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會有更勇敢的人挺身而出，我沒必要冒這個險吧？」

文／河智賢；譯／杜西米

假設你在路上目擊了多人圍毆的場面，你會怎麼做？你可能會有這些念頭：「應該馬上報警，但若被他們發現是我報警，可能會遭到報復。如果直接上前勸阻，也有可能會受傷。周圍還有很多人在圍觀，一定有比我勇敢的人會挺身而出，我沒必要冒這個險吧。」

掙扎後，你最後可能選擇當一位旁觀者，什麼都不做。當一個人身旁有數個人在場時，自己肩負的責任感會相對降低，反而不願幫助身處危險中的人，這個現象稱為「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

在一九六八年的某個深夜，紐約某公寓附近發生了一起年輕女性被刀刺死的案件，當時在場有三十八名目擊者，沒有一個人選擇幫助她。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約翰．達利（John Darley）和比布．拉塔內（Bibb Latané）便以這起事件為契機，深入研究旁觀者效應。

他們首先將受試者聚集在同一房間，並在隔壁房間播放某人尖叫的聲音。根據統計，當房間內只有一名受試者時，八五％的受試者會主動提供幫助；當房間內有五名受試者時，只有三一％的人願意提供幫助。研究指出，在群體情境下，特別是在自身可能面臨風險的情況下，個人的行動意願會受到他人存在的影響而顯著降低。¹

當我們身處群體中，往往會期待有人能代替自己承擔煩惱。如果群體遭遇困境或進退兩難的情況，內心掙扎不已時，就會等待群體裡的某個人率先挺身而出，自己則扮演旁觀者的角色，這種過度依賴群體的現象，便是所謂的「社會性懈怠」。我們傾向認為，即使事態朝著錯誤的方向發展，責任也能由群體共同分擔，從而大幅減輕個人負擔。所以當自己歸屬於某群體時，與其帶頭，不如先觀望，這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合理的選擇。

即使面對相同情境，獨自一人時與身處群體中，我們也會做出截然不同的反應與決策。這其中隱藏的心理因素，便是對「個人名聲」的顧慮。當我的選擇成為他人評判我的依據，那麼我的行動自然會受到制約。如果貿然出頭卻搞砸事情，或做出錯誤決定，我的名聲就會受損，要承受周遭的失望和指責。更何況失敗時，不只是一個人要負責，失敗的後果將影響整個團體，責任將更為重大。因此比起行動，放任不管就成了更安全的選擇。

第二個心理因素，是「徹底執行並服從上級、掌權者與群體命令」的傾向。只要想著自己不過是「依照指示行事」，就會豁然開朗，既不必獨自煩惱，也不會消耗自身的能量。只要放棄我的堅持和原則，就能獲得心靈的平靜。

二戰結束後，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了納粹戰犯，其中包括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成員，他們曾將數十萬人送進毒氣室。同盟國對於這些軍人的心理狀況感到好奇，他們如何能夠做出如此駭人聽聞的行為？這些軍人是否普遍存在心理病態？

精神科醫師受邀對每位戰犯進行心理評估，結果與預期卻大相逕庭，他們並非心理病態患者，甚至可以稱得上正常，他們只是一群善於執行命令的模範軍人。納粹軍隊內部會盡力避免讓「軍人現在做的事情」和其個人價值觀發生衝突，因此在軍隊內部會宣揚一種信念：「合格的軍人應當徹底服從命令。」²這是一個經典的歷史案例，明確詮釋了如何透過群體規範，避免個人內在的衝突與矛盾。同時，這也反映了個人在群體中，因擔憂表達異議而遭受排斥的心理。

一個人遭到社會排斥時會痛苦不堪，有趣的是，社會排斥所引發的痛苦，與生理疼痛活化的大腦區域相同。能夠減輕生理痛苦的神經傳導物質，同樣也能減輕心理上的痛苦。換言之，遭受排斥的痛苦，等於同等程度的生理痛楚。因此人類通常會避免遭到社會排斥，選擇順應群體的意見。

另一方面，增加社會參與會促使人體分泌催產素，進而使腦下垂體分泌內源性類鴉片胜肽（opioid peptide）。類鴉片胜肽具有類似毒品的成分，這類神經傳導物質使我們在歸屬某群體時感到舒適安心。然而，若試圖特立獨行、拒絕順應群體時，便可能面臨被排斥的風險，大腦也會減少分泌催產素和類鴉片胜肽等物質。³

越是敏感的人，越害怕遭受群體排斥，這便是人們傾向於順從群體的原因。當群體成員的想法趨於一致時，就會覺得自己更有影響力，是更重要的存在。群體認同的力量非同小可，人們往往會將對群體的認同，做為彌補個人脆弱感的方式。一旦習慣在群體內尋找生活的意義，順從就會成為不可避免的選擇。從眾行為經過長時間進化後，會內化成人格的一部分，其影響力之大，甚至會讓人忽視從小學習的道德準則。

群體認同和社會排斥如同強而有力的糖果和皮鞭，讓人不會對自身行為的後果產生後悔或愧疚之情。當一個人成為旁觀者或被社會否定時，便會下意識迴避內心的煩惱，毫無顧忌地選擇順應群體，進而逐漸失去自我。

NOTE

1. Darley, J. M. & Latané, B. (1968).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I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 377-383.
2. Dimsdale, J. E. (2016). Anatomy of Malice: The Enigma of the Nazi War Criminals.
3. Eisenberger, N. I. (2012). The neural bases of social pain: Evidence for shared representations with physical pain. Psychosomatic Medicine, 74(2), 126-135.

※ 本文摘自 《駕馭腦中的小劇場》，原篇名為〈12｜旁觀效應：顧慮名聲，渴望獲得認同〉，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