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心思想：政權是鎮壓之權，革命是以暴力消滅敵人

文／許成鋼

二、特權階級與紅衛兵運動

為了要「砸爛舊世界」，文革在發動階段除了基本群眾，還需要率先衝鋒的先鋒組織。紅衛兵充當了這個角色。紅衛兵是極權制度的產物，其對領袖的崇拜、使用暴力的手段，以致於許多裝束都和納粹衝鋒隊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納粹是在威瑪共和國初建的民主憲政制度中以合法手段上台的。納粹運動首先要破壞的是憲政制度和其他政黨，而文革首先要衝擊的是從蘇聯移植來的制度，即中共自身的制度。

產生紅衛兵的社會基礎是極權制內的特權階層以及中共的培養接班人制度和階級路線。中共的所謂接班人問題的實質是特權的權力分配問題，這與中國帝制的制度基因密切相關。在帝制傳統下，改朝換代的功臣後代都能繼承其父輩的部分特權。這既是引誘將士為改朝換代立功的激勵機制，也是新朝代權力結構的一部分。在多數中共高級幹部的理念中，建立革命政權無非是建立新朝代的新名詞。馬克思－列寧主義則相當於改朝換代起義的名號，如拜上帝會、白蓮教等。極權主義黨的嚴格的組織紀律更與秘密社會大同小異（見本書第十章）。因此，他們多數本來就相信「老子打天下，兒子坐天下」的特權繼承規則。毛提出接班人問題後，很多中共高幹把用馬列詞彙裝飾的傳統特權繼承觀念傳給其後代。1960年代，中共曾批評蘇共忽略接班人問題。這其實反映出中國與俄國制度基因存在的差異（見本書第十四章）。

伴隨著中共對蘇共的批判達到高潮，作為吸取蘇修重大教訓的措施，1964年毛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正式提出培養接班人的問題，並由中央組織部等機構為系統地培養所有黨政機構領導位置接班人，進行具體安排。中組部的工作類似中華帝制的官僚舉薦制度，而毛更關心的是高級幹部子女的權力意識和階級意識問題，因為他們才是即將繼承中共核心權力的人。而且，毛相信真正的權力是靠鬥爭而非任命得來的。

1964年，毛透過親戚王海容對高幹子弟傳遞造反的精神：「你說就是聽了主席的話，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說的那個學生〔指王的幹部子弟同學〕，將來可能比你有所作為，他就敢不服從你們學校的制度。……我們的幹部子弟很令人擔心……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輩，而完全靠自己。……你怕人家說你破壞制度……有什麼好怕的……回去帶頭造反。」毛要求侄子毛遠新學習「接班人的五個條件」，第一條即馬列主義：「馬列主義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現在革命任務還沒有完成，到底誰打倒誰還不一定……我們也有資產階級把持政權……學習馬列主義就是學習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到處都有，你們學院就有。……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到農村去搞四清，從幹部到學員全部都去。」。經毛授意或默許，文革前夕這些談話的紀錄在高幹子弟中秘密流傳，成為激發他們在文革初期成為先鋒隊，領頭破壞中共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

文革初期，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則更明確激發了高幹子弟的權力意識。他闡明，文革的中心問題是政權，是權力：「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了一切。……要念念不忘政權。……政權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政權就是鎮壓之權。」還說「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這個講話當時是只限於高幹圈子的機密文件。在那個毛澤東思想統治的革命時代，只有以高幹子弟為主的紅衛兵才能靠特權知道這些露骨的權力經，懂得共產黨的革命原來是為了政權，為了權力。這使得他們把狂熱的個人崇拜與自己追求權力和鎮壓階級敵人結為一體。為了權力，他們在校園內外迫害反動階級出身的學生、教師，和所有階級敵人。

文革的第一步是發動學生破壞所有學校的黨政機構，衝擊所謂反毛思想的黨政宣傳機構，然後進一步發動更廣大的群眾破壞整個社會的基本秩序。首先組成的文革先鋒隊是北京清華附中、北大附中、四中、八中和其他幾個精英中學的幹部子弟秘密創建的紅衛兵組織。類似創建人民公社，紅衛兵的創建過程也是在領袖的號召下，群眾自發創造的。紅衛兵稱要以造反的方式誓死捍衛毛主席；稱「誰反對毛主席，就造誰的反，就打倒誰」。

然而，任何極權制都不允許社會中存在獨立於極權主義黨的組織，更何況紅衛兵明目張膽的提出要造反。劉少奇、鄧小平派到學校的文革工作組套用反右和四清的經驗，稱紅衛兵是右派組織予以打擊。但毛把劉鄧派工作組壓制紅衛兵和其他學生組織當作整肅他們的突破口，大力支持新創建的紅衛兵，而且多次登上天安門接見數百萬計紅衛兵。在毛的支持下，各地學校競相建立紅衛兵組織，導致全國的教育系統完全癱瘓。

在把個人崇拜推到狂熱高潮的同時，毛、康生和江青等煽動紅衛兵「要武」，革反動階級的命要採取「暴烈的行動」。很多紅衛兵在這些煽動下變成極其殘忍的暴徒。極權主義教育批判人道主義是資產階級思想，向民眾灌輸的觀念是：不存在脫離階級的人，階級敵人不是人；革命就是以暴力消滅敵人。學校裡的階級敵人就是出身於資產階級和反動家庭的學生和教師。北京各校紅衛兵以競賽的方式，對反動階級施以暴力。他們製造的暴力和恐怖，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在1966年的「紅八月」，北京的紅衛兵以「紅色恐怖萬歲」為口號實施紅色恐怖。僅僅8月25日至9月2日九天，北京各區紅衛兵就打死1,550人。首當其衝的受難者是中學校長、教師和學生。從此，全國的文革變成了暴力恐怖運動（圖8）。對當今中國和世界更意義深遠的事實是，二十一世紀許多最重要的中國政治人物正是當年的紅衛兵。儘管中共的文革學自蘇共的文革，但中國的制度基因決定了中共文革的暴力及歷史影響遠大於蘇共早期僅限於意識形態領域的文革。

在紅衛兵運動完全打亂學校和社會秩序的同時，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稱劉少奇、鄧小平在文革中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領導的黨政官僚都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各級黨政領導普遍變成革命目標。於是，以高幹子弟為主的紅衛兵因父母普遍受到衝擊，變成反對文革的「保守派」，其中一些骨幹分子因反對中央文革被鎮壓，甚至被捕入獄。但這反而強化了一些高幹子弟將要作為天下主人的信念和決心，因為他們自幼受過教育就使他們自認是權力的接班人。1967年初，北京101中（高幹子弟集中的主要學校之一）一位紅衛兵的這番話頗具代表性：「崽子別狂……20年後世界是我們幹部子弟的，你們靠邊站！……幹部子弟要掌權！天下是我們的！」這裡所咒罵的「崽子」指的是知識分子出身為主的造反派。曾經全國廣為流行的紅衛兵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表達出他們內心以出身決定社會地位的原則。

值得指出的是，今天中國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其歷程大都與在此討論的內容相關。文革結束不久，在改革早期的1980年代初，中央組織部就設置了系統選拔和培養高幹子弟的專門機構。陳雲、薄一波、王震等中共元老都直接介入了培養高幹子弟的工作。不少這些高幹子弟後來成為國家黨政領導人，包括習近平、王岐山、薄熙來，成為各部長和將軍的更是不計其數。

當時各級黨政領導普遍變成「階級鬥爭」之革命目標。左上腳受傷者為羅瑞卿；左下手持「二月提綱」者為彭真；上方兩位乘轎者為劉少奇（左）、鄧小平（右），幫劉少奇抬轎者為薄一波。《東方紅》1967年 2月22 日。

在權力意識和階級鬥爭哲學指導下，紅衛兵不僅對「敵對階級」或「下等階級」盡情侮辱，而且施行紅色恐怖迫害。他們認為這是爭奪權力和階級鬥爭的必須部分。大批學生、教師和市民遭受迫害，引發廣泛而且強烈的反抗。在極權主義的教育下，絕大多數反抗者也都是毛的崇拜者。除了反抗紅衛兵的迫害之外，一些激進反抗者也反抗劉少奇派來的工作組，反抗階級路線，反抗黨政官僚機構。這些反抗者建立了所謂的革命造反派（簡稱造反派）組織。一些造反派認為文革是普通民眾階級與高幹子弟組成的特權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面對中共階級路線和紅衛兵的系統性的迫害，少數知識分子開始從基本上質疑迫害知識分子的階級路線，質疑中國產生官僚階級或特權階級的制度。而他們所謂的官僚階級或特權階級指的是黨政官僚（走資派），以及自認為天生就掌權的高幹子弟。但這樣的討論是極權制絕對不能容忍的，很快都遭到殘酷鎮壓。

最著名的造反派之一是清華大學蒯大富為首的一群學生，他們被王光美（劉少奇之妻）的工作組打成反革命。為了利用這個造反派力量反劉少奇，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帶領一百多名中央委員到清華大學，代表毛和黨中央為清華的造反派平反。一方面，他們藉蒐集造反派受迫害的證據證明劉鄧路線迫害群眾；另一方面大力支持造反派。從此，造反派在全國蓬勃發展，變成打倒走資派，破壞黨政制度的主要力量。

三、奪權運動與災難

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在幾個月裡就把中央所有各部委包括司法系統（所謂公檢法）及全國各地區的黨政領導幾乎都打成走資派，只有外交部和軍隊除外。中共各部門各級領導全部癱瘓，造成毛稱「好得很」的「天下大亂」。在製造天下大亂之後，煽動造反派從走資派手裡奪權，成為文革運動的重大轉捩點。直到這時，造反派才知道林彪關於「文革的關鍵是奪取權力」的講話及其精髓。在奪權運動的新形勢下，號稱無限崇拜毛的人們在追求和保護自身利益的權力鬥爭中大打出手。中國由此進入了局部內戰，毛逐步喪失對局勢的控制。

在中共中央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文件裡，早就提到要從走資派的手裡奪權。但這個抽象號召的涵義以及如何具體操作並不清楚。與過去創建和推廣人民公社、紅衛兵組織、造反派組織等相似，實際的奪權機制又是靠地方實驗產生，靠地區競爭全國推廣的。

1967年1月8日，上海以王洪文為首的工人造反派在毛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奪了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的權，建立了上海革命委員會（革委會）政權。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通報全國毛支持造反派奪權後，全國各地造反派全面發起奪權運動，競相奪取各級黨政機構權力。山西造反派於1月14日，貴州於1月25日，黑龍江於1月31日，山東於2月3日，分別從省委省政府手裡奪權，建立革委會。全國各部委，各市、縣，各黨政機構、企業、人民公社也都變成奪權的對象。

但是，發動群眾運動製造大亂易，靠奪權運動恢復秩序則是難上加難。全面奪權涉及所有人的基本利益。自稱效忠毛的各種造反派組織實際上代表各種不同利益。他們之間在奪權中的利益衝突相當嚴重。在爭鬥中，他們往往互稱對立組織為保守派。實際上，只有得到中央文革和解放軍共同支持的造反派才能成功奪權。但中央文革成員和解放軍將領之間的意見往往互相衝突，而且很多被批判為走資派的黨政官僚也很活躍。他們在毛、中央文革、周以及軍方尋找支持，也發動群眾組織幫助他們保住權力。無論奪權還是保權的派別都自稱是效忠毛的造反派。更混亂的是，在奪權運動中，外交部和解放軍各總部，各司令部和各軍區也產生了造反派，甚至開始了奪外交權、奪軍權的活動，直接威脅到靠解放軍穩定局勢的策略。由此，全國各地的奪權運動演變成普遍的暴力衝突，官方語言稱此為武鬥，事實上是局部內戰。在軍隊的支持下，一些城市發生成千上萬人參與並使用重武器的戰爭。據官方統計，全國武鬥造成超過23萬人死亡，700多萬人傷殘。

在奪權運動失控的情況下，中央文革與林彪合作，派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軍宣隊）進駐各重要黨政機構，最終以軍管方式輔助他們信得過的造反派建立革委會。與此同時，中共開始鎮壓所有不在其直接控制下的組織和派別。如同剛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發動鎮反運動，中共剛恢復運作就在全國展開「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運動，清洗所有未得到扶持而一度或曾試圖奪取掌權的造反派。根據文革期間的官方紀錄，這場運動揪出184萬多反革命，逮捕28萬多。獨立研究估算，一打三反運動迫害致死高達萬人，甚至十幾萬人。

第四節　根深蒂固的區管式極權制與理想的破滅

把經典極權制改造成區管式極權制，關鍵是用地方黨政官僚功能取代大多數中央官僚機構功能。為此，第一步是破壞中央官僚機構。文革奪權運動達到高潮時，所有中央各部委除了國防部以外都陷於癱瘓。包括冶金部、煤炭部、一機部、商業部等許多部委被正式解散。各中央部委所屬企業的管理權幾乎全部轉歸到地方，使得地方政府的權力達到最高峰。整體上，全國98%以上的中央直屬國企被轉歸地方。中央直屬國企總數從1965年的10,533個降到1970年的142個。如果用地方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比例來度量放權，在蘇式制度達到頂峰的1958年，該其比例不到20%；大躍進放權達到最高峰的1961年，該比例則高達近79%；在劉、鄧負責的調整政策結束的1966年，這個比例曾下降到近65%；但是到文革形成的制度穩定後的1975年，該比例則達到特別高的88%。與大躍進相比，文革不僅下放權力的力度更大，而且由於中央部委的全面癱瘓，情況比大躍進更混亂。然而，因文革前已初步建立了區管式極權制，每個地區已初步形成自給自足的經濟，中央計畫已不起決定性作用。因此，儘管中央部委全面癱瘓，文革也沒有發生類似大躍進時期的那種經濟災難，使得文革能得以繼續。

文革時期在經濟制度方面的重要發展是各地普遍建立五小工業（這個官方語言當時指的是煤礦、鋼鐵、水泥、機械、化肥這五個行業裡的小型企業）。1970年起開始大規模推動的這項政策，不僅鼓勵省市縣各級政府建立地方中小企業，也促使人民公社和生產隊的社隊企業（commune-brigade enterprises）有了相當大的發展，使其進一步朝自給自足方向發展。文革結束時，全國基本建立了以縣為基礎的自給自足的地方經濟。全國絕大多數地級市和幾百個縣建立了涵蓋能源、金屬、建材建築、機械和化工所有各方面的工業體系，成為基本自給自足的地區。這種特殊的經濟結構後來變成中國經濟改革的制度基礎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在改革中發揮關鍵作用的鄉鎮企業（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是直接從社隊企業轉變而成的。

透過肅清劉、鄧及其所領導的黨政官僚，並大幅削弱中央官僚機構，使政治、人事、意識形態方面的權力更集中到領袖直接控制的中央手裡。透過更徹底地消滅黨內尚存的極其微弱的權力制衡機制，這個制度最大程度地幫助建立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幫助領袖直接抓住關鍵的人事、槍桿子（軍隊）、刀把子（警察）、筆桿子（意識形態）。這是區管式極權制的第一大特點。

然而在經濟運行、行政管理和資源配置方面，這個制度則基本上依賴地方政府。因此，國民經濟中大量資源的控制權以及具體的行政權力都委派給了各級地方黨政機構。各級地方黨政幹部必須效忠領袖，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除了意識形態以外，中央還透過控制人事，嚴厲懲罰不效忠、不與中央保持一致的黨政幹部，並獎勵效忠的幹部。在中央高度控制政治的條件下，給地方很大的行政和資源自主權，是區管式極權制第二個大特點。這個抓大權，分小權的區管式極權制，在改革時期為極權制的運作提供靈活性，為極權制的官僚制度提供激勵機制。而改革需要的許多其他條件也是文革造就的制度提供的。

毛原本期待靠個人迷信的力量造成「天下大亂」、「砸爛舊世界」，然後靠個人迷信再達到「天下大治」。但最後事實出乎他的願望，靠了軍管才恢復秩序。在宣布文革取得偉大成就的九大上，軍人占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49%，政治局委員的52.4%。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第一把手絕大多數是軍隊幹部。然而，文革清洗了軍內非林彪派的將軍，軍隊控制大多數黨政機構，令毛極度擔心的林的權力大擴張。中共九大之後，毛以反對設立國家主席為藉口，猛批林及其支持者，毛、林之間的矛盾迅速激化。1971年9月13日，林在逃往蘇聯途中墜機死於蒙古。隨後，中共以林彪反黨集團為名，逮捕整肅包括總參謀長及空軍海軍司令在內的一大批將軍，並牽強附會地把林解釋為儒家信徒，在全國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用批孔的方式批林，既是為了掩飾林在製造個人迷信方面的貢獻，更是為了藉著批孔大張旗鼓推行嚴刑酷法的法家治理模式（見本書第五章）。

從井岡山時期起，林在數十年裡幫助毛清洗了許多黨內軍內的對手，包括打倒彭德懷、劉少奇和鄧小平。自從1959年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林就按照毛的旨意政治建軍，把解放軍變成建立個人崇拜的工作隊，為文革奠定了基礎。林在製造個人崇拜和文革中的貢獻，使他成為僅次於毛的中共最高領導。中共九大以黨章的方式規定林是毛的接班人。林的突然倒台和批林批孔運動，使得文革以來無休止的政治迫害完全喪失了任何自圓其說的邏輯。人們開始懷疑文革的合理性，懷疑毛的判斷。如果林反毛反黨，為什麼永遠正確的毛會選林做自己的接班人？

文革早期打倒了大多數黨政幹部，林彪事件後又打倒一大批，致使毛在各方面都陷入困境。此時，鄧小平乘機致信毛表忠心，得以重返政治舞台。鄧與周共同以「四個現代化」為口號，試圖把恢復經濟作為工作重點，深得中共和民眾的普遍支持。但毛認定這是要否定文革。於是，在周恩來葬禮之後，毛立即將鄧再次打倒，並發動批鄧運動。林彪事件第一次動搖人們的信仰之後，批鄧使更多人，尤其是被打倒的中共幹部、被整肅的知識分子和民眾，更深刻地懷疑文革。雖然周也是製造個人崇拜及發動文革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但他在文革中努力保護所有效忠毛的幹部，關注四個現代化。因此，人們把周和鄧當成（或誤當成）抵制文革的英雄，及持不同政見的旗手。

持續而且普遍的迫害，加上批林和批鄧的反覆無常，使得從中共高層到普通民眾產生了人數眾多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反對文革，反對持續不斷的階級鬥爭，希望恢復秩序及經濟。這些持不同政見者為結束文革準備了條件。在極權制殘酷鎮壓的威懾下，無人敢表達對毛不敬的任何言論，持不同政見者把憤恨集中到以江青等毛的最緊密追隨者身上，稱他們為四人幫。1976年清明節，中國多個城市爆發自中共掌權以來首次自發的大規模政治抗議活動。4月5日，藉悼念周的名義，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北京爆發幾十萬人參與的自發政治抗議活動，反對四人幫和文革。上海及其他城市當天也發生了類似活動。

雖然所有持不同政見的抗議活動都被暴力鎮壓，但反對四人幫和反對文革的政見卻越傳越廣。在這個基礎上，在毛死後僅四周，中共高層就發動政變，逮捕了毛的遺孀江青和所謂四人幫的其他人。災難性的文革終於在舉國歡慶中結束。據中共中央的統計，文革造成一百多萬人死亡，一千多萬人受傷或致殘。在全國八億多人中，被迫害者超過1.13億。幾乎每位知識分子和幹部家庭裡都有被迫害的人。平均每七人就有一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比史達林時代的肅反運動還殘酷。而文革造成的跨代的持久恐怖，進一步加固了極權制的基礎。

大躍進和文革雖然有很強的毛個人特點，但其實質超越領袖個人的特點，是領袖和群眾共同強化極權制的演變過程。領袖是極權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包含意識形態和個人崇拜。領袖鼓吹意識形態，領袖的追隨者吹捧個人崇拜，群眾追隨領袖的意識形態和崇拜領袖個人。群眾（masses）指的是原子化、孤立的個人的群體，是對自身權益缺少自我意識的人群。極權制透過剝奪所有個人的產權和政治權，剝奪他們的表達和結社權，摧毀個人信念和個人意志，迫使或誘使他們接受黨的灌輸。在黨的引導和煽動下，形成他們對領袖的無條件的忠誠及對敵人的仇恨，形成暴力。只有在群眾裡造成瘋狂的個人崇拜，才有偉大的領袖。群眾創造偉大的領袖，領袖創造群眾運動。領袖和群眾是不可分割的一對。

大躍進和文革把領袖的權力、黨的權力都強化到極致。靠這些運動所形成的區管式極權制中，向地方黨政分的是小權，是行政權，是管理資源的權；是為了領袖和黨中央更能集中力量抓大權，從而把更多的黨員幹部都變成群眾。黨和領袖源於列寧主義的極權制；區域管理的機制則部分源於中國帝制傳統的郡縣制。

文革造就的大量持不同政見者為毛之後的改革鋪平道路。但是絕大多數持不同政見者並沒有質疑共產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和極權制本身。他們反對的只是極端的個人迷信和無休止的階級鬥爭，他們只是希望恢復經濟，恢復秩序。少數思想「開放」的人希望在保持基本制度不變的情況下允許市場發展。也有「保守」的人希望回到1950年代的蘇式制度。即便在持不同政見者裡，多數人也仍然生活在恐怖中。質疑極權制和極權主義的人數極少，而且既不能發聲，也不能交流。直到2024年，這個基本狀況仍然沒有很大變化。這表明區管式極權主義早已變成中國的制度基因，也決定了中國步入民主憲政的歷程的艱難。

※ 本文摘自 《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原篇名為〈第十二章 區域管理的極權主義制度〉，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