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一不可再：香港樂迷對陳奕迅的複雜情感

文／海邊欄

陳奕迅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出道，憑着出色的演唱實力、高質素的創作團隊，以及適切的社會環境等，一直受到業界及樂迷的肯定。從縱面看，九十年代末至2010年代，陳奕迅曾多次迎來事業的高峰，使他獲得跨世代的認同。從橫面看，在華人社區裏，陳奕迅歌曲的傳唱度高，市場價值足以讓他能在香港以外的地區，舉行多次巡迴演唱會。無論是一般樂迷，或音樂界，都對其歌唱能力予以充分的肯定，是繼四大天王之後，凝聚中、港、台等華人的香港歌手。而且，他曾以華人歌手的身分，參與外國舉辦的音樂表演，又曾被外國雜誌評為帶領香港音樂潮流的人物，可見，他的音樂及表演都受到外國媒體的注意。多年以來，陳奕迅一直被視為香港流行樂壇的圖標，對內喚起集體認同，對外表現香港價值。

接連受社會運動及疫情的影響，香港一片愁雲慘霧。2020年，陳奕迅在7月先接受了「香港現場演出及制作行業協會」的邀請，舉辦了《Live is so much better with Music Eason Chan Charity Concert》，為處於困難時期的業界人士籌款；10月，他和團隊特意創作《致明日的舞》，希望藉此曲為心情低落或處於生命低谷的人帶來正能量。想不到不足半年，陷於生命低谷的人竟變成了他。

爭議下的陳奕迅與樂迷的反應

2020年，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Better Cotton Initiative，BCI）宣稱新疆地區存在人權問題，故暫停向新疆地區發出BCI棉花許可證。其後，跟該協會長期合作的國際品牌 H & M，宣佈不再與位於新疆的任何服裝廠或原料商合作。此舉引起了軒然大波，先是中國羣眾發起罷買 H & M 的商品，後來有人發現其他同為 BCI 成員的國際品牌，如 Adidas、Nike 都曾發表不使用新疆棉花的聲明，遂掀起了抵制潮。除影響政界及工商界外，爭議更波及娛樂界。不少有國際品牌代言的兩岸三地藝人，均對事件作出表態，跟 Adidas 合作多年的陳奕迅在微博上載公司聲明，表明「抵制任何污名化中國的行為」，並「即日起終止與 Adidas 品牌的一切合作」。

聲明的內容在香港引起極大的反響。有網民肯定陳奕迅有表態的自由，亦有媒體認為他的行動是愛國的表現。另一邊廂，有網民在社交媒體或網上論壇表示對他大失所望，甚至借《陀飛輪》（2010）的歌詞，揶揄他有一顆「變賣了」的「靈魂」。事件引發的討論持續發酵，對陳奕迅的事業發展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陳奕迅在香港一夜間變成一個富爭議性的人物，有樂迷表示離棄自己的偶像，不再聽他昔日的音樂作品。而陳奕迅在2021年3月後，也暫停在社交媒體發放消息，亦甚少在公開場合露面。另一方面，根據網上媒體《WAVE. 流行文化誌》的統計，由2021年中期至2022年年底，陳奕迅幾首經典作品在 Spotify 的播放率持續下跌，跟之前的播放率出現明顯的變化。以上種種突如其來的改變，無不令人聯想跟爭議的關連，陳奕迅於香港樂壇的位置已不如以往一樣穩固。同一時間，香港樂壇迎來了新時代，部分樂迷的口味悄悄地起了變化，願意多花時間將情感投放於其他新星之上，而非只聽舊作品。陳奕迅在時間流逝下似漸漸被淡忘。

來到2022年9月，陳奕迅宣佈重新舉辦演唱會《陳奕迅 FEAR AND DREAMS 香港演唱會》，再一次喚起樂迷對他的記憶。對於陳奕迅再次踏上香港的舞台，樂迷反應不一，有人選擇如往昔一樣，全盤支持；有人選擇斷然割席，拒絕觀看其表演；有人不滿他在爭議事件上的舉措，但基於多年來對他的情感，或對他表演能力的欣賞，仍選擇購票入場。在演唱會進行期間，陳奕迅的團隊每天把表演片段上載至 YouTube 頻道，意外地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及大量正面的評價。以上的各種反應，反映陳奕迅仍舊能引起樂迷的興趣，甚至能牽動受眾的情感。到底是什麼原因驅使人們重新接受他、不認同他，或處於掙扎糾結的狀態？明星作為主體的投射物，其想像及對明星的論述能反映主體的想法。本文意圖透過受眾對陳奕迅的討論，了解樂迷認同或不認同他的複雜情感。

為什麼認同陳奕迅？在認同下受眾遺忘了什麼？

演唱會公開售票之前，有網民認為樂迷不一定會接受他。結果，十八場演唱會門票於一天內售罄，並三次加場，最終演出二十七場。值得深究的是，一個陷入價值爭議，遭到部分樂迷猛烈批評，近兩年幾乎銷聲匿跡的明星，為什麼仍然有這樣強大的號召力？陳奕迅引人入勝的表演能力，以及歌唱水準，自是他受認同的重要原因。然而，撇開較為客觀的因素，哪些主觀經驗影響樂迷對他的態度？從網民在陳奕迅的演出影片的留言，我們可以思考民眾認同陳奕迅的各種可能性。

在陳奕迅演唱會影片的留言區，經常出現的關鍵字句是「回憶返晒嚟」。有樂迷指他的歌聲及歌曲「陪我成長」，有人甚至鉅細靡遺地談到歌曲跟他們生活的相關性。這些話語顯示樂迷對陳奕迅的認同源於他跟「我」昔日的種種有着千絲萬縷的連結。

陳奕迅九十年代中期出道，九十年代末期成名，並在千禧年代登上香港流行樂壇的高峰後一直屹立不倒，經典歌曲多不勝數。全盛時期的陳奕迅恰巧遇上處於「黃金時代」的幾代人──正在成長的七十後、八十後及九十後。對他們而言，陳奕迅除了是明星，陪伴他們成長外，更是他們成長的一部分──即屬於「我」昔日的生活點滴。科奈爾．桑德沃斯（Cornel Sandvoss）綜合了前人的研究後，在〈內在的粉絲──粉都和精神分析〉一文中指出，明星既是外部現實，同時有些肌理（Texture）跟「自我」有密切的關係，能作為情感紐帶，處理主體生活中面對的焦慮。按照桑德沃斯的話語，陳奕迅是一個中間區域（又名為「第三區域或過渡性客體」）：他的聲音、形象、表演方式、歌詞文本是客觀的存在，然而這個明星的某些肌理連結大部分八十後及九十後的成長足印，也承載着他們的悲歡離合。因此，陳奕迅成為了「我」其中一個面向。樂迷認同陳奕迅其中一個原因，是這個中間區域把當下的「我」及過去的「我」連結起來。這連結能作為自我敍事的素材，人們能從當中得到生命的整全感及一致性。樂迷入場觀看表演，其實是藉着陳奕迅體驗或想像「共同成長」及「共同經歷」的過程，當中「我」與「非我」能在同一空間中暫時融合起來，區隔於現實，從中體會到同一性的錯覺以及獲得現實中缺乏的安全感。

縱觀這些認同陳奕迅的樂迷的網上留言都沒有提及近年的爭議事件，當有人譴責他們善忘時，他們一般都以「不想看可以不看」作為回應，指責對方把事情「政治化」。即使提到爭議事件，他們都只會將其定性為陳奕迅的「逆境」及「低谷」，相信他逆境過後就能回復昔日於樂壇的定位，而未有觸及陳奕迅近年跟部分港人的價值分歧，似是有意或無意遺忘了二者之間的矛盾。

為什麼不認同？在否定下受眾記得什麼？

有人繼續支持陳奕迅，也有不少人無法繼續支持他。有些樂迷認為他太重視利益，跟他們持守的價值出現難以調和的分歧。要了解這觀點出現的源起，需要先了解近年社會變化以及部分港人的主觀經驗。2019年之後，社會發生巨變，人際關係因着人們在社會事件上的不同取態而出現變異，部分港人昔日持守的價值備受挑戰。這些現實狀況，為他們帶來重大的心靈影響。首先，他們把「價值信念」及「立場取態」視為區分「我者」及「他者」的重要準則。其次，現實中的「失去」令他們生起各種積於心底，且難以梳理的負面情緒，自我穩定感受到威脅。

據斯蒂芬．海納曼（Stephen Heyneman）所述，當主體感到身分整全感被擾亂時，會透過幻想，例如想像明星跟自己同在，處理內心的焦慮。基於這心理機制，面對「消失」時。香港人都幻想，以至渴望他們熟知的明星，能如自己擁抱共同的想法，繼而陪伴他們走過逆境。另一方面，誠如上文所說，在歷史的影響下，「價值」已成為當時部分港人對他人評價的重要原則，因此，那些被視為「價值不同」或取態上曖昧不明的歌手，或有機會遭到摒棄。

在拙作〈走不正常的路？陳奕迅的怪異哲學與香港〉中，我提到陳奕迅一些歌曲承載的訊息，跟部分八十後、九十後追求的價值是不謀而合。陳奕迅跟幾代人建立的精神共同體容易令人相信，他跟自己身處於同一頻道上，對事情抱持相似的見解。基於這些背景，加上陳奕迅於樂壇舉足輕重的地位，即使他沒有就社會運動發表意見，也得到樂迷的體諒，沒有因此放棄對他的支持。直至2021年，一向甚少在社會問題上發表意見的他，竟然就新疆棉事件表達立場。這突如其來的表態，以及表態內容跟陳奕迅行事作風上的差異，不禁令人懷疑他的意圖是跟個人事業發展有關。部分樂迷認定他計較利益，捨棄一些重要的價值，因此不再認同他。

劉紀蕙借用佛洛依德的研究，指出主體在生活中不能言說的事物、無法梳理的情感或難以處理的慾望，在受到壓抑後會繼續在無意識的系統裏，以「結構的方式存在」，待尋獲一個具關連性的「替代物」時，就會把無法梳理的情感投射於該處，藉此釋放內在情感。被視為較看重利益，捨棄價值的陳奕迅為羣眾帶來的負面情感，跟社會運動後羣眾在面對事物消失時感受到的複雜情感，在意念上有相關性，故陳奕迅在此處可作為一個「替代物」，讓羣眾在不認同他，並對他作出批評的過程中，釋放數年來積壓的情緒。

畢竟，陳奕迅陪伴了香港樂迷接近三十年，曾投放了大量情感的樂迷，一時之間難以割捨他們跟這個明星文本之間的關係。因此，有人雖然表示失望，卻仍低調入場。有人拒絕聽陳奕迅的歌曲，卻未帶着過多的仇恨。不得不提的是，有一些人牢牢記住陳奕迅的表態，強調他們「不會忘記」，甚至以衞道者的角度，語帶嘲諷指出買票入場觀看表演的觀眾「健忘」，反映他們強制自己及別人懷有記憶的責任，並藉此建構某種絕對純淨的身分認同，不容任何含糊的立場，不容人們對事件抱持另一種態度。

「熱愛如昔」，還是「回不去了」？情感認同的戲劇性轉變

《陳奕迅 FEAR AND DREAMS香港演唱會》一共舉行二十七場，由2022年12月9日開始，至2023年1月16日結束。為了配合演唱會主題，製作團隊根據「焦慮」與「夢」兩個概念選擇曲目，並安排流程。結合巨型的電子屏幕、舞蹈員及歌者陳奕迅的演繹，整個演唱會宛如一個小型音樂劇，為觀眾帶來不一樣的觀看經驗，同時帶領樂迷一同體驗人生中各種恐懼，並尋回心靈的力量。如果這部分的內容是喚起反思，演唱會的尾段則希望喚起樂迷的共鳴。

在安歌部分，製作團隊特意按陳奕迅唱片發行時間的先後次序，安排他每場唱出一首專輯代表作。這安排的原意是回顧他出道二十七年的事業發展，卻意外地使紅館現場幻化成一條時光隧道，陳奕迅似邀請樂迷跟他一起回到過去。當陳奕迅演唱《抱擁這分鐘》（1997）時，樂迷或許看到青春仍在盛放的自己；當他演唱《黃金時代》（1998）時，樂迷猶如置身於昔日那個充滿優勢，供人盡情尋樂的大都市；當《歲月如歌》（2003）的前奏響起，羣眾或許回到那個人人追看港劇，把港式文化視為潮流尖端的年代……歌曲似引領樂迷重新經歷一次「我們」的成長歲月，喚起同喜同悲的情感經驗。讓人更加意想不到的是，陳奕迅音樂團隊在短時間內就將安歌片段上載至官方 YouTube，跟無法入場的樂迷分享。這些表演隱藏一股向心的力量，在現實及虛擬世界裏，連結羣眾。

除了以上因素外，是次演唱會陳奕迅的聲音回復高水平的狀態，結合演唱會富深度的主題，大部分傳媒及樂迷對這次演出都給予高度的肯定。在第二十四場演唱會上，陳奕迅指「有些東西發作」，害怕得想中斷演出。在演唱《相信你的人》（2019）時，他不禁哽咽，並在事後說：「這兩、三年在我迷惘及脆弱之時，歌曲（《相信你的人》）給予我很多勇氣及力量。」在唱畢新歌《盲婚啞嫁》（2023）後，他藉歌曲的含意，勉勵樂迷「放下」，「Discharge and we can restart」。這些零碎的語句沒有指涉任何特定的情境，具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性，讓樂迷根據這兩、三年的生活體驗，想像陳奕迅跟「我們」一樣，共同面對類似「困境」；或想像他是「我們」的一部分，鼓勵「我們」放下過去，重新出發。結合連日來安歌部分的別出心裁，樂迷對陳奕迅的認同情感，似是回到從前。

然而，事情又出現了戲劇性的轉變。在第一至二十四場演唱會，陳奕迅甚少談及這數年的社會大事，以及他被捲入其中的具體情況。然而，在第二十五場演唱會的末段，陳奕迅一如以往跟觀眾閒話家常。當台下觀眾要求取得陳奕迅正在抹汗的毛巾時，陳奕迅裝作遞上毛巾，又將之收回，突然回了一句：「自己……自己去『無印』買啦。」又笑着說，「但我唔知佢係咩棉嚟架！」這句看似無傷大雅，觀眾即時報以笑聲及掌聲的說話，事後卻引起極大迴響。早前演唱會的和諧畫面，頃刻間被一句話刺穿。

陳奕迅的話，猶如投進深海的巨石，瞬間激起千尺浪。傳媒、網民等急着就此作出表態。有人認為陳奕迅的「閒話」只是在「開玩笑」，似暗示那並非「真話」，他一如以往，像個小孩；有人分析陳奕迅說出該話的意圖，相信他「唔係有心」，以「無心之失」暗示他沒有蓄意或有計劃地去表達任何關於事件的訊息，藉此說明他並非一個有機心的人。

另一方面，坊間亦有很多認為陳奕迅的行為不可饒恕的聲音，強調樂迷必須跟他割席。有人猜測他的話是向樂迷「示威」：即使「我」（陳奕迅）做了什麼，「你們」（樂迷）都會購票支持「我」。有人指出他對世事無知，對別人無情，似暗示他不是「好人」。除批評陳奕迅外，有網上評論將矛頭指向觀眾，指責「笑」及「給予掌聲」的行為不當，也有部分樂迷沒有刻意為他講的話「打圓場」，也沒有大加鞭撻，只是描述自己曾對是否到紅館捧這「老朋友」一事抱猶豫及掙扎。然而第二十五場的「閒話」讓他覺悟到，原來老朋友跟「我們」的想法「南轅北轍」，字裏行間流露對失去朋友的惋惜。

曖昧、焦慮與受眾的論述

陳奕迅的話，猶如一個潘朵拉的盒子，或如歌曲《衝口而出》（2001）描述的「有怪物箱子」，頃刻間很多令人不安的「真相」被「打開」，並被放出來。所謂「真相」，不是他表達了什麼訊息，而是他呈現了一種模稜：相同與對立、過時與合時、朋友與非朋友之間的狀態。當陳奕迅召喚我們的回憶，樂迷藉他重新尋獲某種同一性之時，那一句沒有明確意圖，呈現模稜的話猶如突如其來的驚雷，為受眾帶來異樣及不安的感覺。蔣興儀認為，主體對非同一性的事物感到不安，因它反射主體的缺乏。朱元鴻指，重視純淨本土性的人會視模稜的東西為一種威脅，並將之排除在外，因它意味「整合的不可能完成」。黃冠華認為，曖昧之事物令人不得不透過解釋處理其帶來的焦慮。以上學者的觀點說明，人們對模稜的事物作出反應，並對它們生起論述，除來自理性的反思外，同樣可能跟主體的焦慮息息相關。

以上觀點或許能為羣眾急於就陳奕迅「開玩笑」展開論述一事，提供一種解讀的可能。陳奕迅究竟是朋友還是非朋友？他究竟是過氣的，抑或是一位仍能凝聚港人的明星？不論是接受他，還是不再認同他的樂迷，其想像都跟陳奕迅曖昧的實相出現一定程度的落差。基於此落差帶來的窘態，人們開展論述，透過說明那句沒有明確答案或沒有具體訊息的話，對他的形象重新作出定位──將他定性為一個認同對象，還是需要被排除的對象。那些論述，當然可以建基於他說話的內容、語氣及態度，同時亦有機會建基於人們主觀的願望。那些論述，更能折射的，是身處在對社會議題上非黑即白的時代的人們，對模稜的抗拒。

小結：是「塵」還是「神」？──個人選擇之外導致模稜出現的時代因素

基於特殊的歷史環境，上世紀香港的明星生產，不用過度考慮歌唱及表演之外的社會問題，也不用思考他們是否符合一個地方的共同價值，造星團隊只需要為明星賦予流行或時代元素，就有機會吸引樂迷的眼球。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已發展成現代化的國際都會，鼓勵人通過追求個體自由，表現自我來建立身分。順應時勢，流行曲主要通過表達個人情感、身體慾望，喚起受眾對「自由」主體的想像，較少呈現「社會性」。少談時事，多談風月，成為了流行明星和樂迷之間的共識。出道於1996年的陳奕迅，當然銘刻着那個時代的印記。

到了千禧年代，中國市場開放，整個世界彷如地球村一樣沒有明確的邊界。陳奕迅趕得上香港流行音樂盛世的最後一班衝出香港的列車，自由選唱不同語言及題材的歌曲，穿上奇裝異服形塑異質的形象，有條件當上國際品牌的代言人；同時，他可以前往不同地方表演，不會遭人垢病。當陳奕迅憑實力站在人生高峰，享受着無邊界的列車為他帶來豐碩的成果之時，香港社會已悄悄出現變化。

2010年代，香港社會及民眾的思考急劇變化。成長於這一代的香港人，不少追求的是價值，以及對身分的認同。在這樣的歷史潮流之下，冒起的明星除像以往需具備個體的特色之外，還需附有價值的元素。近年香港及世界出現巨變，無邊界的地球村突然變成了一個壁壘分明的空間。這樣複雜的社會環境，顯然把以往少談時事，身上同時擁有不同地方特質的陳奕迅置於一個尷尬的位置。

陳奕迅在第二十四場演唱會中，一邊哽咽，一邊說出對音樂的主張：「我覺得音樂不應該區分，只要係令人感動嘅音樂，就值得欣賞，就係咁簡單！」看來這個音樂無國界的「簡單」主張，在今天複雜的社會裏註定不能實踐，其多年來經營的跨地域形象，也註定為他帶來一個曖昧不明的屬性。時也命也，陳奕迅在未來仍被視為「一個神」，還是「一抹塵」，除了要看之後他的選擇外，還得看時代的轉化。

※ 本文摘自 《給香港樂壇寫笑忘書》，原篇名為〈從鮮明到模稜──2019年後香港樂迷對陳奕迅的複雜情感〉，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