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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朴贊郁;譯/胡椒筒

「為什麼這部電影的臺詞這麼少?」

「因為上一部電影,我接受了太多訪問。」

其實,《我要復仇》的劇本是在製作《共同警戒區JSA》前寫的。如今想來,在那麼多劇本裡偏偏選中這個故事,應該是接受了太多訪問,出現了受訪症候群。因此在反覆推敲的過程中,連為數不多的臺詞也都刪掉了。有些人評價這部片的魅力在於沉默寡言,但這讚譽不屬於我,都要歸功於當年讓我費盡唇舌的那群記者大人們。

在柏林國際影展上,我與智利、丹麥等來自各國的記者見面。每天面對三十名記者,感覺自己都快成了點唱機,只要投入硬幣的記者按下按鈕提問:「這部電影真的是在板門店拍攝的嗎?」我就會像唱歌一樣,把早已輸入好的答案唱出來:「哦~記者先生,如果能在板門店拍攝,又何必拍這種電影呢?啊~難道您不這麼認為嗎?」

還有拍照的問題。最近,韓國平面媒體的版面設計越來越華麗,電影導演也隨之變得商品化,幾乎沒有人拍坐著聊天的導演照了。就連文雅的日報也要求導演站在路燈下抽著菸、擺出苦思冥想的姿勢。如果導演曾因不聽話的演員或工作人員吃過一兩次苦頭,便會出於同理心地聽從攝影記者的指令。因此,我也曾抬起手指向虛空,眺望遠方,展露燦爛的微笑。

但真正讓我感到痛苦的還是語言。因為記者不會直接問:「為什麼把《我要復仇》中的誘拐犯設定成聽障者?」而是問:「把《我要復仇》中的誘拐犯設定為聽障者,是不是象徵了他與世隔絕,乃至存在根本上的無法溝通呢?」

我很痛苦,痛苦的原因不在於這樣講不對,而是我討厭藝術的魔法被這種語言概念化。申河均驚人的演技,怎能用這麼一句話就概括解釋呢?不過,他們這麼說也沒錯,所以我只能含糊其詞地回答:「嗯⋯⋯是。」結果三天後,報紙和雜誌便刊登出了這樣的文章:

記者:您為什麼要把《我要復仇》中的誘拐犯設定成聽障者呢? 導演:這是為了象徵性的表現聽障者與世隔絕,以及某種根本上的無法溝通。

千篇一律的表達,俗套的概念,陳腐的解釋!記者和影評人的分析之所以教人感到受益與有趣,是因為他們能隨心所欲地表達。但導演親口講解所謂的「拍攝意圖」時,就會有一種是在利用公權力說明的感覺,毫無趣味可言。這就好比在充滿各式各樣解釋的廣闊平原上,我在一個角落畫了一個圈,然後告訴大家:「只能在這裡玩喔。」唉,被迫講太多話之後,我變成了一個討厭講話的男人,卻沒想到因為不想講話而拍攝的寡言電影,又掀起了口水之浪。

我也明白這不能怪記者,換作是我也別無他法。正如《我要復仇》的主角們一樣,記者和導演都覺得委屈。這只是語言的惡性循環,語言的復仇罷了。

也許有人會問:「既然那麼討厭,為什麼不拒絕受訪?」話是沒錯,但這很難做到。第一,我不能拒絕宣傳電影的機會,因為導演也得看投資人臉色。第二,只接受一家媒體採訪,其他媒體就會說:「接受這家,不接受那家,是在無視我們嗎?」第三,我擔心記者會在背後說:「哈,他以為自己是隱士庫柏力克嗎?別以為擺架子就能裝優雅!」

現在我是這麼想的,有人肯採訪我,我應該知足。回想過去,我剛拍完第一部電影,連一個採訪邀約都沒有,因為根本沒人關注我。當時我的確很傷心,所以說現在真的該知足。

※ 本文摘自朴贊郁的蒙太奇》,原篇名為〈太多採訪〉,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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