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民意代表真能代表民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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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繼《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正義》在全球暢銷數百萬冊後，世界上最傑出的兩大思想家皮凱提與桑德爾首次聯手出版經濟學與政治哲學的經典之作《未來的戰鬥》（Equality）。他們在書中提出自研究不平等以來最沉痛的警示︰當代的不平等，既獨特又殘酷。

無力競爭的個人、群體、國家，只能深深感到羞愧，既看不到當中的不平等，更不會意識到那背後一切制度的不公與不義。這在過去歷史上是看不到的。

台灣社會也明顯出現這種現象。全台進入大罷免潮，那些在國會裡的人，真的稱得上是「民意」代表嗎？怎樣的選舉制度才能選出真正代表民意者？真實記錄兩大思想家在巴黎經濟學院交鋒對話的《未來的戰鬥》，是非常好的學習與思考教材。

抽選制度除了運用在大學招生，也可以考慮用在其他領域，包括改革代議制或國會制政府，特別是實施兩院制的國家。

你可以改革兩院制立法機構或國會，其中一院由民選代表組成，另一院不再像上議院或美國參議院制度，小州的代表席數嚴重失衡，而是改由抽選市民組成。

這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民主理念，或者可以陪審團來對照，陪審團成員也是隨機抽選的。既然陪審團能夠判定有罪無罪，又怎麼不能在代表制議院輔助下商議公共利益？

這個方法或許能夠削弱金錢對政治競選的巨大作用，也能促進院會的輪換。此外，還能對抗才智至上時代形成的文憑偏見。

全球民主社會中，大多數公民沒有大學文憑。在美國，只有約38％的人口擁有四年制大學文憑，近三分之二的人沒有。英國則有約七成人口沒有大學文憑。然而，他們在國會的代表比例卻非常低，只有約5％到10％。這導致西方民主社會的國會中，勞工階級成員極少。

大多數公民沒有大學文憑，但國會中勞動階級成員卻極少。他們真的稱得上民意代表嗎？我們就這樣接受了，對現狀沒有太多辯論。

如果女性代表在美國國會、法國國民議會或其他歐洲民主國家的議會中比例如此低，勢必會引起激烈辯論。在爭取讓更多女性進入代議制政府，以及參與企業董事會方面，我們已有很大的進展。但為什麼無大學文憑的民眾在國會裡幾乎沒有政治代表來為他們爭取權益，我們對於這樣的現象，卻未經辯論就輕易接受了。

打破這種不合理情況的一個方法，可能是實施兩院制。其中一院在設定合宜的競選捐款限制下，經民選產生，另一院則是依抽籤輪換。

是否存在其他機制可以與抽選制並用，或取代抽選制，達到同樣的效果，甚至更遠大的成果？

舉例來說，假設目前國民中有五成沒有大學文憑，但國會成員中只有5％來自這個群體。如果對全體人口實施抽選，第二院成員中將有五成沒有大學文憑，這可以改善「描述性代表」這個機制。

另一種方法是我熟識的法國經濟學家茱莉亞．卡傑（Julia Cagé）提出的。她建議各黨在各選區派出代表候選人競選。如果你的目標階層占人口五成，候選人中也必須有五成來自這個階層。為防止政黨將這些候選人指派到不可能贏的選區，應規定最終組成的議會黨團中，該階層成員若不到五成，政黨必須繳納巨額罰金。

這並不是社會學者的理論空想。印度擁有12億人口，選民數比整個西方世界都多，自1950 年起實施了一種制度：隨機抽出四分之一選區，所有政黨必須在這些選區提出來自表列種姓或表列部落的候選人。這些群體歷史上處於印度社會的下層四分之一。印度的做法，雖然與我描述的機制不完全相同，但這顯示類似做法是可行的。

相較於你的抽選機制，這個方案的優勢在於結合描述性代表和選舉的優點。你不會只是隨機抽出某個低教育階層或藍領階級勞工。他們必須透過政治競選和集體商議展現立場。

偶爾允許自己崩潰，會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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