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煉金術」成為化學（煉金術）承擔過錯的替罪羊

文／勞倫斯．普林西比；譯／張卜天

製金的消失

製金（Chrysopoeia）盛行於整個十七世紀。在當時的歐洲各地，這一主題的印刷書籍層出不窮。許多著名的科學思想家都在討論和研究轉變。簡易的作坊和皇家實驗室都在熱切尋求這一工序的祕密，支持或反對製金之可能性的學術爭論經久不息。然而到了十八世紀二○年代，轉變煉金術突然令人驚訝地迅速衰落下去。到了十八世紀四○年代，製金在大多數（但並非所有）地方都被視為舊時代的遺跡。它雖然偶爾還會喚起人們在歷史或古物上的興趣，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人類愚蠢的範例。已有一千五百年歷史、一度繁榮興盛的製金事業，如何在頃刻間就失去影響了呢？

關於製金遽然衰落的確切原因，科學史家們仍在研究和爭論。從事後來看，一種看似合理的簡單解釋是，當時的物理學表明，金屬轉變是不可能的。但歷史記錄並不支持這種觀點。十八世紀初並沒有出現什麼新的體系、實驗或證據，可以讓當時的人斷定製金是不可能的。歷史記錄所表明的乃是，轉變煉金術被視為某種純粹欺騙的東西，遭到了愈來愈多往往惡毒的攻擊。這樣的詆毀並不新鮮；自阿拉伯中世紀和拉丁中世紀以來，它一直伴隨著煉金術。然而到了十八世紀初，情況發生了改變。反對意見變得更加響亮、強大和持久，它們較少關注理論上的理性爭論，而是更多聚焦於煉金術在道德和社會方面的欺詐議題。企圖敗壞製金及製金者名聲的虛誇言辭突然開始起了作用。

值得注意是，正是在十八世紀初，「煉金術」和「化學」這兩個詞獲得了新的更嚴格的含義。以前它們同時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互換。即使它們在那一時期的用法有時可以看出一些區別，這種區別也並非一成不變，而且極少是今天自動所做的區分。例如，安德烈亞斯．利巴維烏斯（Andreas Libavius）在一五九七年出版的名著《煉金術》（Alchemia），描述了如何進行化學操作，使用實驗室設備，做一系列化學製備（簡而言之，我們今天會毫不猶豫稱之為「化學」的東西），而很少提及製金或賢者之石。¹另一方面，大約與安德烈亞斯．利巴維烏斯的《煉金術》同時問世的論文集《化學大觀》(Theatrum chemicum）第一版卻收錄了數十部製金文本──正是我們今天會毫不猶豫稱之為「煉金術」的東西。討論物質的生產和操作，以及它們性質的各種思想和實踐──無論是製金和製銀，還是製造藥物、染料、顏料、酸、玻璃、鹽等──都可以而且的確被稱為「煉金術」（alchemy）或「化學」（chemistry）。chemistry這個詞之所以用得更頻繁，主要是因為認識到al-是阿拉伯語的定冠詞，後來隨著chemeia經過阿拉伯語世界，al-作為遺留下來的包袱被去除了。²

由於這兩個詞如今承載著諸多現代含義（通常認為化學是現代的和科學的，煉金術則是過時的和不科學的），許多科學史家使用古體拼寫chymistry來指稱如今被歸於化學和煉金術的各種實踐活動。這個術語既可以確認「煉金術和化學」這個未經分化的領域，又可以超越如今由「煉金術」和「化學」這兩個詞所喚起的含義。³想一想當你聽到這兩個詞時，它們在你腦海中立即引發的聯想（如果本書的標題是《化學的祕密》，你還會買它嗎？）。現在嘗試設想從這兩個詞那裡大致獲得同樣的直接印象。如果能做到這一點（這並不容易），你聽到的東西會和大多數現代早期的人一樣。但實際上，看到chymistry這個拼寫古怪的詞時立刻回想起這兩個詞的不斷變化的含義要更簡單。因此接下來，我會在適當的時候使用「化學（煉金術）」（chymistry）這個術語。

與重新定義「化學」和「煉金術」同時進行的是對金屬轉變的道德拒斥。我認為，這些發展背後的驅動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提升「化學家（煉金術士）」（chymists）和「化學（煉金術）」（chymistry）的地位。在十八世紀以前，化學（煉金術）的公共形象非常糟糕，化學家（煉金術士）的身分常常模糊不清、令人不快。與物理學、數學和天文學不同，化學（煉金術）在大學沒有既定位置；它在中世紀未能在大學獲得立足之地。它也沒有古典的高貴世系，這意味著受人尊敬的古代權威不會替它說話。其工作往往骯髒、危險和難聞（更不用說化學家〔煉金術士〕本人），常常和手工勞作緊密連繫在一起。在十七世紀的戲劇和文學中，化學家（煉金術士）的形象乃是作為喜劇的調劑，幾乎總是扮演著笨拙、愚蠢或欺騙的角色（見第七章）。化學（煉金術）的轉變方面，數百年來一直與假冒、偽造、欺騙和貪婪連繫在一起。而它的醫藥方面則通常與未經訓練的江湖醫生相關聯，而與有學識的、得到許可的醫生無關。即使是後來大力維護這門學科的價值而被譽為「化學之父」的羅伯特．波以耳（Robert Boyle，一六二七－一六九一），也覺得有必要在他關於這門學科的第一本書的序言中為投身於「即使不是欺騙性的，也如此徒勞、無用的研究」而致歉。⁴今天的化學家們正因為公眾將其學科與毒素、致癌物和汙染連繫在一起而懊惱，而其十七世紀的前輩們則面臨著更加嚴峻的身分和地位問題。

十七世紀末，隨著化學（煉金術）在科學研究、醫學、貿易和思想生活中的重要性和應用不斷增加，它最終開始職業化，形成了一門正規學科的輪廓。這種職業化出現在許多地方，但也許在一六六六年建立的巴黎皇家科學院裡得到了最清楚的體現。一六六九年，該學院三十個教席中有五個是專門為化學（la chimie）設立的，因此在這裡，該學科第一次像一門獨立的科學學科那樣獲得了正式的、引人注目的、由國家支持的地位。作為這種新確立地位的一部分，需要對化學（煉金術）做一番改造。有必要清理一下其沾滿煙塵的形象，以使它和它的從業者能夠獲得其他科學已經享有的聲望和地位，並使其糟糕的公眾形象不致殃及科學院。科學院祕書及其公眾形象的首席設計師豐特奈勒（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一六五七－一七五七）就認為，化學（煉金術）地位相當低級，主要是因為它不具有「幾何精神」──即一個像在物理學和數學中那樣的有序的演繹公理系統──他認為這是「真正」科學的典型特徵。化學（煉金術）在公眾心目中的可疑名聲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監督科學院並為其提供資金的政府部長們也公開希望不在科學院內討論製金。於是，對化學（煉金術）進行的改造，包括將轉變活動（這是眾多壞名聲的來源）隔離成一個不同的類別，切斷與它的所有連繫。⁵

相應地，科學院用一些最激烈的言辭譴責轉變努力完全是一種欺騙，而不是說它不可能。化學（煉金術）範圍內最容易遭到批判的一切事物，比如賢者之石、金屬的轉變等，都被分離出去，並且日益被貼上了「煉金術」（alchemy）的標籤。而被認為有用的過程和觀念則仍然作為「化學」保留下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其中包括在尋找賢者之石的背景下發展出來的許多理論）。於是，煉金術士們一直在做的大部分事情──探索物質的本性和結構，研究和利用物質的轉變──仍然是化學，即使他們備受嘲笑和譴責。事實證明，這種策略在當時極為成功，而且事後看來神不知鬼不覺。「煉金術」成了為化學（煉金術）承擔過錯的替罪羊，它被從體面的地方驅逐出去，現在占據那裡的是一種新近得到淨化的化學。化學家和化學成為受人尊敬的詞，用來描述現代的、有用的、富有成效的、「科學的」人和事物。而煉金術和煉金術士則淪為貶義詞，用來描述陳舊的、空洞的、欺騙的，甚至非理性的人和活動。

如果探入到以上概述表面的背後，便會看到一幅遠比初看起來更為複雜和混亂的圖景。科學院對煉金術的公開拒斥並未實際根除煉金術，而只是把它遣入地下。許多化學家──甚至在科學院內部──都繼續研究轉變問題。例如，科學院的化學家艾蒂安－弗朗索瓦．若弗魯瓦（Étienne-François Geoffroy，一六七二－一七三一）於一七二二年發表了一篇題為《論賢者之石的若干欺騙》的論文，揭露了冒牌的轉變者所使用的一些詭計和欺騙。若弗魯瓦的這篇論文是科學院公開拒斥製金的關鍵一步，常被視為煉金術「結束」的標誌。⁶但實際上，若弗魯瓦論文裡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從一百年前的一本書裡剽竊來的，該書出自一位製金者之手，他在提醒其追求轉變的同道們警惕可能遇到的一些騙人手法。若弗魯瓦的私人圖書館中充斥著討論轉變的書籍。新近發現的一些手稿也表明，那篇著名的公開譴責發表之後，若弗魯瓦仍在用實驗方法（但悄悄地）研究轉變。⁷直到十八世紀五○年代，科學家的其他化學家也在相對祕密地繼續著自己的製金研究。並沒有什麼科學上的理由使他們不這樣做。但是對轉變的道德攻擊所產生的氛圍以及轉變與「正當」化學的分離，意味著再也不能認為受人尊敬的專業化學家是在研究煉金術了。煉金術第一次失去了立場明確的公開捍衛者。

對金屬轉變和賢者之石的研究繼續祕密進行著，儘管規模有所減小。直到今天，世界上仍有一些地方在悄悄做著這種研究。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這種持續的研究通常都是私下做的，因此，除非有從事者「付諸公開」，否則歷史學家很難對其實際內容進行評價。在這些實例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十八世紀倫敦皇家學會的化學家詹姆斯．普萊斯（James Price）。1782年，普萊斯宣稱用一種白色粉末成功地把汞變成了銀，又用一種紅色粉末把汞變成了金。在眾目睽睽之下，他演示了數次轉變，沒過多久，他所宣稱的激動人心的消息在英格蘭和國外的新聞媒體上不脛而走。然而，皇家學會的會員們卻氣憤地斥之為「騙術」。就像在十八世紀初的法蘭西科學院一樣，轉變在這裡同樣與欺騙緊密連繫在一起，皇家學會對此深感窘迫和不安，一些會員希望立即將普萊斯驅逐出會。皇家學會會長約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爵士要求普萊斯當著其他會員的面來演示這一過程，以維護皇家學會的榮譽。普萊斯起初表示反對，聲稱自己貯存的粉末已經用完了，生產更多的粉末需要時間和精力。不過最終，到了一七八三年七月，普萊斯邀請皇家學會的會員們前往他在倫敦之外的家中觀看演示。關於是只有三位會員撥冗到場還是根本就沒有人去，目前尚無一致說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約定的那一天，普萊斯服毒自殺了。⁸

煉金術與啟蒙運動

在一般所謂的啟蒙運動時期（大約在十八世紀），更廣泛的趨向加劇了職業化的化學學科對轉變煉金術的拒斥。當時的許多作家都用轉變煉金術來襯托他們自己時代的成就，以區別於之前的一切事物。啟蒙運動的修辭中充斥著鮮明的兩極對立──用光明驅散黑暗，以理性取代迷信，以新思維摒棄舊習慣。它也對化學和煉金術這個新的二元做了類似的討論：現代的、理性的、有用的化學，取代了陳舊的、誤入歧途的煉金術。

因此，十八世紀的許多作家都把煉金術連同巫術、通靈術、占星術、預言、魔法、占卜等一切被認為配不上所謂理性時代的東西拋入了垃圾箱，所有這些東西都被歸入「神祕科學」（occult sciences）這個雜物箱。⁹這種合併清楚地表現在約翰．克里斯托弗．阿德隆（Johann Christoph Adelung）於十八世紀八○年代出版的七卷本文集的標題中：《人類愚蠢史；或者，著名的黑魔術師、煉金術士、妖術師、符號數字詮釋者、狂熱者、占卜師以及其他哲學怪人的傳記大全》（The History of Human Foolishness; or, Biographies of Renowned Black Magicians, Alchemists, Devil-Conjurers, Expounders of Signs and Figures, Fanatics, Fortunetellers, and other Philosophical Monstrosities）。¹⁰毫無疑問，早期的一些煉金術士也會涉足這其中的一項或幾項論題，但大多數人不會。因此，認為歷史上的煉金術通常與這些論題有關是錯誤的。煉金術既非魔法，也不是所謂的妖術。正如本書的其他地方所說，大多數煉金術士都認為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完全符合自然過程。

啟蒙理想的一些倡導者幾乎把消除製金看成衡量其自身成功的一項標準。於是，《德意志信使》（German Mercury）月刊的主編克里斯托弗．馬丁．維蘭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對普萊斯的轉變報告做了言辭誇張的回應：

我現在面對著歐洲公眾，痛心疾首地呼籲所有開明人士！身著喪服，向真正智慧和啟蒙的神祇祈禱，願祂們將這一正在隱約迫近你們的黑色厄運扼殺在搖籃裡。請聽我說！真正智慧的宿敵，製金的古老幽靈，久已認為死亡，卻像末日審判的可怕的敵基督一樣興起，極力將智慧和啟蒙踐踏在地。¹¹

金屬轉變真能成為這樣一種威脅嗎？維蘭德情緒激動的反應表明，到了十八世紀八○年代，煉金術已經成為一切「愚昧」（unenlightened）事物的標誌。就像十八世紀初的化學家們開始透過公開反對「煉金術」來定義自己一樣，那些用啟蒙修辭來定義自己的人也把煉金術的復興看成對自己身分的威脅。這種兩極對立在十八世紀以後持續了很久。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二十世紀的一些科學家和歷史學家才極力反對羅伯特．波以耳、艾薩克．牛頓等許多偶像式的科學人物曾經深深地浸淫於煉金術。¹²十八世紀這種兩極對立的修辭使得科學能力和理性似乎不可能與煉金術共存。

維蘭德要化學家約翰．克里斯蒂安．維格勒布（Johann Christian Wiegleb，一七三二－一八○○）針對普萊斯論文中任何一處可能涉及欺騙的地方都做了詳細的闡述。維格勒布的報告占去了《德意志信使》的二十頁篇幅。此時，他已經出版了自己的《煉金術的歷史批判研究》（Historico-Critical Investigation of Alchemy）。該書考察了製金的歷史，並對其種種說法做了冗長而激烈的反駁。在批判煉金術思想（既有歷史的也有科學的）時，維格勒布也像阿德隆一樣，將煉金術與巫術做了比較。¹³

但啟蒙運動是一個複雜的現象，在不同背景下產生了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排斥的運動。因此，製金在遭到某些派別拒斥的同時，也被另一些派別所調整適應。因此，雖然維蘭德和維格勒布等人一直強烈譴責製金，但經歷了之前半個世紀的攻擊，製金絕沒有就此死去。事實上，在十八世紀的最後幾十年裡出現了若干次「煉金術復興」中的第一次。在十八世紀七八○年代，德語國家出版的煉金術文本的數量突然激增，致力於復興、重組和研究製金的一些團體和期刊紛紛建立（一般都很短命）。

這次復興的一個重要場所本身就是啟蒙運動的產物，那就是新成立的祕密社團，尤其是在德國，比如共濟會、玫瑰十字會，還有不斷被歪曲、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時間的光明會（illuminati）等。有幾個這樣的團體均以某種方式支持煉金術。一些共濟會成員在其儀式中使用了（現在仍在使用）煉金術的象徵和語言。更富戲劇性的是，活躍於十八世紀七八○年代的被稱為金玫瑰十字會（Gold-und Rosenkreutzer）的德國團體建立了私人的和公共的實驗室，其成員用實驗來研究醫學煉金術和轉變煉金術。十八世紀末在德國出版的許多支持轉變的書籍（常常是十六、十七世紀經典著作的新版）都與共濟會和玫瑰十字會有關。有趣的是，這些團體主要在實踐層面上致力於煉金術──它們所做的正是之前化學（煉金術）所特有的那些實驗室操作和實驗。¹⁴這些祕密社團與煉金術之間的連繫究竟是如何發展出來的，目前我們並不完全清楚，但煉金術保有古老特殊祕密的悠久傳統，與這些團體宣稱保有古老的神祕智慧非常一致。¹⁵

化學家安德里亞斯．魯夫（Andreas Ruff）在十八世紀末對煉金術做出了另一種評價，對維蘭德和維格勒布的啟蒙類型表達了不滿。一七八八年，魯夫出版了一本化學教科書，獻給紐倫堡的共濟會分會。該書在內容和風格上與當時的其他化學教科書並無二致，對十八世紀八○年代的化學從業者來說同樣有用。然而在書的結尾，魯夫為實際從事轉變煉金術提供了「基本規則」，還列出了一些問題，讀者們由此可以評價一個自稱煉金術大師的人是否是冒牌的。在魯夫看來，就像在整個十七世紀一樣，製金的煉金術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化學的一部分。他悲嘆煉金術如今的式微狀態，並把它歸咎於這樣一個事實：

我們如今生活在一個「啟蒙」的世界，在這個時代，任何一個十六歲的孩童就已經是批判的捍衛者，亦是迷信和古人的迫害者。他們痛斥其先輩過於盲信，對自己並不理解的諸多事物進行爭論，對只是相信卻給不出理由的諸多事物進行斷言。於是，孫子不尊重已經過世的祖父，兒子不尊重父親，但凡能夠毫無羞恥地說出這些事情的人，都會被認為「思想開明」。¹⁶

在魯夫看來，理性時代的那種蔑視態度，即嘲笑任何難以很快理解的事物，阻礙了人們對非同尋常的隱祕之物進行研究，這其中也包括煉金術。這種偏見可能會使世界陷入新的黑暗，而非啟蒙。啟蒙運動的放肆所引發的這種不安，成為十八世紀末煉金術的許多支持者的一個共同特徵。其他一些同時代人則開始批判對理性的盲目崇拜，從而產生了浪漫主義運動。¹⁷此後很久，某種反叛或「反權威」的特徵一直伴隨著煉金術（它已經是猛烈攻擊醫學事業的帕拉塞爾蘇斯主義著作的一個鮮明特徵）。到了二十世紀，那些對「現代性」及其放縱產生懷疑的人有時會把煉金術當成一種反文化立場。

NOTE

關於利巴維烏斯，參見Bruce T. Moran, Andreas Libaviu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lchemy: Separating Chemical Cultures with Polemical Fire (Sagamore Beach, MA: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 2007)。
William R. Newman and Lawrence M. Principe, “Alchemy vs. Chemistry: The Etymological Origins of a Historiographic Mistake,” Early Science and Medicine 3 (1998): 32-65。另見Halleux, Les textes alchimiques, pp. 43-49。
Newman and Principe, “Etymological Origins,” pp. 43-44。問題部分在於，過去的歷史學家經常基於時代誤置的任意預設，把歷史人物、書籍或話題指定給某個類別，導致把基於現代思想的錯誤二分投射到過去，從而扭曲了我們的歷史理解。一旦我們開始談論一種包容性的chymistry，許多明顯的問題和難題就消失了，我們可以在歷史背景下更好地操作以獲得更準確的理解。關於這個詞在艾薩克．牛頓那裡如何運作的一個例子，參見Lawrence M. Principe, “Reflections on Newton’s Alchemy in Light of the New Historiography of Alchemy,” in Newton and Newtonianism: New Studies, ed. James E. Force and Sarah Hutton (Dordrecht: Kluwer, 2004), pp. 205-219。
Robert Boyle, “Essay on Nitre,” from Certain Physiological Essays (1661), in The Works of Robert Boyle, ed. Michael Hunter and Edward B. Davis, vol. 2 (London: Pickering and Chatto, 1999), 85。
這裡非常粗略地描述了對煉金術的道德攻擊及其與此時化學職業化的關係，更詳細的討論參見Lawrence M. Principe, “A Revolution Nobody Noticed? Changes in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Chymistry,” in New Narrativ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emistry, ed. Lawrence M. Principe (Dordrecht: Springer, 2007), pp. 1-22，篇幅更長的討論可見於我即將出版的Wilhelm Homberg and the Transmutations of Chymistry。另見John C. Powers, “‘Ars sine Arte’: Nicholas Lemery and the End of Alchemy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Ambix 45 (1998): 163-189。
Étienne-François Geoffroy, “Des supercheries concernant la pierre philosophale,”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24 (1722): 61-70。
Principe, Wilhelm Homberg (forthcoming), and until that time, “Transmuting Chymistry into Chemistry: Eighteenth-Century Chrysopoeia and Its Repudiation,” in Neighbours and Territories: The Evolving Identity of Chemistry, ed. José Ramón Bertomeu-Sánchez, Duncan Thorburn Burns, and Brigitte Van Tiggelen (Louvain-la-Neuve, Belgium: Mémosciences, 2008), pp. 21-34。
James Price, An Account of some Experiments on Mercury, Silver and Gold, made in Guildford in May, 1782 (Oxford, 1782); P. J. Hartog and E. L. Scott, “Price, James (1757/8-1783),”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糾正了Denis Duveen, “James Price (1752-1783) Chemist and Alchemist,” Isis 41 (1950): 281-283和H. Charles Cameron, “The Last of the Alchemists,”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9 (1951): 109-114等更長論述中的一些錯誤；後者對這件事情持一種特別懷疑的無益看法。
關於「神祕科學」範疇的構建及其被學術界的拒斥，參見Wouter J. Hanegraaff, Esotericism and the Academy: Rejected Knowledge in Western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esp. 184ff.。
Johann Christoph Adelung, Geschichte der menschlichen Narrheit; oder, Lebensbeschreibungen berühmter Schwarzkünstler, Goldmacher, Teufelsbanner, Zeichen-und Liniendeuter, Schwärmer, Wahrsager, und anderer philosophischer Unholden, 7 vols. (Leipzig, 1785-1789)。
“Der Goldmacher zu London,” Teutsche Merkur, February 1783, pp. 163-191。
Lawrence M. Principe, “Alchemy Restored,” Isis 102 (2011): 305-312。
Johann Christian Wiegleb, Historisch-kritische Untersuchung der Alchimie (Weimar, 1777; reprint, Leipzig: Zentral-Antiquariat der DDR, 1965)。對這部著作的分析參見Dietlinde Goltz, “Alchemie und Aufklärung: Ein Beitrag zur Naturwissenschaftsgeschichtsschreibung der Aufklärung,” Medizinhistorische Journal 7 (1972): 31-48. Also, Achim Klosa, Johann Christian Wiegleb (1732-1800): Ein Ergobiographie der Aufklärung (Stuttgar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09)。
一個例子是Das Geheimnis aller Geheimnisse …oder der güldene Begriff der geheimsten Geheimnisse der Rosen-und Gülden-Kreutzer (Leipzig, 1788)，它是實驗室配方以及製金和製造神祕藥物的建議的一個寶庫。
對這些團體的研究參見Renko Geffarth, Religion und arkane Hierarchie: Der Orden der Gold-und Rosenkreuzer als geheime Kirche im 18. Jahrhundert (Leiden: Brill, 2007); Christopher McIntosh, The Rose Cross and the Age of Reason: Eighteenth Century Rosicrucianism in Central Europ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Enlightenment (Leiden: Brill, 1992); Antoine Faivre, ed., René Le Forestier, La Franc-Maçonnerie templière et occultiste aux XVIIIᵉ et XIXᵉ siècles (Paris: Aubier-Montaigne, 1970), also available in German translation as Alain Durocher and Antoine Faivre, eds., Die templerische und okkultistische Freimaurerei im 18. und 19. Jahrhundert, 4 vols. (Leimen: Kristkeitz, 19871992); H. Möller, “Die Gold-und Rosenkreuzer, Struktur, Zielsetzung und Wirkung einer anti-aufklärerischen Geheimgesellschaft,” in Geheime Gesellschaften, ed. Peter Christian Ludz (Heidelberg: Schneider, 1979), pp. 153-202; and Hanegraaff, Esotericism, pp. 211-212。
Andreas Ruff, Die neuen kürzeste und nützlichste Scheide-Kunst oder Chimie theoretisch und practisch erkläret (Nuremberg, 1788), p. 200。
這一時期與煉金術最著名的關聯之一是歌德在其自傳《詩與真》（Dichtung und Wahrheit）中對這一主題的研究，比如vol. 1, bk. 8和vol. 2, bk. 10。另見Rolf Christian Zimmermann, Das Weltbild des jungen Goethe: Studien zur hermetischen Tradition des deutschen 18. Jahrhunderts, 2 vols. (Munich: Wilhelm Fink, 1969-1979)。同樣值得指出的是，瑪麗．雪萊（Mary Shelley）筆下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便是從閱讀著名煉金術作者的著作而開始其神祕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