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消失」四年的前妻來電，確保我瞭解與共產黨作對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文／沈棟；譯／Zhou Jian

段偉紅還活著？

九月五日星期五，段偉紅失蹤四周年的那一天，我清晨四點鐘就醒了，再也睡不著。黑暗中我打開手機，看到母親傳了一封訊息給我。訊息中母親叫我打電話給段偉紅，說對方打電話給她，因為我的電話不通。這封訊息有如雷擊，我的心跳停了幾拍。腦內一片混亂，這代表什麼意思？段偉紅的手機號碼已經沉寂四年，她的母親直到二○二一年六月去世前，每天都至少撥打一次女兒的手機，從來都沒有反應，但她就是不放棄希望，總覺得某一天段偉紅會接電話。

如果她媽媽，能夠再多活三個月……

當然，我當下的第一反應就是給段偉紅打電話，但我還是遲疑了一下，因為我不知道接起這通電話的，會是什麼人。

我終於還是按下號碼，鈴響一、兩聲後，有人接電話了，是段偉紅。我隱約覺得，她一直在等我的電話。她一開口就情緒激動，邊哭邊說。她第一句話就是道歉，對她過去對我的態度道歉，對讓我獨自帶大健坤道歉。她說她心情很矛盾，不知該不該聯繫我，不知道我和現在的家庭相處得如何，會不會麻煩到我現在的家庭和諧等。我整個人被震住了，說不出話來。她竟然還活在世間這件事，加上她近乎哀求的口吻，使我心情頓時失去平衡，不禁想起四年前我們之間的最後一次談話中，她的盛氣凌人態度和冰冷尖刻語氣。何等的反差啊！足足有一、兩分鐘都是她在說，我沒有打岔。隨後慢慢地，我恢復理智，問她現在身在何處，她說她在家，但只是有條件地被暫時釋放，放出來前簽了一份承諾書，表明她知道自己隨時會被重新關進去。

接著，段偉紅說想和兒子說話。我跌跌撞撞地走到健坤的臥室，連燈都忘了開。我搖醒兒子，和他說媽媽在電話裡，要跟他說話。我當然瞭解健坤那一瞬間的疑惑，但是沒時間多做解釋了，我擔心電話隨時會被切斷。我只能促聲連連地要他接過我手中的電話，叫聲媽。

在健坤身旁，電話裡的每個字我都聽得清清楚楚。在同樣的哭腔下，段偉紅一開始就告訴健坤她是多麼懊悔不能陪他，讓他爸爸一人把他帶大。然後她問健坤多高了，體重多少，上哪個學校，學業成績如何。我眼角開始泛淚，因為任何一個處於正常生活的媽媽，都沒有必要追問這些問題。健坤很冷靜，也沒說太多話，這有點出乎我的意料。健坤後來告訴我，他也被媽媽在這麼多年後突然冒出來這件事震住了。對他來說，媽媽好像突然從一個暗黑深淵中浮出，他一時不知道是夢境還是真實。

母子通話之後，段偉紅表示要繼續和我說些不方便讓健坤聽到的話。我拿著電話走到樓上客廳，段偉紅告訴我，她四年來對外界事務一無所知，被臨時放出來後才知道自己的母親已經過世了。我猜她連徹底改變全球生活的新冠病毒疫情都不知道。我問她被中共強行帶走的原因是什麼，她的刑事罪名是什麼。我的問題一連串，但她的回答非常簡短。她直接說，罪名是保密的，不許她透露。這種隱晦甚至荒謬的回答，直接提高了我的腎上腺素。段偉紅是中國最成功、最知名的女企業家之一，共產黨將她與世隔絕四年，完全沒有經過司法程序，連起訴的罪名都沒有，這不叫踐踏人權，什麼才是？那我兒子所受到的連帶傷害呢？

來電的真正理由

但我一回神，就意識到段偉紅「被決定」和我聯繫的真正理由。在交談中，她連過去四年席捲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都一無所知，但她對我這本即將上市的《紅色賭盤》卻瞭若指掌。她知道再過幾天書就要上市了，她要我停止出版。我懷疑在此刻之前她電話中表現的一切，都不過是在試圖營造親情氣氛，為這通電話的真實意圖打底。當下，我警告自己說，共產黨要傳達的完整訊息還在下面，因而我決定不打斷她，讓她有機會把所有被交代的話講完。我只傾聽，讓她一項一項地把得罪共產黨的後果說完。內容多半是如果《紅色賭盤》出版會帶給她的種種傷害，諸如她現在只是被暫時釋放，隨時會被再度囚禁等。然後她話鋒一轉，問出一連串嚇人的問題：「沈棟，如果你出事怎麼辦？你出事，對健坤會有什麼影響？假如健坤出事怎麼辦？身為一個父親，你不考慮這些嗎？」我一句話都不說，她在這整段所欲傳達的訊息最後，用了一句共產黨的慣用口號，確保我瞭解與共產黨作對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 本文摘自 《紅色賭盤》，原篇名為〈後記　本書出版後，所發生的那些事──我會繼續前行，繼續傳播我的故事。〉，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