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韌性」從何而來？來自蘑菇的啟示

文／洪財隆

即使知道明天世界就要毀滅，今天我仍要種下一棵蘋果樹。

──德國宗教改革家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一四八三年—一五四六年）

國家經營如果不想落入「唯GDP」主義的框架，通常會把永續發展列為重要目標，特別是加入環境品質（氣候變遷）和社會人文視角做為衡量指標。

近年來則由於國際間出現許多突如其來的重大公衛事件和地緣政治衝突，例如肆虐全球三年方休的新冠肺炎、俄烏戰爭，乃至美中貿易戰和科技戰，使得全球化浪潮下「唯效率」的生產、投資和貿易模式，紛紛面臨重大考驗。如何確保重要物資供應無虞（生產供應鏈），甚至維持關鍵產業或敏感技術高度自主等安全考量，更因此浮出檯面，堪稱貿易典範的轉移。

一般而言，國家社會如何吸納、緩和這些外在環境衝擊，或強化回應與復原能力，就是目前正熱的「韌性」（resilience）議題。簡單來說，就是當國家、社會和經濟面臨巨大動盪時，還能夠繼續維持正常運作。

韌性在心理學上原指受苦的人如何走出困境與低潮的能力，例如尋找支持、冷靜和自信等特質；在機械工程領域則是如何避免全面性「當機」，更重要的是一旦發生危機如何加以挽救。

日本「社會5.0」計畫強調以人為本和國家韌性

國際間最早闡釋韌性此一政策概念的政治領袖，應是日本前總理大臣安倍晉三。二○一四年五月，日本為了慶祝加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五十週年，特別在巴黎OECD總部部長級會議期間主辦一場研討會，主題就是如何建立「韌性經濟體與包容性社會」（Resilient Economies and Inclusive Societies）。在二○一二年再度出任總理大臣的安倍，在會中發表演說，內容主要觸及經貿協定和區域安全合作、自動化生產與地方創生等政策主軸。而這些也都跟日本對外尋求聯防中國崛起，對內因應人口老化和數位化經濟時代的來臨有關。

雄才大略的安倍對內政策以經濟三箭（積極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結構改革）最為世人所熟知，另外為了善用AI人工智慧和數位技術並及早因應相關社會衝擊，他更在二○一六年提出「社會5.0」做為重要科技政策，同時更是國家發展戰略。

人類發展的進程依序為狩獵社會、農耕社會、工業社會、資訊社會，日本政府則喊出「社會5.0」。亦即透過以人為本、知識密集和大數據驅動的科技發展，結合虛擬世界和實體世界，打造「超智慧社會」，其核心精神就是強調經濟和科技的運用必須優先解決人類的社會課題。對照美國盼望「復興製造業」，德國主打「工業4.0」，中國則有「中國製造2025」，看來日本的「社會5.0」理念最貼近庶民需求，同時也強調國家或社會韌性就在其中。

由於環境危機、地緣政治衝突已逐漸成為常態，在政策場域已出現近三十年的韌性概念，如今更成為各國政府施政與國際合作的目標，而且涵蓋金融、資安、國家基礎設施領域，應用極廣。這也反映出當前世界局勢變化之劇烈，以及許多跨領域複合問題之嚴峻。

有此一說，集權國家也很有韌性。特別是那些因政治運動和社會革命成功而產生的政權，例如早年的納粹德國和現在的中國和伊朗。主要因為這些國家透過政治運動和社會革命，讓原本內部享有獨立自主的民間力量（經濟、社會組織）被摧毀殆盡，革命陣營的勢力因此得以毫不費力地滲透與掌握各個社會階層並鞏固革命政權。
不過，顯然有人對這種說法不以為然。被譽為當代最閃亮的思想家和認知心理學家之一的史蒂芬．平克就堅決相信，由於自由民主體制擁有內建的「資訊回饋機制和自我修復功能」，相較於集權專制國家仍具有優勢。

韌性不應該只是形容詞

童話故事裡不乏韌性勵志的人物，其中以灰姑娘最具代表性。我猜原因可能無他，只因灰姑娘噙著眼淚時還能夠吃得下飯。即便有那一班午夜南瓜馬車的到來，也是堅持過後才有的幸運。

二○二二年，普丁揮軍烏克蘭，烏克蘭軍隊浴血抵抗，人民蒙受極大的生命財產損失和痛苦。由於戰況膠著，國際情勢瞬息萬變，烏克蘭一直到現在仍命運未卜。即使如此，除了總統澤倫斯基的個人表現可圈可點之外，烏克蘭人的整體奮鬥意志更是教人印象深刻。

以烏克蘭脫口秀（單口喜劇）演員安東．季莫申科（Anton Tymoshenko）為例，他竟然把一個臨時搭建的防空洞變成了一個脫口秀俱樂部，不僅為烏克蘭軍隊籌集資金，同時也試圖在闇黑的地窖中用笑聲來撫慰戰爭帶給人們的創傷。什麼是韌性？這就是韌性吧。

話說回來，且莫忘記動物行為學家們的警告：不會感到恐懼的動物很快就會滅亡，但成天活在恐懼下、惶惶不可終日的生物，很快也會流失能量，並容易因為減少社群連結而失去活力和發展機會。海明威有一名句：「壓力下的優雅」（grace under pressure），用以形容鬥牛士面對生命危險時的英姿和勇氣，其境界教人嚮往。

總之，千萬不要讓韌性或堅韌只成為形容詞。應進一步發展成適合台灣情況並可操作、執行的內容與目標。例如：台灣在面臨中國日益迫近的武力威脅時，國防或國家安全當然仍是第一要務。畢竟，安全、生存與繁榮仍是人類的終極關懷。然而，我們也必須高度留意是否因為忙於處理這些基本生存問題，以致忽略、排擠其他國家發展目標和價值，最後使得台灣社會日益空洞貧乏。

國家韌性來自機關能動性

上述這個角度的國家韌性，除了值得加以提倡，更和公部門是否具有能動性密切相關。特別是那些攸關經濟治理、暱稱人民權益看門狗的管制機關，當然包括做為競爭法機關的公平會在內，是否強大、有無完成原先組織設置的目的，最為關鍵。

為什麼呢？因為這些政府組織和經貿、財稅、國發等部門不一樣，通常不是站在第一線，向來並不會受到太多關注，其績效和表現更容易因為整個社會的注意力放在國安上面而未被嚴肅看待。偏偏在數位時代，管制機關的重要性無與倫比。

主要理由在於，數位平台經濟及其所衍生的公平競爭、隱私與詐騙、消費者權益等三大問題，已逐漸成為經濟發展和人民權益保障的核心。就我觀察，除了低薪和高房價之外，這些數位治理也是新世代或年輕族群特別感興趣的議題。如想得到年輕人的好感和支持，其實不必捨近求遠，可在數位治理議題方面多加把勁。

可惜台灣常因為陷入管制會影響發展的迷思（兩者實為互補），或源於價值目標模糊，以致包括管制機關在內，大家在面對新興議題往往面面相覷不知所措。如果說管制機關普遍缺乏能動性，可能有點諷刺。畢竟機關，特別是獨立機關的「機關」二字和能動性，英文其實就是agency。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逐漸發覺能動性這個概念很受用，涵蓋政府部門、學術領域（經濟、社會、心理學等），甚至下棋或遊戲……。像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人沈恩在談經濟發展時，更著眼於過程中是否得以提昇個人自由、能力和能動性。

李登輝前總統在談及台灣人的認同問題時，也提到能動性這個概念。在台灣經驗中，台灣如何由「被動性」轉為「能動」？這當中存在很重要的文化意義。

下棋或遊戲時更是有如在「魔法圈」（magic circle）此一空間和時間內，展現、經驗或享受能動性。

至於人或機關為什麼會缺乏能動性？早年佛洛姆（Erich Fromm，一九○○年—一九八○年）在《逃避自由》一書中，曾探討人在大環境劇烈變動下，覺得自己微不足道、無能為力，只能藉由假裝自己沒有選擇自由來逃避心理焦慮。這顯然已觸及人類的自由和選擇等深刻哲學。

如果以當代行為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佛洛姆提出這種失去能動性的現象，可能和現狀偏誤（status quo bias）有關。什麼是現狀？現狀不只是可具體感受見聞的現實數字或狀態，更是一種存在於人們腦海中的共同認知。人們往往因為恐懼失去或損失規避（人們對失去的痛苦很巨大，遠超過獲得的快樂），並深怕後悔等心理在作祟，以致傾向不做任何改變。尤其對那些自己做出的錯誤決定更是如此。這種傾向最終導致人不再積極主動，或機關習於不作為、等待外在指令，那怕只需承擔些許風險或根本不存在風險。

在疫情結束前夕我參加過一場人類學視角的「蘑菇為何而活？松茸與他們創造的世界」線上讀書分享會，從此知道了連蘑菇、松茸都有一定的能動性。這類真菌植物透過分泌特定化學物質（因此美味可口），最終得以改變周遭環境和地貌，即便地景殘破，他們依然能夠脫穎而出。據說一九四五年原子彈摧毀廣島後，滿目廢墟中最先出現的生物就是松茸。

就在我來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會）服務將滿八年，眼見這個在國際上被尊稱為大企業剋星的競爭法機關，逐漸淪為主要業務在於處理不動產不實廣告，卻對臉書、Google等跨國科技巨擘毫無作為而不免氣餒的時候，安安靜靜的蘑菇，突然有了勵志意義。

※ 本文摘自 《壓力下的優雅：喚醒以人為本的台灣經濟》，原篇名為〈四　國家韌性從何而來？來自蘑菇的啟示〉，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