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我要復仇》臺詞少成亮點，朴贊郁歸於「受訪症候群」

文／朴贊郁；譯／胡椒筒

「為什麼這部電影的臺詞這麼少？」

「因為上一部電影，我接受了太多訪問。」

其實，《我要復仇》的劇本是在製作《共同警戒區ＪＳＡ》前寫的。如今想來，在那麼多劇本裡偏偏選中這個故事，應該是接受了太多訪問，出現了受訪症候群。因此在反覆推敲的過程中，連為數不多的臺詞也都刪掉了。有些人評價這部片的魅力在於沉默寡言，但這讚譽不屬於我，都要歸功於當年讓我費盡唇舌的那群記者大人們。

在柏林國際影展上，我與智利、丹麥等來自各國的記者見面。每天面對三十名記者，感覺自己都快成了點唱機，只要投入硬幣的記者按下按鈕提問：「這部電影真的是在板門店拍攝的嗎？」我就會像唱歌一樣，把早已輸入好的答案唱出來：「哦～記者先生，如果能在板門店拍攝，又何必拍這種電影呢？啊～難道您不這麼認為嗎？」

還有拍照的問題。最近，韓國平面媒體的版面設計越來越華麗，電影導演也隨之變得商品化，幾乎沒有人拍坐著聊天的導演照了。就連文雅的日報也要求導演站在路燈下抽著菸、擺出苦思冥想的姿勢。如果導演曾因不聽話的演員或工作人員吃過一兩次苦頭，便會出於同理心地聽從攝影記者的指令。因此，我也曾抬起手指向虛空，眺望遠方，展露燦爛的微笑。

但真正讓我感到痛苦的還是語言。因為記者不會直接問：「為什麼把《我要復仇》中的誘拐犯設定成聽障者？」而是問：「把《我要復仇》中的誘拐犯設定為聽障者，是不是象徵了他與世隔絕，乃至存在根本上的無法溝通呢？」

我很痛苦，痛苦的原因不在於這樣講不對，而是我討厭藝術的魔法被這種語言概念化。申河均驚人的演技，怎能用這麼一句話就概括解釋呢？不過，他們這麼說也沒錯，所以我只能含糊其詞地回答：「嗯⋯⋯是。」結果三天後，報紙和雜誌便刊登出了這樣的文章：

記者：您為什麼要把《我要復仇》中的誘拐犯設定成聽障者呢？ 導演：這是為了象徵性的表現聽障者與世隔絕，以及某種根本上的無法溝通。

千篇一律的表達，俗套的概念，陳腐的解釋！記者和影評人的分析之所以教人感到受益與有趣，是因為他們能隨心所欲地表達。但導演親口講解所謂的「拍攝意圖」時，就會有一種是在利用公權力說明的感覺，毫無趣味可言。這就好比在充滿各式各樣解釋的廣闊平原上，我在一個角落畫了一個圈，然後告訴大家：「只能在這裡玩喔。」唉，被迫講太多話之後，我變成了一個討厭講話的男人，卻沒想到因為不想講話而拍攝的寡言電影，又掀起了口水之浪。

我也明白這不能怪記者，換作是我也別無他法。正如《我要復仇》的主角們一樣，記者和導演都覺得委屈。這只是語言的惡性循環，語言的復仇罷了。

也許有人會問：「既然那麼討厭，為什麼不拒絕受訪？」話是沒錯，但這很難做到。第一，我不能拒絕宣傳電影的機會，因為導演也得看投資人臉色。第二，只接受一家媒體採訪，其他媒體就會說：「接受這家，不接受那家，是在無視我們嗎？」第三，我擔心記者會在背後說：「哈，他以為自己是隱士庫柏力克嗎？別以為擺架子就能裝優雅！」

現在我是這麼想的，有人肯採訪我，我應該知足。回想過去，我剛拍完第一部電影，連一個採訪邀約都沒有，因為根本沒人關注我。當時我的確很傷心，所以說現在真的該知足。

※ 本文摘自《朴贊郁的蒙太奇》，原篇名為〈太多採訪〉，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