等詞的差別，還想培養出值得期待的人才嗎？大概會有人因為通過大學聯考就誤以為自己是知識分子，或相信自己是個正義之士，或以賢者自居吧。

但也不是說懂得區別就是萬能，有些區別就過於政治性，譬如白種人、黃種人、黑種人這樣的人種區別，是隨著西方帝國主義的興起而確立的。我雖然被歸類為黃種人，但每次看到自己閃著奶白色光澤的白皙肌膚，我就會懷疑自己是黃種人的這個「事實」。類似人種區別這樣的事情，其最大的問題就在於，這種區別不僅止於描述一種現象，還對這種現象加以評價。想想「奴隸」這個詞吧！「奴隸」一詞不只是用來描述某種特定現象，還發揮了評價的作用。因此，朝鮮時代的奴婢是否該稱為奴隸、慰安婦是否該稱為性奴隸的問題，也成了政治性議題。

改變用語，不代表社會將隨之改變

正如英國思想史學家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所說，評價性的詞彙反映了一個社會的意識。因此，單純在詞彙上加以變化，並不代表該社會就隨之有所改變。譬如為了改善對身障人士的看法，選擇了「身障朋友」一詞來代替「身障人士」，但這並不代表社會上對身障人士的相關認知會自動改變。若社會認知缺乏名副其實的變化，「身障朋友」這個新詞彙，反而會給身障人士帶來壓力。明明沒當成朋友看待，為什麼要說是朋友？就像自詡為文明人士，便以「野蠻朋友」代替「野蠻人」來稱呼遠方國家的原住民，這才是「掛著文明之名的野蠻行徑」。

但是，如果圍繞著詞彙的各種條件有了變化，那麼即使詞彙本身沒變，詞彙的含義也會改變。就以韓國著名歌手金光石所唱的名曲《三十歲左右》（서른즈음에）為例吧。從這首歌的歌詞「我以為青春會永駐」來看，顯然是將三十歲看成青春的終點。再來看另一首歌的歌詞「三十歲左右的我們會愛上什麼／難道不會對年輕時的遠大夢想感到羞愧嗎？」，感覺就像是一個急於變老的人把三十歲看成了老化的象徵。「三十」一詞所指稱的三十歲，基本意思沒變，但如今的含意卻和過去大有不同。這是隨著人類的預期壽命有了相當大的改變之後，才可能出現的變化。

足以與壽命驚人的延長相媲美的歷史條件變化，還有資本主義的登場。大規模商業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資本主義興起，其實是人類史上的巨大變化之一。在這番變化的潮流中，商人希望一改過去被視為「貪婪狡詐者」的形象，將自己追求利潤的活動予以正當化。因此，抱有同感的知識分子便努力改變既有評價性詞彙的含意。在此過程中，「節儉」「野心」「精明」等詞語的含義發生了變化。在歷史學家看來，新教的精神是否真的是造成資本主義興起的重要因素，尚待確定，但至少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正當化上，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評價詞。因為有了資本主義興起這一重大的社會變化，這些評價詞的含意也才有可能改變。

昆廷．斯金納認為，我們生活的世界是依照如何使用具有規範性質的評價性詞彙來支撐的，因此改變世界的方法之一，就是改變這些評價性詞彙的使用方式。事實上，優秀的作家會敏銳地捕捉時代潮流，重新定義當代的評價性詞彙。比如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家馬基維利在《君主論》一書中就提出，以往被高度評價為一種美德的「慷慨」（liberality）一詞，其實可能是一種惡德。

在韓國社會裡，「善良」曾經是被高度評價的美德。但不知從何時開始，在社會的一隅中「善良」這個詞的用法，代表「不具備美貌、財力、知性、學識等等條件，最後能拿出來評價的，只剩下無稜無角的個性罷了」的意思。這種趨勢如果繼續下去，那誰還會願意在聯誼活動上被說成是個「善良」的人呢？「善良」逐漸成為「無能」的代名詞，這種現象到底暗示了韓國社會正朝著什麼樣的方向發展呢？

※ 本文摘自《學習不會背叛你》，原篇名為〈詞彙的社會含意　詞彙和社會〉，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