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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對全世界帶來了甚麼影響?

文/ Sanjay Gupta,譯/張瓊懿

人類若是想繼續在地球上稱霸,病毒將是最大的威脅。
——約書亞.雷得伯格(Joshua Lederberg),一九五八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

二〇二〇年的前一刻,我在中美洲與《教父》三部曲的導演法蘭西斯.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一起品嘗著紅酒,欣賞著美麗的海岸,猶如置身天堂。我們是去那裡參加一場氣候變遷方面的慈善活動,白天一起遊覽了當地的珊瑚礁,度過美好的一天,我還記得當時感覺既寧靜又愜意。我清楚記得柯波拉提起中國偵測到一個潛在病毒。那天稍早,我們都在報紙上看到「武漢市中心爆發呼吸疾病疫情」的報導。有人已經開始拿它和二〇〇二年至二〇〇三年間發生的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比較。當地的衛生部門曾發布一則令人憂心的流行病警告,指出有二十七個人感染了病毒性肺炎,其中七人為重症。還有五十九名出現發燒和乾咳的疑似案例被送往指定醫院。雖然中國政府給的訊息含糊不清,但是科學家等提出了更嚴重且更詳細的警訊。香港科學家閆麗夢博士表示,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一名握有第一手資訊的科學家非常憂心,並且很肯定的告訴她,這個疾病已經進入人傳人的階段。

我們不知道該相信什麼。

我清楚記得和這名《教父》傳奇導演談話的情景。他手握的酒杯裡紅酒香郁、不遠處傳來人們在沙灘上嬉戲的聲音,還有玩水的孩子們咯咯的笑聲。閉上眼睛,我彷彿還呼吸得到那夾雜著海水鹹味的熱帶氣息。總之,我們恣意快活、悠然自得,絲毫沒料到即將迎來劇變。我們怎麼也想不到,幾個月後全球會有數百萬人染疫,導致我們的健康醫療系統招架不住;也不會預料到,這個傳染力驚人的病毒,會讓許多人在與家人隔離的情況下孤獨離世。當時我就連在睡覺時,腦海也總浮現臥床病人與穿著防護衣的護理師勇敢對著手機鏡頭,做最後道別的畫面。我更沒想到一年多後,我還在反覆經歷這樣的惡夢。邊境封鎖。學校關閉。學生全回到了家裡。這一年,我跟太太和三個女兒相處的時間,比起過去十年加起來還多。父母們為了這突如其來的狀況傷透腦筋,他們一邊監督孩子上遠距課程,一邊還要顧好自己的飯碗——如果他們夠幸運,飯碗還在的話。職業運動和藝術活動被迫停止,體育館、電影院、博物館、劇場和音樂廳變得空蕩蕩。有的商家暫時歇業,有的則永久停業,全球經濟岌岌可危。大型集會成了遙遠的記憶。肥皂、濕紙巾、消毒水被搶購一空,令人納悶的是,連衛生紙都賣到缺貨。個人防護用具成了奇珍異寶,逼得一些醫院負責人只能不顧價格,自掏腰包盡可能的蒐購。有人忙著立遺囑、有人忙著縫製口罩,有些人領出儲蓄帳戶裡的錢,還有些人則開始動用退休帳戶。

很快的,爺爺、奶奶們成了社會裡最孤單的一群。

隨著疫情揭開了根深蒂固的種族不公,和平抗議與尚未受指控的內亂在街頭上演。隨著政治分歧逐漸擴大,過去從來沒想過購買槍枝的人開始動搖。危言聳聽的陰謀論散播得跟病毒一樣快,挑戰著科學的真實性與科學家的誠信。有些科學家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脅,得聘人全天候保護。

所幸,黑暗之中也出現了令人振奮的光芒。在尋找治療方法的過程中,學術界中的藩籬開始倒下。為了研發疫苗,原本互相競爭的藥廠轉而攜手合作。長期以來處於邊緣的公共衛生專家被火速推上前線,成了當紅炸子雞。每一天都有醫護人員撇下自己的家人,冒著生命危險陪伴著性命垂危的患者。至今一想到他們的犧牲,我依然會起雞皮疙瘩。

新年前夕,在我和柯波拉享受著歡愉而寧靜的夜晚時,絲毫不知道在世界的另一頭,一場大流行病正蓄勢待發。我們甚至開玩笑的說可以把它改編一下,拍個新版的《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但我們心裡都不相信真的會發生這樣的事。

「這種事剛發生時,沒有人說得準,」我記得當初很淡定的這麼對柯波拉說。

我們還聊起另一部可說預言了這一年的電影。二〇一一年,我在賣座的驚悚片《全境擴散》(Contagion)中扮演一個小角色(電影裡,葛妮絲.派特洛〔Gwyneth Paltrow〕從香港帶回了一種新病原體,在明尼蘇達州家中的廚房裡發生嚴重癲癇,最後病死於醫院。)最近我回去看了自己和片中疾病管制中心主任艾利斯.齊佛(由勞倫斯.費許朋〔Laurence Fishburne〕扮演)交談的場景,被製片人的預言能力嚇壞了。

我:網路上有消息說,在印度等地方發現利巴韋林(Ribavirin)對這個病毒有效。但是國土安全部卻告訴疾病管制中心,在確定藥物的庫存量足夠前,不要發布任何公告。
艾利斯.齊佛醫生:好的,古普塔醫生,我們正持續評估幾種藥物,利巴韋林是其中一種。但是我們認為,目前最好的防禦對策還是保持社交距離、不要跟人握手,生病的話待在家裡、勤洗手。

聽起來很熟悉?利巴韋林雖是虛構的藥物,但疫情初期時關於奎寧的種種說法、以及這些訊息所引發的政治紛擾,和這部電影的劇情如出一轍。如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動輒提及齊佛醫生說的社交距離、別跟人握手、待在家裡和勤洗手等等。這名編劇看似得到了神諭,但事實是——歸根究柢,這些事情都是科學。齊佛醫生甚至提到很難知道確切的死亡人數,以及「五十個州有五十個衛生部門,每個部門的作法都不同」等問題。拍攝這部科幻片的前一晚,我跟編劇史考特.伯恩斯(Scott Z. Burns)和導演史蒂芬.索德伯(Steven Soderbergh)共進晚餐,他們提到這部電影依據的是世界各地現有的公共衛生模式。

我們無疑擁有許多預警,就連好萊塢電影都在告知我們未來的發展。《全境擴散》正確預估了一個新興的病毒隨時能超越心臟病、癌症和中風,成為美國的頭號死因。它可以讓美國人的預期壽命減少一整年,同時也暴露出我們在醫療保健系統中驚人的差別待遇——拉丁裔美國人的壽命減少了兩年,非裔美國人則減少了將近三年。

很難想像這個只有遺傳物質,沒大腦、沒鼻子、沒眼睛、沒手沒腳、沒翅膀,沒心臟,也沒有情緒的小東西,殺傷力竟比大規模軍事衝突更嚴重。SARS-CoV-2新型冠狀病毒像外星人入侵般向地球宣戰,引爆了我們稱為COVID-19的大流行。

大多數戰爭都始於某種形式的宣戰,但這場疫情大戰的起頭卻混沌不明,而且很可能在接下來數十年都還有爭議。這個很可能源自蝙蝠的特殊傳染病,毒性、傳染力與傳播速度都前所未見,但我們卻不知道它是在什麼時間、用什麼方式開始在人類當中傳播的。我們只知道,中國和其鄰近國家都在一月五日公開表示,對這個「來路不明的肺炎」感到憂心,並將健康威脅警報提升到第三級(危險)。最後,我們發現這個疾病是冠狀病毒造成的,這類病毒能引起多種呼吸道、消化道和神經系統疾病。

我得知在同一天還有另一個淹沒在醫療文獻中的故事。一名六十一歲的武漢婦人出現了發燒、畏寒、喉嚨痛和頭痛等症狀;她去了當地某個醫療單位就診,拿了些對病灶很可能沒有實質幫助的藥物。即便這樣,她還是在一月八日和五名家人搭乘直飛航班,從武漢飛去泰國曼谷慶祝農曆新年。就我的經驗,曼谷的素萬那普(Suvarnabhumi)機場擁有全世界最能揪出罹病入境旅客的監控系統。果然,該機場監控系統立刻發現了這名發燒的婦人,將她送到醫院。就是在這個時候,她被發現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

一開始,大家認為她是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最早將病毒帶出中國的人之一,但是更新的報告指出,早在幾個星期前,在美國就有人感染了。也就是說,在大家得知這個致死疾病在武漢爆發前,就有美國人感染這個新型冠狀病毒了。

我想在這裡稍做停頓,請大家思考一下以下狀況:假設我也出現類似症狀,並在同一天搭飛機前往美國某大機場,我想根本不會有人注意到我,更別說量我的體溫或問我問題。這一點跟亞洲的許多國家很不一樣,因為對於因應異樣(有可能造成大流行病)的新病毒,他們的經驗比我們豐富多了。將近二十年前爆發的SARS疫情,在很多方面都是個可怕的預告——也促使他們開始嚴格執行公共衛生措施。

耐人尋味的是,前述那名六十一歲的婦人在生病前,確實經常光顧武漢當地的市場,但她沒有去過一般認為是疫情起點的華南海鮮市場。這個病例使得兩國的關係陷入緊張,因為中國被迫向世界承認是他們那邊出了問題。曼谷當局將這名患者隔離,取其病毒樣本做了基因序列鑑定後聯絡北京,施壓要中國承認他們的祕密,或其他事情。中國起初拒絕了,反而要泰國交出這名中國公民,以及在泰國做出的基因序列。一名流行病學家(姑隱其名)告訴我,他們雙方之間的對話是這樣的:

泰國:你們得向世界公開你們那邊出了狀況,否則我們會公布基因序列。
北京:她是我們的人,把她和基因序列還給我們。
泰國:去你○的。

二月二日,美國開始嚴格管制中國來的旅客,但在這之前,已經有數十萬人從中國來到美國,還有數百萬人去了世界各地。我們就這樣眼睜睜看著中國在一月底開始,禁止其公民在國內旅遊,以減少冠狀病毒在中國境內擴散,卻放任其國人出國,對遏阻病毒在世界各地傳播毫無作為。

一月二十八日,在最高機密的情報簡報上,國家安全顧問勞勃.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向川普總統提出逆耳忠言,警告他這將會是他在其總統任期遇到「最大的國安威脅」,甚至提到情況有可能跟一九一八年的西班牙流感一樣嚴重——當時那波大流行中全球估計有五億人感染,多達五千萬到一億人死亡,其中包含六十七萬五千名美國人。這也是第一次有人向我國政府提出一個關鍵細節:有可能已經出現無症狀傳染,意即許多散播病毒的人本身並沒有任何症狀,因此也不知道自己感染了。

儘管如此,我們的國家還是決定採取應付流感的模式,認為只有出現症狀的人才算生病。事後證明,這是我們在這場大流行病中所犯的一大錯誤,代價相當慘重。換句話說,我們雖然對疫情採取了行動,但作法卻是錯的。在我們報導有數十人確診時,事實上很可能有上萬個沒有症狀的人如常生活,在自己不知情的狀況下到處散播病毒。

當時新聞大多著重報導川普彈劾案,以及科比・布萊恩(Kobe Bean Bryant)因直升機在洛杉磯郊外墜毀而身亡的消息。一直到一月三十日,美國確定出現第一樁人傳人案例後,白宮才採取更果決的作法,對全中國發布四級旅遊警告,並在隔天宣布此次疫情為「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四級旅遊警告是最高的建議級別,表示有嚴重危及生命的風險,發布此級警告的意思非常清楚:「請勿前往」以確保安全,如果已經在境內則宜儘速離境。然而就算到了這個時候,公共衛生專家對於限制航空旅遊有多大效果,仍舊意見分歧。他們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在為這一刻做準備,但極少人真正經歷過這樣的事。感覺他們就像受過良好訓練的警員,但第一次拔槍時卻猶豫不決。

隨著愈來愈多訊息湧現,社會大眾愈來愈焦慮了。態度一向溫和的專家有別以往的用起了強烈字眼。一月二十四日,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家丁亮(Eric Feigl- Ding)在推特上首度發布關於這個病毒的訊息:「我的天啊——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的基本傳染數是三.八!!!這有多糟呢?像核彈級的大流行病那麼糟……」

就像使用芮氏震級來表示地震規模,基本傳染數是用來表示病毒擴散速率的數值;它只是個平均值,可以受到地方政策、人口密度,甚至天氣等各種因素影響。所以,全球各地的新冠病毒基本傳染數不一,而且會隨時間改變。目前我們所知道基本傳染數最高的疾病是麻疹,介於十二到十八之間;季節性流感的基本傳染數則在〇.九到二.一之間。就像公衛專家丁亮博士發推文所說的,數據顯示新冠病毒的基本傳染數大概介於一.四到三.九。如果傳染數值在一以下,由於每個感染的人僅會傳染給不到一個人,這個傳染病很快就會消聲匿跡。雖然有些人不認同丁亮的說法,但還是有人支持他和幾名新冠病毒預言家——他們揭發了真相,卻沒有人相信。

身為國際新聞網的醫療記者,我知道自己要暫時告別周遊列國的日子了。我被迫退到家中狹窄的地下室,不眠不休的報導關於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的各種新消息,像是它的傳染途徑、進入細胞的分子機制,以及進入人體後帶來的破壞。疫情發展了幾個月後,我們很清楚它會造成神經功能障礙,輕則暫時失去味覺和嗅覺,嚴重的話可以引起中風、失智或精神疾病。我做為神經外科醫生和醫療記者的兩個世界有了交集。

一項大型研究的統計指出,三分之一的COVID-19確診患者在六個月內會出現精神性或神經性疾病。經過了一年多,這個新型冠狀病毒仍不斷帶給我們驚奇。我們還是不懂,為什麼有些人感染後幾乎沒有症狀,有些人卻住進了加護病房。我們不確定身體清除這些病毒的成效,以及它對感染者(包括孩童)有什麼後續影響。在這場大流行病正式宣告結束後,我們很可能還得繼續處理數百萬名「長期患者」(long-hauler)的新冠病毒相關症狀。

這一年多來,我每天醒來就只能強自振作,向全球觀眾報導令人沮喪的消息。我多麼希望報導的是不可思議的科學進展,或是教人如何過得幸福又長壽的故事。然而,我能告訴大家的只有不斷飆升的感染、住院和死亡人數。醫學院的訓練確實教導過我們,該如何向病人和他們的親屬傳達壞消息,但即使我從事這行已經數十年,這件事一點也沒有變得比較容易。不管在醫界或媒體,我都恪遵幾個原則:說話的同時別忘了傾聽,說的時候確定對方聽得懂。帶著同理心和謙卑,清楚的講、慢慢的講。時刻牢記自己的話會徹底改變患者的生活。除了清楚告訴患者我可以肯定的事,解釋我不確定的事也一樣重要。談事情時要妥善兼顧「事實」和「希望」。首先,講的都必須是「事實」,完整而透明的事實。但是「希望」也有它深遠的影響。「希望」不是一種策略,但它確實能給人極強的動力。最後,不管是和患者一對一交談,還是試圖教育惶恐不安的全球觀眾,我都會用作家馬雅.安傑洛(Maya Angelou)的這段話提醒自己:「人們會忘記你說了什麼、做了什麼,但永遠不會忘記你帶給他們的感受。」

不管這個新型冠狀病毒是從哪裡來、在何時出現(這些稍後會討論),有件事沒有人會否認:人類遭遇了二十一世紀首次全球流行病浩劫。雖然我們具備二十一世紀的醫學、高明的電腦模型和流行病預防規畫,但顯然還不足以應付。

二〇一八年末,我寫了一篇專欄文章警告大家大流行病就要來了,並呼籲為將來無法避免的事成立新的疫苗平台。我提到這個大流行病造成的衝擊會大過世上發生的其他事件。當時我認為,它會是某種我們從未見過、來自鳥類或豬的流感病毒。我向來對流感很憂心,而且我不是唯一有這種擔憂的人。我曾經報導H1N1(豬流感)和H5N1(禽流感)較早期的病毒株,還製作過講述流感大流行的紀錄片。冠狀病毒也是候選者,畢竟過去發生的SARS和中東呼吸症候群(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MERS)都是冠狀病毒引起的。但是我們認為這些病毒的致死力太強,不致於發展成全球性的流行病,背後的道理很駭人:當某種病原體的致死率特別高,受感染的患者死亡的速度會快過病菌傳播的速度。

當時我想都不會想到,會出現SARS-CoV-2這樣詭詐多端、歹毒且高致死率的冠狀病毒,不過在此重申,這不表示我們不能做更好的準備。(為了方便,我接下來會以「新冠病毒」來稱呼SARS-CoV-2,並以「新冠肺炎」稱呼它在人類身上引發的傳染病。)

二〇一九年十月,就在這場全球大流行病變成殘酷事實的幾個月前,約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和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發布了全球健康安全指數(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雖然該報告指出「沒有任何國家能對流行病或大流行病做萬全的準備」,但是在他們評估的一百九十五個國家裡,美國得到第一名(滿分一百分拿了八十三.五分),第二名是英國(拿到七十七.九分)。很顯然,我們並沒有拿出應有的表現,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名次吊車尾的國家反而展現了實力,例如僅僅拿下五十四分的紐西蘭,在最初九個月只有幾千名案例,死亡人數也很少。同一時期,美國有超過六百五十萬個案例,死亡人數將近二十萬。美國人口占全世界的四%,但是到了二〇二〇年盛夏,受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數,卻占了全世界感染人數的二十五%。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科學家拿新冠肺炎的數據跟發生在美國的其他悲劇死亡率相比,發現當時的死亡率和二〇〇一年的九一一事件相當——每兩天有將近三千人死亡。就像每天有十架載了一百五十人的空中巴士從空中墜落一樣。

這個發展趨勢令人震驚且不安。在這場大流行病中,富裕國家的情況往往更糟,那些貧窮國家反而毫髮無傷。疫情的第一年尤其如此。稍後我們也會談到有些國家一整年都控制得很好,但只不過稍微鬆懈,就引發了新一波感染和死亡。這當中的差異,不管是好是壞,除了病毒本身的因素之外,也跟人們的行為有關。

本文摘自《大疫時代必修的生命教育》,原篇名為〈引言:來路不明的肺炎〉,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