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望和危機之間：明白台灣的處境，我們所立之處

發表於 2025-04-182025-04-18By Readmoo編輯團隊好書秒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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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游惠貞、楊正欣

在不正常國家狀態中，政治局面的難解之結

民進黨有很多的問題、執政和歷史包袱，大家可以選擇在體制面改革；國民黨也有很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與中國糾纏不清，不喜歡民進黨的人，可以加入國民黨，在裡面進行改革，把中國國民黨改革成台灣國民黨，讓這個老式政黨本土化也是一種方式。如果熱愛台灣這片土地，想做點什麼，在政治上實現自己的理想，並不見得非要走第三勢力這條路。

另一方面，台灣是否一定需要第三勢力？從事實面來看，現在的選舉已經沒有多少第三勢力的空間了，若非民進黨禮讓，代表時代力量的林昶佐、洪慈庸應該很難選上立法委員。也就是說，小黨必須選邊站，很難自成一股勢力，和兩黨三足鼎立。

成立一個年輕、本土的新政黨，在政治光譜上徹底擠壓掉國民黨，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人說，黃國昌可能想這樣做；雖然爭議多，但黃國昌一時還很有人氣，至少有一定的支持率，會得到新的支持者，這是必然發生的現象。他還有能力聚集年輕的、本土的、對民進黨不滿的人，把國民黨的板塊擠壓到最小，尤其中國的經濟如果逐漸垮下去，沒有那麼多資源可以投注到對台灣的統戰，台灣的親中勢力會弱化，這個時候，另外一個勢力起來也是可能之事。

因為國民黨這塊招牌沒有對自己加分，很多人可能就會在國民黨內部有所改變。二○二四年上半年，立法院通過許多擴權法案，還有一些亂七八糟的親中提案，阻擋年度預算，刪除潛艦預算等等作為，造成國政窒礙難行，我不認為這是國民黨立委的共識。很多國民黨的區域立委只是被綁架，或是被某些資源牽制住了。如果外來的資源減少，她／他們可能就會用自己的意志投票了。

在二○二四年的台灣，製造潛艦應該是社會共識，應該撥付充足的預算，國民黨硬要阻擋，一定會遭到民意反挫的後果。大家都知道，台灣是處境非常危險的國家，自己造潛艦，未必是因為潛艦有多大軍事用處，而是向國際社會宣示台灣願意挹注經費，捍衛自身主權和生活方式，這是讓國際社會願意幫助台灣的前提之一。

台灣現在期待，有事的話美國會幫忙，日本會幫忙，卻連潛艦預算都捨不得編列——問題是台灣並非缺乏經費，只是說潛艦太浪費，所以不肯投入預算，怎麼讓其他國家願意幫忙？我在臉書上發過一篇文章，說國民黨有立委提案，廿歲以下的年輕人不能夠參加任何民防組織，不能做後方支援。但是我剛來台灣沒多久，國民黨就在立法院提出決議文，敦促美國政府出兵協防台灣，並且全票通過。讓美國人協防台灣，廿歲以下的台灣年輕人卻連後方支援都不可以，道理上完全說不過去。

美國人十七歲就可以當兵，他們的年輕人不也是父母親的心肝寶貝，讓美國人來台灣海峽捍衛台灣的主權，流血犧牲，國民黨卻在研議法案，讓年輕人不能夠接受民防訓練，法案通過的話，全世界都不會來幫忙台灣。任何正常、有理智的人，都不可能同意這樣的做法，我管這個法案叫「別人的小孩死不完」法案，讓別人的小孩去送死，自己的小孩不上戰場，這個講不通。這些法案絕對是有人授意，謀害台灣。

目前立法院的在野黨人數比較多，¹出現這類法案時，執政黨並無力扭轉。下一次選舉，應該會反映出選民受不了這樣的狀況。下一次立委選舉要到二○二八年，這類充斥巨嬰心態的法案還會一直被提出甚至通過，所以這個時候，比較有本土意識的年輕人並不可能加入國民黨，說自己要去改革，因為國民黨處於一種很奇怪的狀態，像是一團爛泥，絲毫無法讓人乾乾淨淨地進到裡面去使力。在這個時間點上，特別是習近平已開始第三個任期，中國軍機天天越過海峽中線，台灣的第三勢力就更沒有空間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並不表示將來永遠沒有。

關心政治的話，年輕人堅持自己的理念，在政治路上一直走下去，這是很重要的。在台灣，政治人物非常非常受重視，當一個政治人物，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相較於在日本和歐美的民主國家，政治人物往往被看做和一般人一樣，並沒有特別被尊敬、推崇，從政只是一份工作，和大家一樣過生活。社會發展得很成熟之後，政治人物能發揮的地方就非常少了。但是在台灣，從政能做的事情還非常非常多，因此政治人物特別受重視，被期待她／他可以實踐理想和抱負，發揮影響力。

所謂第三勢力與民進黨不同之處，往往指的是內政方面的政策，如同自己的住家要裝修成歐式或中式，大家可以坐下來討論。但是，目前的情勢是房子失火了，所有人得先趕緊救火，裝修的討論必須先擱置。今後五到十年是台灣的關鍵時刻，台灣能否自立自強、得到國際社會支援，會否被中國滲透，這些是這段期間最重要的課題，也顯示接下來的幾年，第三勢力的發展並不是重要議題，沒有太大的空間。

回過頭來說，二○一四年之後，太陽花世代的年輕人抱著發展第三勢力的理想去努力，並沒有白費力氣，許多人在新興政黨中轉了幾年，還是選擇加入民進黨，在民進黨內尋找空間，這也是一條出路。政黨選擇不見得非要民進黨不可——在自己的選區裡，社民黨的苗博雅也經營出一番局面。新加入民進黨的年輕人，很可能無法在黨內初選出線，因為民進黨也有嚴重的制度疲勞，比方台北的林亮君，她／他們可以經營議員的選區，但說到立委，因為每區單一名額，要過黨內初選這關就很困難。因為原來的候選人出了事退選，黃捷才能臨危受命並且當選。其他像是吳崢、曾玟學、曾柏瑜這幾個年輕人，基本都是在極艱困的選區，才有機會代表民進黨參選立委。

年輕的政治人物必須跟著台灣的本土力量走，如果夠強大，即使是在縣市議員的職位上，還是有發揮空間。到了立法委員的層級，基本上就是二選一，沒有所謂第三勢力的選項。如果打著本土派第二選擇的名號參選，選民會認為她／他是來分本土派的票，害本土派落選。以苗博雅為例，聲勢那麼好，在大安區這個深藍立委選區裡，還是打不過國民黨的候選人；話說回來，如果民進黨在大安區夠強，絕對不會禮讓苗博雅這樣非民進黨的本土派候選人。市長選戰的邏輯也是如此，這是政治結構上解不開的結。

在希望和危機之間：明白台灣的處境，我們所立之處

二○二四年五月出現的青鳥行動，顯示大眾對時局有危機感，在年輕人之間，這樣的危機感有所蔓延，但是急迫感比太陽花學運小了非常多。二○一四年的太陽花學運，可能讓很多人覺得被燙傷過一次，這回就躲得遠遠的。在青鳥行動幕後幫忙的，很多還是太陽花學運時候的參與者，像是經民連的賴中強律師。召喚出那麼多人上街頭，當然有一些社會輿論的效果，實質上改變某些現狀的效果卻是沒有的。在野黨提出的《選罷法》修改，國民雖然有有很多不滿，也有很多號召罷免立委的聲音，但是，再投票選一次立委，執政的民進黨也未必能過半，因為現實條件並沒有怎麼改變。蔣萬安、盧秀燕的形象還是非常好，民調數字一直很高，執政黨的支持率並不低，但是有其侷限，這只能從台灣的處境來理解。

台灣所處的環境太複雜，對岸有一個巨大的國家機器，對台灣進行各種滲透，這是短期內沒有辦法改變的狀況，李登輝總統說過，身為台灣人的悲哀，這就是台灣必須面對的問題，對岸會不斷出招，剛化解掉一個招數，新的招數就來了。二○一九年底，《反滲透法》⁴通過，但馬上就沒用了，因為滲透的方式完全改變，繞過了法律規範。例如二○二四年十一月，馬英九基金會邀請了馬龍和數十個大學生來台訪問，如果不是其中有名大學女生在受訪時說了「中國台北」，加上中國媒體以不當文字形容中山女中的學生，⁵引發台灣學生一連串抗議行動，那個訪問團就可以說基本是成功的，在台灣各地是受歡迎的；台灣民眾仍然欠缺危機感和防禦心，說敵我不分也不為過。

對於和中國交流，執政黨當然可以比較嚴格地把關，但這就要看民眾會不會支持，把關過嚴還是會引起反彈。像是政府可能以訪問目的不符之類的理由處罰馬英九基金會，在一段時間內不得再邀請類似的中國訪問團來台，⁶但這種處分完全不痛不癢，還很容易被操作成政府打壓兩岸交流的印象，只會傷到自己，傷不到任何敵人，毫無實質意義。要談兩岸交流，不妨去看看線上遊戲平台留言的地方，一方噴兩句，對方回兩句，兩方吵起來，可以持續二十四小時，那才是真正的兩岸交流，彼此把想罵的全罵出來，最後知道對方在想什麼，自己在想的又是什麼。現在受邀到台灣來的訪問團，每個團員都戴著面具，所說的每個字都要經過審批，根本不能稱為交流。

中國訪問團那樣的活動一辦再辦，說明台灣民眾對中國很陌生，政府對中國政府也是。怎麼樣才可以減少陌生的程度？我認為要認識事情的本質，比如說，台灣挺香港就是一種很好的兩岸交流，透過音樂會之類的文化性活動，台灣社會表明支持香港的態度，勇於表態是最好的交流。民進黨政府不要態度模糊，面對大是大非的問題要勇於表態，讓全世界看到台灣支持人權、民主和自由的態度。

比起過去，我認為賴清德政府相對勇於表態和強勢，凡是支持香港、西藏的集會，執政黨的官員或民意代表都應該勇敢表明態度。雖說我認為台灣政府對許多議題的態度不夠直接、明確，所幸年輕世代至少對香港的處境很有共感，對許多事物也勇於表態，例如前面提到的中國學生訪問團，名為來台交流，實則過水作統戰，當時很多學生團體站出來表態，要求真正的交流，網紅八炯則是走搞笑路線，到場支持被拉下台的中國國防部長苗華和外交部長秦剛，讓那個訪問團的成員驚慌失措。

許多荒謬的陰謀論，相信的人還是為數不少，顯示台灣的民主可能還不夠成熟，不過，從韓國總統尹錫悅所發動的戒嚴鬧劇看來，韓國恐怕比台灣更不成熟。韓國那場荒謬的戒嚴，其實對台灣會有很大的影響，尹錫悅戒嚴的理由是北韓滲透，他以這個理由來掩蓋妻子收賄的司法問題；那麼，以後台灣政府若是說中國滲透之類的話，馬英九辦公室就會說，這是台灣版尹錫悅，說執政黨想搞戒嚴。

台灣民眾的心態基本上是小國寡民的，對國際社會不甚關心，只關心自己。二○一○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我特地到奧斯陸採訪頒獎典禮。當時城裡全是記者，從亞洲去的，日本至少有四、五十人，韓國記者也有二十多人，台灣卻一個都沒有，我非常訝異。作為敵人的敵人，劉曉波在中國如何被整肅，台灣也該付出一些關心，何況他還有諾貝爾獎的榮譽在身。和台灣駐挪威代表處餐敘時，代表向我確認，的確沒有任何台灣記者到場採訪，於是我寫了一篇文章，主要說台灣不表態，似乎受到什麼外在壓力。這篇文章發表在日本報紙上，《自由時報》看到後翻譯轉載，⁷才有台灣媒體詢問挪威代表處劉曉波獲獎這件事。

相較之下，韓國的國土面積和人口數比台灣大不了多少，經濟規模也差不多，但是韓國很關心國際新聞，按理說，劉曉波與他們的關係比台灣遠得多，而且台灣媒體並不是缺乏經費，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前一兩年，記者被派到全世界各地，追查陳水扁案的海角七億，但是，不管到了瑞士或美國，媒體關心的還是台灣的內政，顯得眼界過小了。

在這個多元媒體的時代，資訊來源很多，台灣的年輕人要多閱讀國際新聞，關心國際局勢，瞭解外面的世界，讓視野更多元，不要光從台灣的角度看問題。比如說烏克蘭、中東的問題，距離近的像是韓國的問題等等，年輕人需要慢慢地培養關心國際事務的習慣。比如韓國短命的戒嚴事件，大家當做鬧劇來看，但是這個事件對台灣有深刻影響，與台灣的關係非常大，不過，大家基本上沒有展開太深入的討論。

台灣的命運其實與朝鮮半島非常密切：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給日本，是因為朝鮮發生的日清戰爭；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逃到台灣，美國介入台灣海峽的戰事，也是因為發生韓戰。朝鮮半島的變化對台灣至關重要，但我感覺，台灣社會對韓國基本不關心。在日本，至少大家知道台灣有幾個主要政黨，韓國有幾個，各自的主要政治人物是誰，但是台灣人基本上專注國內政局，對國際事務並不太感興趣。

每個國家各有難處，美國支持和不支持川普的民眾，立場上完全對立；中國更不用講，年輕人光是舉著白紙站在路上就要被阻止，半夜騎自行車去吃消夜也不行，他們更絕望；韓國總統突然戒嚴，造成大亂局；日本首相石破茂被國會少數執政的局面搞得焦頭爛額。相形之下，台灣的政局有自己的問題，大家也不用自怨自艾。不管處在怎樣的條件下，公民都要關心政治，積極參與政治，社會才能進步，自己的生活才能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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