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地緣政治對峙的最後，誰會是受害者？

文／大衛．巴維雷斯；譯／黃明玲

美國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注定一戰？》（Destined For War）一書中，把研究重心放在他認為當前最重要的地緣政治議題：中國勢力的崛起及其挑戰美國領導地位的意志，其論述已成為地緣政治學的參考。

艾利森從斯巴達和雅典之間的爭強談起，回顧世界第一強國和第二強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他表示，縱觀歷史，這種爭鬥最後帶來許多不同的結果，爆發衝突或和平移交權力都是可能的。書末還提出了避免中美未來軍事衝突的可行方案。

就定義而言，新型戰爭的性質變成是混合性，前一章的結論可供說明：唯有認識經濟層面的本質，才能找到地緣政治的解決方案。

首先，對於臺灣周邊的緊張局勢，必須進行客觀分析，絕非雙方的政府宣傳；再者，重要的是必須充分了解未來衝突的技術層面，因為它將會以更多樣的科技戰爭面貌出現；最後，可以考量未來潛在的相對生產力收益的前景，透過從第一階段的「遏制」，進入第二階段的「接觸」，這將有助於化解衝突。

「海峽戰爭不會發生！」

二○二三年五月，在這個資訊繁多且容易迷失方向的世界裡，當飛機降落在桃園機場時，似乎也預告我的「資訊排毒週」即將開始。到了臺灣，顛覆了過去我在西方媒體浸濡下的種種信念，至少以我和那些重要投資人、企業家、政治高層舉行的所有會議來說是如此，這裡的氛圍令人感到非常平靜。

原以為，對談都只會出現非黑即白的二元觀點。不是中國的入侵威脅迫在眉睫，就是美國出兵拯救保護臺灣。在和大家交流的過程中，我驚訝的發現，過去我每天閱讀的訊息，無疑的對我的大腦輸入了大量錯誤資訊。

為了讓大家更容易了解情況，我就用我們法國的民族故事作比喻：

想像一下現在是一九四○年六月，法軍慘敗，假設元帥貝當（Philippe Pétain）沒有簽下停戰協定，而是到了當時已經獨立的科西嘉島（Corsica）避難，陪同他的還有萊雅集團（L’Oréal）創辦人尤金．史威拉（Eugène Schueller）。

在將近一個世紀後，萊雅成為全球美妝界龍頭，並獲得了唯一一款防晒乳的專利，這款防晒乳可以抵抗氣候變遷下的極端溫度，同時還能讓臉部晒成漂亮的古銅色。

這使得全世界的目光都在關注科西嘉島，而巴黎威脅要拿回科西嘉島的控制權……怎麼做才能避免衝突？

出於「解決方法，就是沒有解決方法」的神聖原則，臺灣人民擅長運用模糊性，希望藉此能夠維持「現狀」越久越好。

島上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藝術，除了表現在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七十萬件藏品，也表現在臺灣面對美國和中國挑釁的最佳處理方法。在故宮博物院的展廳欣賞書法，分析書體形式前，首先要閱讀文字，這種大腦的雙重性使臺灣人民能夠從兩個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角度去理解所有問題。

臺灣的政治領袖顯然不打算扮演「上戰場的烏克蘭人」，並朝他們的表兄弟開槍，以捍衛美國人的利益；反之，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不希望統一，因為這將會導致他們的文化滅絕，正如一九四九年在蔣介石政權治理的那樣。

有鑑於在軍事方面，臺灣軍隊現有武器不夠先進，美國支持臺灣的深刻程度備受質疑；在經濟方面，兩國之間也沒有簽訂稅收協定。

雖然中國的軍事威脅日益頻繁，但別忘了，臺灣地形特徵大都高聳陡峭，最高海拔超過三千五百公尺，形同堅不可摧的堡壘，只有從北部和西部極少數且防禦嚴密的海灘才能進入。而中國海軍最近一次作戰要追溯到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而且中國戰敗！

彭博社在二○二三年十一月發表了一篇長文，重申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五個致命弱點，而這些弱點早已在二○一五年受到中國內部確認。它們不在於軍事裝備，因為中國的軍事預算將會在十年內翻倍，而是在於指揮技術的軟技能一直沒有改變。

這些弱點導致能力不足，概括為「五個不會」，分別是不會判斷形勢、不會理解上級意圖、不會定下作戰決心、不會擺兵布陣、不會處置突發情況。

這些相關的基本技能都是前線的勝負關鍵，特別是入侵島嶼時，海、陸、空三軍之間的協調是絕對的先決條件。再加上任何決定都必須先獲得中國共產黨代表的批准，由於他們對實戰缺乏了解，因此問題變得更嚴重。

戰爭的型態將訴諸採取混合性質並轉向經濟封鎖領域，然而這將造成所有的世界貿易即刻中斷，因為全球九○％的超級貨櫃將被封鎖航線。但是，有鑑於臺灣的液化天然氣存量只有幾週，石油存量也僅達九十天，那麼，或許採取能源封鎖也有可能。

然而採用這類的行動估計將衝擊全球至少五％的國民生產總額，衝擊幅度近似新冠肺炎，對地球上其他國家來說無法承受。

再來就是軟實力。雖然臺灣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似乎準備向美國靠攏、放棄主權，以及另外四分之一的人口願意考慮與中國簽訂像是「聯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類型的協議，還有一半的臺灣人似乎傾向忽略這個問題。

臺灣的民主僅三十餘年的歷史，還很年輕，而北京當局恰好利用這項弱點，試圖透過反美宣傳來改變這一半臺灣人的想法。這正是常委王滬寧積極進行的工作，他是二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宣傳的頭號文膽。不過，他的努力至今尚未見效，因為中國和臺灣的年輕人持續反對任何戰爭。而對於上一代，戰爭帶來的危害更大，一旦獨生子女死亡，就代表斷了香火，整個家庭注定消失。

事實上，臺灣對中國大陸發動反收購更為合適。不是敵意性質，而是友好的，透過強調臺灣如何做到習近平向人民承諾的二○四九年「中國夢」。

臺灣人均ＧＤＰ達到三萬五千美元，是鄰國的三倍，象徵社會富足；臺灣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即使在臺北市最高檔的地區，也不見炫富的跡象；臺灣在全球技術領先，得益於二十世紀上半葉從日本轉移過來的卓越學術遺產；臺灣領導的工業產值，仍占全國財富的三○％，而中國大陸三○％的ＧＤＰ深陷房地產危機……。

臺灣的文明無疑是亞洲最獨特的，它融合兩種文化精隨：一九四九年中國菁英文化，以及日本人在臺灣半個世紀的文化。是否北京才更需要學習這種文化呢？

二○二三年春天馬克宏總統從中國訪問歸來後，頭腦不清的表示關於臺灣問題，歐盟不應該成為中國和美國的「追隨者」。北京試圖在這個問題上拉攏歐洲，使歐洲疏遠美國，也被證明是徒勞無功的。

當我回到香港，一位住在瑞士的越南投資者朋友讓我更正確的看待這些事：

「俄烏戰爭之所以能夠發生，是因為所有地緣政治學家直到開打的前一天都還拒絕相信；而那些提早好幾年就預告的戰爭，卻從來沒有真正發生過，例如臺灣。如果你擔心一場牽動全球的衝突風險，不如考慮沙烏地阿拉伯控制卡達的可能性。

「卡達的液化天然氣目前占全球戰略市場比重達一六％，從二○二六至二○二七年間開始，產量將增加六○％，而這一切都掌握在僅僅二十五萬的當地人手中，單單一個省城。如果石油和天然氣的命運都集合在同一個國家，能源世界會變得如何？」

這場戰爭，打的是科技戰

令人崇拜的革命家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在與中國哲學家趙汀陽的精采書信集《從天到地》（暫譯，Du ciel à la terre）中，帶著懷舊的感情說：

「其實，唯一真正吻合『革命』這個詞的意義、絕無誇大之嫌的，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科技革命，唯獨科技革命不會倒退。

「發明了電，就不會重返蠟燭時代；發明了蒸汽機，便不會重返帆船時代。它們不會像十月革命後又回到東正教，長征後又回到尊孔。網際網路和貨櫃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其影響力遠超過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

習近平是否尊崇雷吉斯．德布雷的思想？作為一個完美的權力戰略家，他似乎已經明白科技所能釋放的強大力量，美國四大公司ＧＡＦＡ產生的打擊力就是最佳說明。這導致他在二○二一年阻止中國Ｂ２Ｃ（企業對消費者）電子商務巨頭的發展，即使這意味著把該領域的江山拱手讓給美國霸權。

這場戰爭並非商業性質，儘管中美之間的貿易額持續增長，全年貿易總額超過七千億美元。美國集團受惠於中國市場的營業額占比仍然很高，如高通近六○％、英特爾約二五％、特斯拉（Tesla）和蘋果近二○％。這場戰爭打的是科技戰。

北京當局認為主要戰場發生在企業服務領域──Ｂ２Ｂ（企業對企業）──因為該領域正是高科技散播之處，高科技是基礎研究的成果，所以必須嚴加控制，控制是戰時經濟的關鍵要領。

二○二三年三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闡明了中國政府在科技領域的新方針。習近平表示對中國電動車電池領導大廠寧德時代（ＣＡＴＬ）感到「憂喜參半」。

該企業掌握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市占率，全年獲利五十億美元，市值高達一千五百億美元。習近平喜的是中國在未來產業中成功獲得世界領先地位；憂的是發展恐怕過於快速。他強調：「希望我們的新興產業，既要抓住機遇順勢而上，也要統籌好發展和安全的關係。對於這些產業發展，一定要妥善統籌規畫，分析風險。」

雖然在歐洲人眼中，私人企業代表著就業機會，而中國政府看到的卻是一○○％的潛在經濟問題。他們認為，科技業的自由競爭，毫無疑問的最終將因產能過剩，招致泡沫破裂。這種拒絕承擔風險以利控制的做法，當然也會有不良後果。

於是，習近平有了「一萬個小巨人」想法：當中國有一萬家公司掌握某一技術領　域時，世界上其他國家都將依賴它們。然而這種觀念早已過時，反映出中國當今領導階層都是前數位時代那一輩的人，普遍缺乏科技文化。

這種方法是仿效戰後德國的中小企業，當時在多數工業製造過程中，精密機械是決定品質的關鍵。德國在戰後經濟重建的非凡時期，在工業領域成功建立了全球唯一軟實力，媲美美國在文化領域建立的全球唯一軟實力。

北京對此留下深刻印象，但與此同時，工業界受到了數位革命影響，已經重新配置。歐洲數位小巨人的市場利基被美國巨頭的規模效應吞沒，因為數位時代沒有邊際成本。昨日成功的祕訣，到了今日已不合時宜。

數位顛覆（digital disruption）¹的特質是大者恆大，取得「寡占」才是贏家，而中國對政治控制的執著，將無法適應數位市場特質。

對於中國最具競爭優勢的產業，政府所採取的辦法──對龍頭企業提供國家財務支援──同樣顯露出限制性。以前，未來產業（industries d’avenir），也就是預計未來將顯著成長的產業，從政府獲得大量資金，其補助比例之高令西方人難以估計。

據中國《財新週刊》定期揭露的累計金額，半導體業總共約獲得兩千五百億美元，風力發電及太陽能工業約兩千五百億美元，生物科技業約兩千兩百億美元，以及電動車產業約一千兩百億美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類財務支援往往有害，因為中國政府通常以貸款的形式提供，而接受大量貸款的企業將來很可能無力償還，這讓政府得以間接控制該企業。在現今的戰時經濟中，這些相當於以前大砲和步槍。

中國所謂的福利國家是為企業謀福利，不像歐洲的福利國家是為人民謀福利，但是，中國的債務已經累積到了天花板，逼近ＧＤＰ的三○○％。

汽車產業可能會成為下一個例子。ＢＭＷ、戴姆勒（Daimler）和福斯（Volk-swagen）這三家德國主要車廠，在初期先把競爭舞臺留給中國的競爭對手發揮。他們判斷，在尚未充分掌握電池的自主性之前，寧可推遲電動車的開發。

他們謹記太陽能業界前輩的教訓，因為在二○一○年代德國太陽能企業被削價競爭的中國企業趕盡殺絕，原因就是這些中國企業的虧損，可以得到中國政府的補貼。

如今德國汽車業的三劍客宣布，未來五年將投資高達四千億歐元於研發和生產，正是提醒中國，他們大多數電動汽車新廠（如小鵬、蔚來和理想汽車）財務實力薄弱。

由於受到國家的扶持，中國的電動汽車開始產能過剩，使車廠面臨巨大市場壓力：花旗集團（Citigroup）專家預計，到二○二三年電動車產能利用率只有三三％，將由五十多家本土競爭者瓜分，且其中只有極少數能夠生存下來。

為了向他們證明萊茵河畔的資本主義仍能跑馬拉松，福斯汽車集團已將其向金融界承諾的營業利益率目標推遲到二○三○年。同時在中國社群網路上，繼「清零」、「小熊維尼」之後，「產能過剩」一詞成了二○二三年政府審查的頭號目標。

中國的儲戶預測，在歷經房地產泡沫破裂後，他們將再次成為未來資產減值的主要受害者，而這一次將和所謂「未來」產業的產能過剩有關。

誰掌握人工智慧，誰就掌握世界

未來十年，人工智慧將是中美兩個超級大國決勝負的主戰場。在場外觀戰的普丁說道：「誰掌握人工智慧，誰就掌握世界。」

旅居美國的法國科學家楊立昆（Yann LeCun）用簡單的數字說明人工智慧的突破程度：要獲得與ChatGPT相當的豐富知識，人類必須持續兩萬兩千年，每天閱讀八小時才可能與之匹敵。

二○一○年代似乎開始了對中國有利的局勢。曾任職於Google的科技投資人李開復在其著作《ＡＩ新世界》（AI Super-powers）中提出看法。他闡明人工智慧將是中國取代美國科技霸主地位的機會，因為中國擁有不可否認的優勢。

首先，中國人口眾多，這使得中國比競爭對手擁有更廣大的數據來源；其次，中國的法規比西方更靈活；最後，中國掌握非結構化（unstructured）的相關性（corre-lation），這是人工智慧變革的最大附加價值來源。

舉例來說，我們可以從了解手機用戶一天中電池電量的最低百分比，去評估該用戶的規避風險程度，進而預測其償還消費貸款的傾向。中國在取得數據的成本上，將會遠低於美國。二○一○年代初期，由於在量子計算等方面展現優越能力，中國更加確信自己的技術優勢，如今其計算能力被認為與美國幾乎不相上下。

二○二二年十一月底，OpenAI宣布推出ChatGPT，這項消息宛如為中國的過度自信敲響喪鐘。雖然此後百度一直試圖反擊美國的突破但成效不彰，其實，中國生態系統出現的四個弱點可能會讓山姆大叔繼續保有技術優勢。

首先，西方資料庫在數量和品質方面皆占優勢，因為全球有五六％的網站是以英文編寫，而僅一．五％用中文編寫。而且，中國絕大多數的個人資料都保存在無法任意讀取的「祕密花園」。接著，中國的法規，尤其是二○二三年推出的數據安全法，使得所有新計畫考慮到普遍存在的法律不確定性，只好踩煞車。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中國的人工智慧仍舊依賴美國高科技硬體，例如美國輝達的高性能處理器，估計中國一半的大型語言模型都需要它。

金融市場意識到，這些新型處理器在運算能力的高速突破，將帶來真正的革命，二○二三年春季，輝達公司的市值在短短幾個交易日內翻倍，從五千億美元增至一兆美元，這是股票市場歷史上前所未見的。

最後，關於人力方面，北京的政策削減了季辛吉形容為美國給予中國的最大禮物：美國大學的菁英培養。

在兩國交流高峰期，即二○一九至二○二○學年，總計有三十七萬七千位中國學生在美國留學；二○二二至二○二三學年，受到印度學生激增的影響，中國學生降至二十九萬人，而目前有二十六萬中國學生在美國。

根據詹姆斯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的統計數據，這些留學生主要來自清華和北大這兩所北京最負盛名的大學，然而在二○一九年至二○二一年期間，學生出國的比例從一五％降至七％，減少了一半。此外，一旦在美國畢業，他們更傾向延長在美國的居留時間。在此期間，僅兩百名到三百名美國學生前往中國學習。

儘管大學交流減少，這種不平衡仍然繼續使中國在未來具有結構性優勢：中國的菁英階層認識並掌握了競爭對手的文化元素，而美國的未來領導階層對中國的思考模式大都一無所知。

美國仍然吸引世界上最優秀人才，有三分之二的人工智慧專家來自國外。像哈佛大學文理研究院（Kenneth C. Griffin GSAS）的數據科學碩士班就是一例，在二○二三學年僅三○％學生是美國人，五○％是亞洲人，而其中三○％是中國人；反觀，中國政府卻竭力阻止本國大學的國際交流。

影響中國未來人工智慧發明的最後一個障礙，是融資方式。

據《經濟學人》報導，二○二二年中國民間資本僅達一百三十五億美元，相對於美國民間資本將近五百億美元，如果習近平政府繼續堅持以國家為主導，雙方民間資本的差距在短期內不太可能縮小。

難道應該就此篤定的提前宣布山姆大叔獲勝嗎？難道沒有一種情況，是雙方陣營都獲勝，而且很可能是以犧牲歐洲為代價？難道交戰雙方其實並不是各自在追求不同的目標？

二十大後的中國政府，首先尋求的是加強控制，儘管這會導致經濟成長放緩。佐以新馬克思列寧主義調味醬的生成式人工智慧，被視為控制民眾大腦輸出的理想手段，完美的補充透過社群網路審查建立的輸入控制。

投資奇才彼得．提爾（Peter Thiel）宣稱：「人工智慧本質上是共產主義。」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文心一言」和百度集團，很可能會被要求追隨中國在臉部和語音識別領域的技術進展，而這些正是商湯科技和曠視科技等「國家級ＡＩ冠軍」於二○一○年代在人工智慧應用領域早期工作的首要任務。

反之，美國在新的七巨頭（Magnificent 7）²──微軟（Microsoft）、字母控股（Alphabet）、亞馬遜（Amazon）、Meta、輝達、特斯拉和蘋果的領導下，首先將研究如何透過生成式ＡＩ，達成類似一九七○年代電腦出現時實現的生產力提高。

所期望的優勢可能是具有決定性：大家已經看到，投資銀行高盛估計，到二○三○年，生產力可能會提高七個百分點，也就是每年提高一％。

麻省理工學院（ＭＩＴ）研究員艾瑞克．布林約夫森（Erik Brynjolfsson）曾在二○二一年嘗試量化網際網路產生的生產力收益。他向一群人提問，如果要他們放棄免費線上服務，需要付他們多少錢，答案的中位數是每年三萬兩千美元。據這位學者估算，這相當於二十年的國內生產總額的二％。

未來五年，還必須成功將思考能力、常識和情商等控制幻覺所需的能力，植入目前的大型語言模型內。這項挑戰很艱難，它涉及將我們每天使用的所有服務加以個人化，但又必須以大量生產的成本來提供這些服務。

這一雄心壯志，在美妝龍頭萊雅集團為自己設立的革命性的新任務中得到了體現，也就是從「為所有人帶來美麗」到「為每個人帶來美麗」（轉向個人化）。

美國這種生產力增長，讓人想起一九八○年代拜資訊革命之賜，使美國得以超越歐洲。我們可以從這裡分析經濟問題如何轉化為地緣政治優勢。

波士頓諮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專家指出，一般來說，關於新技術，分出勝負的關鍵並不在於該地區的內在優勢，而是採用新技術的速度。速度的快慢歷來取決於當地勞動市場的緊張狀況。

對公司而言，採用挑戰員工習慣的全新技術，從來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只有在薪資大幅上漲的情況下，管理階層才會有動力執行，這使得尋求生產力提高成為必要。

目前美國面臨的情況正是如此。在美國，人口壓力持續促使薪資上漲，而一年內離開勞動市場的人數，比進入勞動市場的人數還多一百九十萬人。在此期間，中國已停止公布年輕畢業生的失業率，官方宣稱將近二○％，但實際上可能更接近五○％。

益智問題：兩個超級大國中，哪一個更有動力利用ＡＩ改革低附加價值的服務？

當「遏制」交棒給「接觸」

常聽到「歷史不會重演」，但這場新的「冷戰二．○」敦促我們重新研究第一次冷戰的演變過程。在第一次冷戰中，看到美國有條不紊的戰勝蘇聯，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八九年歷經三十年，美國採取的策略最終證明為致勝戰略。儘管至今相隔六十多年，其中的相似之處卻很顯著。

一九五八年，美國發現蘇聯有能力將人造衛星送入太空，震驚不已；二○一七年，川普得知中國將實施《中國製造二○二五》政策，其目標是成為十大未來產業的世界領導者。

一九六○年代，美國在甘迺迪的《新邊疆》（New Frontier）政策推動下，開始在航太領域奮起直追。最後，在一九六九年時目標達成，尼爾．阿姆斯壯（Neil Armstrong）成為第一個登陸月球的人。

二○二三年，拜登政府注意到過去二十年來美國對工業投資不足。他發起《降低通貨膨脹法案》，其內容明顯違反ＷＴＯ原則，不過該組織也已經「腦死」好幾年了。《降低通貨膨脹法案》包括一系列的稅務減免，最初計畫支出三千七百五十億美元，後來大家都看到了，預計將接近一兆美元！

這簡直是天文數字，比二○○八年金融危機最嚴峻時，美國財政部提撥七千億美元的「問題資產紓困計畫（ＴＡＲＰ）」還要多。當時的財政部長亨利．鮑爾森（Henry M. Paulson）還稱其為「巴祖卡火箭筒（bazooka）」，因為這輩子再也見不到了！

一九七二年，尼克森正在決定是否撤離越南。機會主義者季辛吉建議將這份歷史性的恥辱，轉化為與中國拉近關係的契機，使中國與其所謂的共產主義夥伴蘇聯拉開距離；二○二二年，普丁與習近平宣稱兩國友誼「無限」，當時他認為，西方國家已經衰落到再也無法對俄羅斯吞併烏克蘭的行動做出反應。

一九七五年同樣是個轉捩點。季辛吉成功說服美國鷹派（主張採取戰爭手段的人），相信蘇聯的治理正走向破壞軌道，其經濟衰退是必然的，瓦解只是時間點的問題。而當時正是從「遏制」轉向「接觸」的時機，在赫爾辛基（Helsinki）舉行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將會落實這項做法。剩下的就是讓時間發揮作用，直到柏林圍牆倒下。

後來，由於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九年期間蘇聯深陷阿富汗戰爭泥淖，等待變得更加容易。彷彿越戰一般，阿富汗成了蘇聯的越南，徹底拖垮蘇聯，也強化了美國在整個一九八○年代相信自己最終必勝的信念。

二○二二年十月七日，美國宣布禁止高科技產品出口到中國，加速引爆美國的「遏制」戰略。專家們預期，人工智慧服務可望在五年左右大幅提升生產力收益，如同一九七五年發明的個人電腦，到了一九八○年才開始蓬勃發展。

除非人工智慧的技術採用週期速度驚人，否則在山姆大叔確信中國的國民生產毛額永遠追不上美國之前，還是得為中美關係未來幾年的緊張局勢做好準備。

美國人日益增長的信念主要來自兩方面。首先，中國人口中勞動力最活躍的年齡層，即二十五歲至四十五歲的人口下降非常迅速。

巴克萊銀行（Barclays）分析師預測，到了二○三五年，該年齡層人口數將回到三．三億，即與一九九○年相同水準，而最高峰是在二○一五年的四．六億人，這群人推動了此前二十五年的非凡成長。

勞動人口數量下降，若再加上教育品質下降，那是雪上加霜。

二○二一年七月，中國禁止私立線上教育，取而代之的是強制學習「習近平思想」，這只會讓美國對未來更具信心。另一方面，中國全年生產力成長率已經放緩，從二○○○年代平均增加三％，到二○一○年代僅增加一％。

由於上述兩個理由，中國經濟成長年增率將會限制在僅一％至三％之間，並不足以威脅美國的霸權地位。

嚴守謹慎和謙卑，是預測中國未來必須保持的態度，要隨時提防中國政府可能突然一百八十度轉變，二○二二年十二月突然放棄「清零」政策即是見證。

樂觀主義者會說，這與第一次冷戰不同，要迴避修昔底德陷阱並不代表要藉由現有強國的崩潰瓦解，就像當時蘇聯的情況。美國在這場爭鬥中，必須小心的限縮中國的發展，而非完全遏制。

《晶片法案》無疑是最好的證明，其首要目的是維持美國本國企業對半導體產業的技術控制，禁止先進晶片出口到中國，第一階段的先進晶片定義為小於五奈米的晶片，同時保留未來改變定義的可能性。

然而，在此情況下，中國仍可以自由的投入成熟製程領域，大規模擴充產能，建立世界領導地位，例如二十八奈米成熟製程，可應用於快速成長的汽車產業。

二○二三年底中國企業「中芯國際」表示，該公司於二○二四年將實施高達七十五億美元，即相當於其營業額的龐大投資計畫，希望在三到五年內產能翻倍。美國已將車用半導體市場列為中國優先發展的目標，目前車用半導體市場由英飛凌（Infineon）、意法半導體和恩智浦（NXP）等歐洲企業主導。

美國的願景很明確：高科技由美國控制，中低階科技市場由中國經營，犧牲的是已經走出歷史的歐洲。在高科技領域實施的遏制戰略，對美國有兩方面的風險：一方面，它促使中國在研發方面加倍努力，以求進軍高階市場；另一方面，它必須面對美國大廠的短期商業利益，這些大廠始終渴望將亞洲的銷售量提升至最大。

美國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早已料想到這點，她向美國科技大老伸出橄欖枝，請求他們協助制定安全政策，盡可能減少對他們的營業額造成損失。

「接觸」期比「遏制」期需要更細膩的技巧。美國將非常有興趣盡其可能的延長它，目的是限制中國的成長，而不是尋求其崩潰瓦解。

在二○一○年代期間，華盛頓已看出自己的弱點。極具創業精神的中國私營產業，在騰訊、網易和百度等集團領導的帶領下，許多新的數位概念超越了美國的競爭對手。當時，他們得到地方當局的支持，更像是西方私募基金的經理人。

二○二三年三月，前述三個集團的老闆被排除在中共全國政協代表的名單之外。山姆大叔必須牢記，中國的相對停滯期只是一個窗口，在未來某個時間點，它終將通向一個新的「繼毛澤東之後的鄧小平」到來。而這個時間點越晚到來，越有利於美國。

這種修昔底德陷阱的新變化型式，其解決方法也將採全新型式：既有的統治強權企圖限制新崛起強權的相對進步。既有強權的目標不在於使其突然崩潰，而是致力於隨著時間推移，逐漸耗弱競爭對手，然而期間仍提供它充實富裕的可能性──以犧牲歷史上的第三個「強權」，即歐洲為代價。

歐洲是當今最完美的受害者，因為它年老、富有又心甘情願。

我們已經看到這場地緣政治對峙的命運，是如何從經濟領域來決定其未來結局。現在要分析地緣政治的崛起勢力，如何反過來影響經濟領域。

NOTE

1. 指由新興數位技術、創新商業模式或社會行為引發的劇變，能改變傳統行業和社會結構。
2. 名字取自一九六○年美國西部片《豪勇七蛟龍》（The Magnificent Seven）。

※ 本文摘自 《歡迎來到戰時經濟》，原篇名為〈03　修昔底德陷阱的快樂解方？〉，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