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曾有「在公共場合使用雙筒望遠鏡會被認為是間諜」的時期
- 作者
- 最新文章
Readmoo編輯團隊
文／弗雷德里克．凱克，譯／陳榮泰
香港賞鳥者在禽流感威脅之下建立民主哨站的能力，可以跟同一時期台灣賞鳥者的工作進行比較。
香港與台灣的政治命運緊密相連，畢竟中國自命把兩地納入其「偉大國家」的統一大業裡。為了回應這一宣稱，兩地也都堅持自身的民主認同，在華人文化區開啟新型態的公民社會。兩地主要的差別是：在歷經一百五十年的英國殖民後，香港現在處於中國的主權之下，但台灣（或中華民國）儘管並未得到多數主權國家承認，但仍是一個獨立國家，且在美國的保護下維持起初五十年的獨立性。
另一個差別是：香港的少數族群是歐洲人與印度人，這讓香港立足在東方和西方的貿易路線上，而台灣的少數族群則是原住民，這讓台灣開啟了一種「本土化」政治，使其與中國大陸脫離，並定錨在太平洋及其南島語離散族群裡。
這些政治上的差異如何影響身為環境威脅哨兵的兩地賞鳥協會呢？香港和台灣都位於南海，均為東亞－澳大利亞遷飛區上的關鍵地點，兩地也有相同的候鳥。然而，因為面積和生態不同，兩地的留鳥並不一樣。
台灣大部分是山區，有更多住在山裡的森林鳥類。因此在台灣的本土化進程中，出現了一整套關於「本土物種」（endemic species）的研究，這和香港的情況便有所不同。如果說香港的賞鳥者更偏好觀察候鳥（訓練有素的賞鳥者在熟悉的棲地上「第一次看到」某個鳥種的實例），台灣的賞鳥者則花更多時間在觀察留鳥，希望這些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本土物種能夠吸引生態觀光。
儘管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上葉，英國與日本的鳥類學者便收集了大量台灣鳥類的標本，但要到1970年代，台灣的賞鳥活動才由謝孝同（Sheldon Severinghaus）首開風氣。他畢業於康乃爾大學，在台中的東海大學教授法語和英語，並曾負責台灣的「遷徙性動物病理學調查」。
透過這個調查計畫，他培訓「華人勞工」，教他們如何捕捉、繫放鳥。他們當中有些人後來成為著名的賞鳥專家，比如劉小如和陳炳煌。劉小如與謝孝同結婚，在康乃爾攻讀鳥類學，之後又任職中央研究院；陳炳煌在美國攻讀生態學，後任教於東海大學。1970年，謝孝同出版了中、英文對照的《新台灣鳥類指南》；劉小如則在2010年編纂了三卷的《台灣鳥類誌》。
因此在台灣，賞鳥活動的發展是和民間社會的民主化同步進行的。戒嚴時期的台灣並不允許成立協會，因此1973年，在蔣介石支持的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的指導下，一個「愛鳥俱樂部」（bird club）在台北成立，旨在服務想要賞鳥的西方人。1975年和1979年，台中與高雄也分別成立了類似的俱樂部。軍事統治期間，在公共場合使用雙筒望遠鏡會被認為是在從事間諜活動，只有獲得授權的專家才能使用。俱樂部的第一批非西方成員包括劉小如、陳炳煌和游漢廷（又叫Hunter Eu〔獵人．游〕）。游漢廷曾在美國受過自然公園管理訓練，並在政府的觀光局工作。劉小如回憶道：
一開始，聚會是在一個西方人的家裡進行。我記得聚會通常有十幾個西方人，兩三個華人，大部分是西方人。到了1970年代末，就幾乎沒有西方人了，全部都是華人。1980年，我還在美國攻讀學位，但我先生已經回到台灣工作。那時他參加台北鳥會的郊遊活動的時候，是唯一的西方人，其他都是本地華人。當時賞鳥活動還有點克難：私人轎車很少見，望遠鏡也很少見，大家集合後一起坐公車去目的地，並且共用望遠鏡。就賞鳥而言，那真是一段辛苦的歲月。但大家都樂在其中，每週都去，團隊就這樣壯大起來了。
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令，從此人們不僅可以公開舉辦賞鳥活動，也日益渴望在工作之餘享受休閒時光。賞鳥協會的數量增至十九個，也成了一個聯合會〔譯按：中華民國野鳥學會〕。該聯合會於1996年加入了國際鳥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網絡，目前擁有五千名會員。
2000年左右，在民進黨籍總統陳水扁領導的本土化政治下，中華野鳥學會的英文名稱由Chinese Wild Bird Society改為Wild Bird Federation of Taiwan。2008年陳水扁下台後，又改回原本的英文名稱。*
正如社會學者蕭新煌所言：「由於台灣的自然環境遭到日益嚴重的破壞，這個原本非政治性的組織便逐漸受政治性的行動主義吸引，畢竟惡化的環境嚴重違背了學會的基本信念。」不過，雖然許多探討香港與台灣鳥會的觀察者強調這些鳥會的民主組織，視其與台北的國民黨政府或北京的共產黨政權為鮮明的對比，但我並不想將民主的概念視為不證自明，畢竟在中國也有一些賞鳥團體在實踐自己的民主形式。
*2020年9月，國際鳥盟認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的中文名稱對國際鳥盟的夥伴關係造成風險，因此要求中華鳥會更改中文名稱。中華鳥會拒絕，並被國際鳥盟移出正式夥伴關係。稍後，中華鳥會經會員大會決議，將英文會名改為Taiwan Wild Bird Fed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