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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低估的天才恩格斯,擅長引用資本家親口說法回擊對方

文/烏麗克.赫爾曼;譯/賴雅靜

世人往往將恩格斯視為一個沒有個人意志、僅止於充當馬克思幫手的人,但這種觀點實在低估了他的天分:第一位結合德國哲學與亞當.史密斯、大衛.李嘉圖自由經濟理論的人是恩格斯,不是馬克思。馬克思直到讀過恩格斯這篇文章後,才形成將黑格爾的辯證法與資本主義經濟現象貫連起來的想法。馬克思本人一向承認恩格斯對他助益良多,甚至在數年後稱許這篇短文是「批判經濟範疇的傑出綱要」[37]。

恩格斯本人對自己這篇著述也相當得意,為了避免有人會錯失這篇文章的宗旨,他還特別以大寫字母強調,這篇文章旨在否定「私有制的合理性」(BERECHTIGUNG DES PRIVATEIGENTUMS),而他採用的方法則是古典辯證法。他的出發點──亦即正題:恩格斯推崇亞當.史密斯的成就──認為他是史上第一位建立完整經濟理論的人。「必須使私有制的理論……具有……更為科學的性質。」[38]恩格斯如此敬仰史密斯,甚至稱他是「政治經濟學的路德」(ÖKONOMISCHEN LUTHER)──當然也以大寫字母強調。他認為史密斯的理論核心在於競爭,亦即反獨佔的戰鬥。

接著恩格斯筆鋒一轉,進入反題:想要廢除獨佔壟斷的人,必定無法忍受所有權的存在,因為財產意味著:只有其所有者才有資格支配這件物品,其他人一概不准。恩格斯如此批判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你們消滅了小型壟斷,是為了讓一個巨大的根本的壟斷,即所有權,更自由地,更不受限制地起作用。」如是,恩格斯得出的合題便是:無論競爭或壟斷都必須予以殲滅,其方法是徹底廢除財產制。

恩格斯也是信念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徒,但當時他擁護的是初期哲學式的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源自法國,後來受到愈來愈多的青年黑格爾派人士所採納。不同於馬克思,此時恩格斯沒有討論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的概念,而是藉道德與理性來闡明私有財產何以不合理。[39]

當時年方 23 歲的恩格斯不僅熟練地運用史密斯與李嘉圖的學說,更是史上最早描述景氣循環,並發展出一套堪稱初步危機理論觀點的經濟學家之一。[40]此外,恩格斯還大肆嘲諷法國經濟學家尚-巴蒂斯特.薩伊,後者認為供給會不斷創造需求,因此不可能出現普遍的生產過剩現象。恩格斯以諷刺的口吻寫道:「經濟學家用他那絕妙的供求理論向你們證明『生產永遠不會過多』,而實踐卻用商業危機來回答,這種危機就像彗星一樣定期再現,在我們這裡現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發生一次。」在批評薩伊這點上,恩格斯比凱因斯更早搶得頭香;直到近一百年後,凱因斯才對薩伊提出嘲諷。

到了 1840 年左右,經濟學家才開始思考經濟危機的問題,這並非巧合,因為商品銷路不佳,貨物滯銷等都是全新的現象。在此之前,物資總是嚴重短缺,饑荒頻仍,一有新的商品產出,無論是榖物或服裝,總是能立刻找到買主。要在至少部分社會人士生活富裕,無需購買某些商品時,才可能出現現代型態的經濟危機。商品過剩,會因為商品滯銷而出現景氣循環。十九世紀時,儘管嚴重的貧窮現象仍然存在,但能相對自由地決定是否要消費的人也日漸增加。[41]

對身為黑格爾信徒的恩格斯而言,這種新型經濟危機恰好是一種應用辯證法,因為這種危機最終導致了一種驚人的矛盾:恰好是財富形成了巨大的危機,致使「人們純粹由於過剩而餓死。長期以來,英國就處於這種荒誕的狀況中。」

恩格斯本著對細節的熱中,詳細描述了經濟危機下所出現的諸多矛盾現象:「一部分資本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周轉,而另一部分資本卻閒置在錢櫃裡。一部分工人每天工作 14 或 16 小時,而另一部分工人卻無所事事、無活可幹,並且活活餓死。」同樣矛盾的是危機爆發的速度:「今天生意很好,需求很大,這時大家都工作,資本以驚人的速度周轉著,農業欣欣向榮,工人做到累倒了;而明天停滯到來,農業不值得費力經營,大片土地荒蕪,資本在正在流動的時候突然凝滯,工人無事可做,整個國家因財富過剩、人口過剩而備嘗痛苦。」

對於導致這些危機的原因,恩格斯還沒發展出完善的理論,但他已注意到股市投機的現象,同時也發現,無論是工廠主或工人,對這些整體情況都看不透,只是作為「沒有意識的分散原子」,隨著自己的期待起舞。後來,凱因斯將這種根本上的不確定性作為理論的核心基礎。

我們永遠無法得知,光憑一己之力,馬克思是否能發展出他種種的觀點;或許沒有辦法,因為恩格斯帶來德國哲學家極為罕見的經歷。恩格斯並非來自有文化的資產階級,他從未上過大學,甚至連高中都沒畢業。他的父親是工廠主,恩格斯擔任過商業學徒,並且在當時工業資本主義的中心──英國的曼徹斯特(Manchester)──待過 21 個月。

身為工廠主長子,恩格斯熟悉資本主義的「氣味」

恩格斯比馬克思小兩歲,1820 年生於德國伍珀塔爾市(Wuppertal)的巴門(Barmen),父母育有九名子女,其中以他的年紀最長,而且與父親同名,都叫「弗里德里希」,這清楚透露出父母對他的期待。他們希望他是他們的複製品,希望他們的長子未來能繼承家族的紡織工廠,在巴門生活並成為敬畏上帝的虔誠教徒。如我們所知,結果與他們的期待大相逕庭。[42]

在當時,巴門與鄰近的艾伯費爾德(Elberfeld)之情況特殊,這兩座城市都是德國最早的工業城,其他地區主要仍以農業與手工業為主。1840 年,烏培河(Wupper)區約有 70,000 名居民,此處山谷非常狹窄,即使工廠主也必須與自己的日薪工人共同生活,因此出現別墅和工人住房比鄰而立的景象,而且到處散發著染料、漂白劑和下水道的臭味。不同於生長在特里爾悠閒環境的馬克思,恩格斯很清楚資本主義早期的樣貌──與氣味。

恩格斯家族一如許多烏培河谷的工廠主,都是非常虔誠的信徒,即使是瑣事,也會與上帝的權柄連結。例如恩格斯的母親在比利時一處海水浴場奧斯坦德(Ostende)停留時,父親就曾在寫給妻子的信中表示:「親愛的愛利莎(Elise),妳那些馬鈴薯看來奇慘無比,它們本來長得那麼好,如今卻染上了這種流行病……彷彿上帝要在這個褻瀆神明的時代向世人昭示,人們是多麼仰賴祂且掌握在祂的手中。」[43]恩格斯後來表示,他的家鄉是「蒙昧主義者的錫安」(Zion der Obskuranten)。[44]

恩格斯的父親很早便擔心長子會誤入歧途,在他眼中,就連無關痛癢的通俗小說都非常危險。他曾在寫給妻子的信中警戒地表示:「今天我又在他的書桌裡發現一本從圖書館租借的壞書──一本關於十三世紀的騎士小說。值得注意的是,他滿不在乎地把這類書籍擺在書櫃裡。願上帝保佑他的心靈!我常常為這個總的說來還很不錯的孩子感到擔心。」

恩格斯的父親執意要這個聰穎的兒子進入家族企業,為了阻斷恩格斯的大學之路,他甚至不讓兒子完成高中學業:儘管恩格斯在校成績優異,他還是不得不提前從高中輟學,並且於 1838 年在布萊梅(Bremen)一位批發商底下擔任學徒。

高中輟學後,一邊擔任學徒,一邊化身知名記者

這份工作讓恩格斯有機會參與全球化進程。早在十九世紀,全球化便已發展興盛,,並非什麼全新現象。恩格斯的老闆從英國到海地(Haiti)都有商業夥伴,擁有絕佳語言天賦的恩格斯經常協助老闆處理國際通訊,並學會利用不同貨幣進行套利交易及操作進口關稅的手法。

與此同時,他還過著另一種不為人知的生活:他以弗里德里希.奧斯沃特(Friedrich Oswald)的筆名創作詩歌、雜文,並且在報紙上發表評論。儘管未曾受過任何新聞訓練,這位十九歲的年輕人依然躍升為知名記者,他的「烏培河谷來信」(Briefe aus dem Wuppertal)尤其值得我們注意。他在這些文章中懇切描述了勞工的困境:「在低矮的房子裡進行工作,吸進的煤烟和灰塵多於氧氣,而且從六歲起就是這樣,這勢必要全然失去力量和朝氣……在當地的皮匠中間也會遇到一些身強力壯的人,但只消過上三年這樣的生活,就會在肉體和精神上把他們葬送掉;五個人就會有三個人因肺結核死去。」[45]

雖然這位十九歲的青年提出這些社會批判,但他距離鼓吹階級鬥爭或詳細剖析經濟學還相當遙遠。雖然他對剝削大感憤慨,但在此期間他的重點主要是嘲諷家鄉人士對宗教的熱中:「整個地區的居民都被虔信主義和庸俗的海水淹沒了。」[46]他要為反對這種「神祕主義」而寫,但也順帶提到了虛假仁義的現象,認為這些虔誠的信徒雖然「每個禮拜日到教堂兩次」,卻同時壓榨自己的工人:「我們知道,廠主之中對待工人最壞的就是虔誠派教徒。」

在布萊梅這段期間,恩格斯更揚棄了父母所灌輸的宗教信仰。如果他沒有擺脫基督教信仰,便不會覓得另一個上帝:恩格斯同樣「皈依」了黑格爾,因此急於前往柏林,結識青年黑格爾派人士,鑽研黑格爾的哲學。為了不讓父親起疑,恩格斯在結束學徒生涯後自願入伍一年,加入普魯士砲兵的行列。

自 1841 年秋天起,恩格斯享有一段美好的時光:在雙親慷慨的金援下,他不必住營房,可以擁有私人房間;更棒的是,天高父親遠,他終於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雖然高中未畢業,恩格斯卻偷偷混進柏林大學,在謝林(Schelling)講授的課堂上結識了幾位後來同樣聞名於世的同學:丹麥哲學家索倫.齊克果(Sören Kierkegaard)、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米哈伊爾.巴枯寧(Michail Bakunin)及瑞士的藝術與文化史學家雅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等人。

此時恩格斯仍然持續為報社撰文,父親雖遠在伍珀塔爾,卻很快就知悉兒子再次走上哲學這條旁門左道。一待恩格斯兵役結束,父親便將他送往曼徹斯特。恩格斯的父親在當地有一家製造棉線的分公司,雇用大約 400 名工人。

這場計畫外的安排促使恩格斯踏入工業資本主義的真實世界,對他造成深遠的影響,並使他變得更激進。讓馬克思大為嘆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便是在曼徹斯特完成的。

在曼徹斯特期間,恩格斯還認識了瑪麗.白恩士(Mary Burns)這位愛爾蘭女工。恩格斯對瑪麗雖非忠貞不二,而且兩人並未結婚,恩格斯卻與瑪麗共同生活直到 1863 年她過世為止。反之,馬克思雖一心要打倒資產階級,卻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就此來看,恩格斯顯然比馬克思更激進,並且排斥資產階級的風俗慣例。

遇見馬克思

在曼徹斯特度過 21 個月後,恩格斯便返回巴門,中間還去了其他地方。1844 年 8 月,恩格斯先前往巴黎與馬克思會晤。這次聚會雖短暫,雙方卻立刻察覺,他們彼此完美互補。馬克思提供哲學上層建築與革命動力,恩格斯則提供親身經驗。恩格斯不僅是工廠主之子與訓練有素的商人,更在曼徹斯特經歷過開始萌芽的工業化進程,此外他還閱讀了政治經濟學的英文重要典籍。反觀馬克思,直到此時才開始了解亞當.史密斯與大衛.李嘉圖的重要性。

一連十天,馬克思與恩格斯流連於巴黎的酒館間;在這十天的時光中,兩人的友誼滋長,同時定調了他們終生不渝的合作模式。打從一開始,他們的合作模式就很清楚:恩格斯必須屈居於馬克思之下,因為馬克思雖予人好感,但他對自己的重要性可是向來自信滿滿。

恩格斯同樣堅信,他們兩人之中馬克思才是天才,因此兩人可說是天造地設的夥伴。馬克思過世後,恩格斯在 1886 年描述他們的合作:「絕大部分基本指導思想……都是屬於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馬克思沒有我也能夠做到……至於馬克思所做到的,我卻做不到。馬克思比我們大家都站得高,看得遠,觀察得多也快速。馬克思是天才,我們頂多是能手。」[47]

恩格斯確實不是偉大的理論家,他的文筆也比不上馬克思傑出的散文,但他的能力遠優於「能手」。恩格斯不僅是優秀的商人,也是傑出的新聞工作者。他的作品總是經過透徹的研究,讀來流暢、詼諧風趣,而且容易理解;這些優點恰好是馬克思所欠缺的。特別是馬克思後期的代表作《資本論》,外行人是很難以消化的,因此恩格斯不得不為《資本論》撰寫通俗易懂的概論,協助大眾看懂好友馬克思想所要表達的意思。此外,恩格斯還是個寫作快手,總是能在截稿前交出文稿,而馬克思卻經常迷失在自己的篇章中。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恩格斯寫得有多快,在隨後半年便可看出。他甫自曼徹斯特(及巴黎)返回巴門,就在短短六個月內完成《英國工人階級狀況》(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這部著作至今仍被公認是十九世紀最優秀的社會研究之一。

當時也有其他作者探討「社會問題」,底層百姓的生活處境顯然異常困苦,因此不斷出現探討大眾「貧困化」(Pauperismus)的著作,光是德國,在 1822 至 1850 年間便出現大約 600 篇作品,控訴普遍存在的貧困問題。[48]

其中以恩格斯這部著作特別突出,因為他是第一位聚焦於工業革命的人,試圖了解整體勞工的生活狀況,而非僅僅描繪個別行業。另外,他更在現場從事研究,並參考相關文獻,不是只坐在書桌前建構自己的論點。因此,恩格斯忍不住挖苦自己的哲學同行:「德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比起其他國家,都更是從理論前提出發的,因為我們德國的理論家們,對現實世界了解得太少了。」[49]

不同於其他多數的社會主義者,恩格斯並未將工人變成筆下被動的論述對象,而是親自和他們交談,向他們學習。他也自知這種好奇心有多罕見,因此在英文序言中寫道:「我拋棄了社交活動和宴會,拋棄了資產階級的葡萄牙紅葡萄酒和香檳酒,把自己的空閒時間幾乎都用來和普通的工人交往。」[50]

除了與工人直接交談,恩格斯也採用官方統計數據及其他印刷資料,並率先運用一種全新策略:恩格斯偏愛引用他思想上的對手──自由派人士的說法。如果連資產階級自己都承認,工人是活在沒有尊嚴的環境下,比社會主義者的文字譴責更有威力。「當我描述產業工人的狀況而缺少官方文件的時候,我總是寧可運用自由黨人的證據,以便以自由資產階級親口說出來的話來打擊自由資產階級。」[51]這種手法,後來馬克思也運用在《資本論》中。

恩格斯與馬克思在巴黎的討論,對恩格斯留下鮮明的影響:在此之前,恩格斯主要是抨擊私有財產制,如今他開始在階級對立的脈絡下思考,而階級對立最終必將導向無產階級革命。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旨在提出證據,證明起義已經不遠了。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開始便細數新技術所帶來的種種奇蹟,恩格斯以數頁篇幅詳述機械化的織布機、紡紗機、蒸汽動力、鑄鐵、鋼鐵、化肥、鐵路運輸、電報等當時的重大發明。恩格斯並非夢想重返原始農業那美好世界的浪漫主義者,其實他醉心於「從 1760 年開始巨大高漲的英國工業」,醉心於這段「在人類的編年史中無與倫比的歷史」。

儘管恩格斯對技術革新熱烈歡迎,這名革命家卻堅信:「工業上的大變革,它結出的最重要的果實便是英國的無產階級。」在此之前,窮人在歷史上從未扮演過任何角色,如今他們卻成了孕育自己階級意識的革命群眾──至少在恩格斯眼中是如此。

資本家正在進行的「社會謀殺」

恩格斯細數資產階級對工人進行的「社會謀殺」(sozialer Mord),他們將屬於無產階級的工人密集關在潮溼的房間,食物不足。恩格斯一一列舉他從政府委員會摘錄的官方內容,例如一名目擊者如此報導愛丁堡人滿為患的地下室住所:「他在一天之內看過七幢房子,裡面都沒有床,有些房子裡面甚至連麥稭也沒有……此外,在這個黑得甚至在白天也很難看清楚人的地下室裡還有一頭驢子。」

官方的健康狀況統計資料同樣顯示這種貧苦的慘狀:「1840 年,利物浦上等階級(貴族、自由職業者等等)的平均壽命是 35 歲,商人和光景較好的手工業者是 22 歲,工人、短工和一般僱傭勞動者只有 15 歲。」恩格斯的用意在揭露當時上層階級的壽命兩倍於無產階級。不過,今天的讀者或許也會發現,當時連富人都不長壽吧。

當時的平均壽命如此之短,主要原因是嬰兒的高死亡率。恩格斯在針對曼徹斯特提出的報告中表示:「工人的孩子有 57% 以上不到五歲就死去,但上等階級的孩子在五歲以前死亡的卻只有 20%。」至於嬰兒的死因則有「天花、麻疹、百日咳和猩紅熱」等。[52]

但恩格斯並非天真無知,也不是懷著高度敵意,將工廠主一律描繪成掠奪工人貢獻的惡德妖魔。他深知許多企業家一心想改善員工命運,但整體而言,資本家這個階級認為競爭重於個人:若不想失敗,資本家勢必得創造利潤;而為了獲利,他們就必須對無產階級進行剝削。

恩格斯已經觀察到,資本主義有集中化的趨勢,較大型的企業會併吞較小型的工廠。但他認為,無產階級朝逐漸壯大的企業集中,是一項優點,因為唯有透過「人口的集中」,工人才有機會開始「感覺到自己是一個整體,是一個階級;他們已經意識到,他們分散時雖然是軟弱的,但聯合在一起就是一種力量……大城市是工人運動的發源地」。

英國不同於德國,在德國馬克思必須將無產階級無中生有;英國則不僅有工人,甚至也出現了工會組織。恩格斯欣喜表示:「每個星期,甚至幾乎每一天,在這裡或那裡都發生罷工。」但恩格斯認為,工人的生活狀況是不可能透過和平方式改善的,他預見的不是改革,而是「社會戰爭」(sozialer Krieg)。

恩格斯察覺工會的一大弱點:一旦出現經濟危機,絕望的工人為了競逐短缺的工作機會而自願接受最低的工資。在此,恩格斯雖然尚未使用「後備役」(Reservearmee)一詞,但多餘的無產階級(überschüssiges Proletariat)這個構想卻來自恩格斯,並且成為馬克思極重要的概念。

因此恩格斯認為,除了階級鬥爭再無其他選擇。他以自服役時起便熱中的軍事語彙宣示:「這些罷工只是前哨的小接觸……它們還決定不了什麼……罷工是工人的軍事學校,他們就在這裡受到訓練,準備投入已無可避免的偉大的戰鬥中。」

恩格斯甚至提出決戰的明確年份,認為「最晚在 1847 年爆發」,因為在此之前將會出現下一場危機,「這次危機將比過去歷次危機劇烈且尖銳得多」。他憤慨地預言:「窮人反對富人的戰爭將是人們之間進行過的一切的戰爭中流血最多的一次戰爭。」「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要從既成的形勢中找到和平的出路,已經太晚了。」至少恩格斯預測的革命爆發時間極其精準:1848 年,歐洲各地都爆發革命。

但在此之前,恩格斯必須先行解放自己,並擺脫家人的束縛。他在位於巴門的家中待了半年撰書著述,但這段日子並不好過,他在寫給馬克思的信中煩躁地表示:「吃也好,喝也好,睡覺也好,放個屁也好,我都不能不在鼻子底下碰見那種令人討厭的聖徒的面孔……今天全體親族都要吃聖餐……今天早上那種難受的面孔到處出現了。」

此外,恩格斯曾在艾伯費爾德發表一場關於共產主義的演說,因而遭到普魯士警方追捕,烏培河谷鄉親開始對恩格斯家人說長道短,因此連恩格斯的父親都認為盡快讓長子離開普魯士方為上策,並首度願意資助恩格斯過著與家族企業無關的日子。有了雙親的金援,恩格斯不僅不必在國外餓肚子,還能成為全職的維權人士,迎來革命。

1845 年春,恩格斯遷往布魯塞爾,因為馬克思遭到法國政府驅逐後也來到比利時。[53]對於馬克思以德語在《前進週刊》(Vorwärts!)發表的言論,其實法國政府原本並不在意,但普魯士政府窮盡各種外交管道迫使馬克思離開巴黎。雖然在歐洲各地遭受普魯士政府追捕令人厭煩,但此舉對馬克思而言也算是一種恭維:普魯士特務如此不辭辛勞,顯示他已躋身令人忌憚的革命份子之列。

註釋

[37]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收錄於《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集》,第十三卷,第7-11頁,此處參見第10頁。某些馬克思的傳記作者對恩格斯的文章避而不談,這種作法著實令人不解。例如,斯珀珀僅以兩行短短的文字介紹(斯珀珀,《卡爾.馬克思:一個十九世紀的人》,第139、144頁)。或許某些傳記作者過度將自己等同於他們的傳主馬克思,認為馬克思主要的啟發若得自恩格斯,將會貶抑他們心目中的天才。
[38] 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收錄於《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集》,第一卷,第499-524頁。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本章後續引用的恩格斯說法,皆出自這篇文章。
[39] 1840年,法國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者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在他的《什麼是所有權?》(Qu’est ce que la propriété?)中針對私有財產提出著名的抨擊。普魯東表示,財產就是竊盜,這個簡潔的說法舉世聞名。至於恩格斯創新之處則在於,他不僅批判財產本身,更試圖闡述競爭對工資、貿易、危機與價格造成的影響。總的來說,馬克思與恩格斯是共產思想較晚期的發現者:第一位德國共產主義者則是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這位裁縫師早於1838年便已在他的《現實的人類和理想的人類》(Die Menschheit, wie sie ist und wie sie sein sollte)中提出社會烏托邦的構想。另請參考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如何改變世界》(How to Change the World),第16頁以下。
[40] 恩格斯自己曾經表示,他的危機理論深受英國政治評論家約翰.韋德(John Wade)的啟發。後者在1835年發表《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歷史》(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此外,恩格斯也接受韋德認為每五到七年便會出現一次商業危機的論點,但後來他將週期延長為十年。
[41] 有關這些危機的經過,另請參考赫爾曼,《資本的世界史》(Sieg des Kapitals),德文版第153頁以下
[42] 除非另有說明,關於恩格斯的生活經歷皆以加雷斯.斯特德曼.瓊斯(Gareth Stedman Jones),〈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Engels and the History of Marxism)為本,收錄於霍布斯邦編,《馬克思主義史》(History of Marxism),第290-326頁,以及特里斯坦.杭特(Tristram Hun在當時t),《穿長禮服的共產主義者》(The Frock-Coated Communist)。
[43] 米夏爾.克尼里姆(Michael Knieriem)編,《恩格斯的出身》(Die Herkunft des Friedrich Engels),第600頁。
[44] 恩格斯,《烏培河谷來信》,收錄於《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集》,第一卷,第413-443頁,此處參見第413頁。
[45] 恩格斯,《烏培河谷來信》,收錄於《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集》,第一卷,第413-432頁。
[46] 同前註。
[47]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收錄於《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集》,第二十一卷,第291-307頁,註1。
[48] 英果.馬特納、沃爾夫岡.里貝編,《布蘭登堡史》,第449頁。就連作家貝蒂娜.馮.阿爾尼姆(Bettina von Arnim)也曾撰寫過關於貧困的作品《國王的書》(Dies Buch gehört dem König),1843年。
[49]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收錄於《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集》,第二卷,第225-506頁。
[50] 此處恩格斯採用「中產階級」這個在德國不尋常的說法,因為這篇序言先是以英文撰寫,希望英國工人也能讀到這篇文章。他以英文稱呼企業主或富人時採用的是「middle classes」而非「Bourgeoisie」。只是,雖然寫了英文序言,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在英語世界依舊沒有受到接納,英譯本於1887年才在美國出版,在英國則遲至1892年。
[51] 若無其他說明,此處及後續引用的內容,出處皆同註49。
[52] 此外,恩格斯也是都市社會學的開路先鋒,因為他是史上第一位以「壞」與「好」來區分英國城市的人。他筆下的曼徹斯特情況如下:上層階級住在「新鮮的對健康有益的鄉村空氣裡,在華麗舒適的住宅裡,每一刻鐘或半點鐘都有往城裡的公共馬車從這裡經過。最妙的是這些富有的金錢貴族為了抄近路到城市中心的營業所去,竟可以通過整個工人區,卻看不到左右兩旁的極其骯髒貧困的地方。因為從交易所向四面八方通往城郊的大街都是由兩排幾乎毫無間斷的商店所組成的,而那裡住的幾乎都是中小資產階級,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願意而且也能夠保持街道的整潔的。」恩格斯憤慨地表示:「這種偽善的建築體系或多或少為一切大城市具有的。」而且到處都是「有系統地把工人排斥在大街以外,這樣費盡心機把一切可能刺激資產階級的眼睛和神經的東西掩蓋起來。」(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收錄於《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集》,第二卷,第225-506頁;第279-280頁)恩格斯甚至以平面圖顯示,工人住宅區的建築有多麼不健康。
[53] 1830年起才出現比利時,在此之前該地區歸屬荷蘭,但荷蘭信奉新教,而後來歸屬比利時的瓦隆人(Wallonen)與佛蘭德人(Flamen)卻信奉天主教。歷經一場短暫的獨立戰爭,比利時成為自由的民主國家,國王幾乎只具代表性的功能,人民享有言論自由。因此,全歐的激進民主主義者都聚集在布魯塞爾。

※ 本文摘自《除了資本主義,我們有更好的方法解決當前的經濟危機嗎?》,原篇名為〈不只是「天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