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回應】歷史學的科學性──從《秦賢次先生訪談錄》談口述歷史與史學方法

文／連克　文史工作者

編者讀到文學家果子離所寫的〈【果子離群索書】高層反對專欄名叫「台灣第一」──台灣怎麼可能第一呢？《秦賢次先生訪談錄》〉一文，作者對於編輯體例頗有意見，遂撰寫此文，一方面回應讀者，一方面也讓大家認識《秦賢次先生訪談錄》的內容與產生過程。

首先，該書的編輯是有體例的，只是在正文與附錄（受訪者秦賢次先生文章）的處理方式不同，前者有統一，後者則是尊重原文；體例部分，不要說文學與歷史學格式是否一致，就算是相同領域的不同書刊，都未必相同，此一題例問題，實無須特書。

受訪者秦賢次先生其實是橫跨了中國文學到台灣文學的藏書家、研究者，由於果子離的個人興趣，他的讀書心得所提及篇幅最多者，主要為張清吉、施叔青、莊永明，但實際上在《秦賢次先生訪談錄》中，秦賢次先生明確指出了他研究生涯中最重要的兩個貴人：阮毅成和瘂弦；附帶一提，張清吉在創辦志文出版社以前，所經營的書店是「長榮書局」，而非果子離所寫的「長榮書店」，此已有當時初版書刊出版項為證。

1966年6月，初版「英語自習欣賞文庫」第1輯《哈囉》的出版項，長榮書局仍為志文出版社的總經銷。

其次，實際上我不只是本書的編者，也是主訪者、紀錄者，舉凡錄音繕打逐字稿、整理成訪問稿與書稿、掃描照片、文獻、寫圖說、考證、催促受訪者新寫附錄文章、排版稿的校對等，均由我一手操辦，在十個月的時間內，中間要留給受訪者足夠的時間看稿，最後還要留給印刷廠商足夠時間排版、印製，口述歷史的產生遠非單純編輯這麼簡單，秦賢次先生雖然博聞強記，並留有豐富的文獻和照片資料，但卻不像《劉峯松先生訪談錄》有受訪者日記可稽，在考證上，以下僅略舉數例，供讀者大眾參考：

有關秦賢次先生與瘂弦的結識時間，以往根據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的《秦賢次評論集》，由於作者、編者俱為秦賢次先生一人，該書附錄的作者自撰年表，幾乎已是研究秦賢次先生本人的重要文獻，該文記載秦先生與瘂弦認識的時間是民國63年（1974年）；此一半個世紀前的事情，秦先生回憶到他剛搬到鎮江街住所後，瘂弦即前往拜訪，為了確認此事，我還去台北市建管處調閱秦先生社區的使用執照，並參佐《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邢光祖所作文章〈新詩的回顧——寫在瘂弦所編「民國以來新詩集總目」之前〉的刊載日期，最終才確定兩人的相識應為1975年。
有關秦賢次先生的保險生涯，是我自己念茲在茲希望能夠寫出來的，一方面也希望讓讀者大眾知道，能夠支持秦先生興趣的本行：產險業；我本身是研究保險史出身，退伍後也曾在秦先生退休的明台產物保險公司服務，於公於私，我都希望能將秦先生的保險生涯寫出來；其中有關公司經營者霧峰林家的回憶，秦先生的記述很清楚，不用我主訪者煩惱，但他在水險領域的貢獻，所記就少了，為此我只能盡量挖掘資料與秦先生確認，最終才有了破獲台灣第一起故意沉船詐保案（天寶輪沉船案件）等事件的紀載，其他如產險公會理事長的任期與秦先生擔任水委會主委的時間長度所述不一致，故在參考了相關的文獻考訂後，才確定了其主委任期為十二年又一個月。
出國經驗部分，由於秦先生負責水險業務時常有出國機會，並且也會藉出國之便，訪友、尋書，但秦先生並沒有完整保留他的舊護照，故要確認秦先生的出國時間，我亦麻煩秦先生前往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其入、出境資料，才能在本書中，針對秦先生幾次重要的出國與參加研討會的時間，留下準確的紀錄。

最後，口述歷史是受訪者與主訪者合作協力的成果，是為了不讓歷史記憶灰飛煙滅的重要工作，若不是秦賢次先生慷慨提供文獻資料和查找方向，本書實不可能在十個月的時間內順利完成，秦賢次先生幾次與他的文友分享，都提到我催稿催得緊，這也是事實，因為編輯時程緊迫，附錄文章也不是隨便決定的，都是經過與秦先生討論選定後繕打、更新、考證，其中有關張清吉、瘂弦的文章是舊稿更新，莊永明則是完全新寫，其餘文章也都是經過考訂才放上，未免瑣碎，更正處就不再一一說明。

以前我就讀成功大學歷史系時，曾有系上教授問我：「歷史學究竟是不是科學？」教授認為是，而我則認為人文學科可能較難認屬於科學，在我閱讀過果子離的讀書心得後，我覺得比起爭執年、筆、位、件是量詞還是描述性用詞，更重要的是本書是我與秦賢次先生兩個史料癖的合作，在十個月的時間內，運用科學精神努力求索、冀望求真的成果；撿拾時光的碎片、拼湊歷史的真相，對於每一提及的人事時地物錙銖必較，只為能更加貼近真實，這就是文史工作者的職志。此一口述歷史的實踐，雖然我不敢說歷史學是科學，但我相信歷史學更具有科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