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試圖擺脫思覺失調症患者的身份，可惜未能成功

文／納旦尼爾．拉亨梅爾，譯／楊語芸

一九八四年六月，我十四歲時，父親突然停止來信。我並不擔心父親的安危，反而在意他是否已經把我忘了，從我當時的年紀來看，這恰恰證明了我的幼稚。直到一九八五年十月，也就是他從新罕布夏州立醫院獲釋的那個月，我才再次收到他的來信。在十六個月的沉默中，我時常想起他，但身為一名青少年，更多時候還是在想自己。

我一心想熬過那段尷尬又痛苦的青春期。諷刺的是，我努力求生的一大部分，竟然圍繞在我對精神疾病日益增長的興趣上。我如痴如醉地閱讀跟思覺失調症有關的書籍，開始崇拜那些精神病患者創作的藝術作品。我對人類心智的脆弱感到驚嘆，也不禁思考，為何我們總是理所當然地認為自我意識是穩固且不可動搖的。父親出院後重新寫信時，並不知道即將年滿十六歲的兒子，正將他的自我認同建立在「有個思覺失調症爸爸」這件事上。

在書信往來中，父親再次努力扮演我生命中正常的、父輩的角色，小心不要提到他住院、診斷結果或是陰謀的事。雖然身在遠方，他盡力培養我的興趣，鼓勵我精進學業。例如，他知道我喜歡詩歌，於是花了一個星期在達特茅斯學院的圖書館收集許多詩集書目。他也購買一堆哲學書給我，包括維根斯坦、柏克萊和蒯因。跟著這些書一起寄來的信件中，他寫道：「我想用這些你需要的書來填滿你的書架，至少在我看來，這才算得上是知識分子。」

我十六歲生日時，父親寄了幾篇他當時的著作給我，這是他唯一能送我的禮物。對他而言，那比世界上任何東西都更有意義。一起寄來的信中明白指出，他拒絕讓思想控制、他的精神診斷，或是十六個月在州立醫院的記憶削弱或拖垮他的意志。他還提到，他重新燃起對社會學的興趣，同時讓顧問中心重新運作，並開始研究情境邏輯。

我對父親似乎重回正常的狀態感到困惑，這種迷茫與當初他發病時給我的感受如出一轍。我仔細閱讀他的每封信，試圖找出過去那些瘋狂念頭的痕跡，結果卻什麼都沒發現。

雖然我不認為自己是有意識地做出這個決定，但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顯然已經認定，除非他不再顯露任何病症的跡象，我才願意維持這段聯繫。然而，思覺失調症無法根治，現有的治療方式也極其有限，這樣的期待對他來說未免太過苛刻。我內心的矛盾與戒備，讓我無法穩定地回應他的來信，也沒有真正去維繫我們曾經擁有的父子關係。

我是從父親在新罕布夏州黎巴嫩的個案管理員那裡，才知道自己的猶疑對父親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一九九六年冬天，我曾拜訪約翰．英格蘭德，一位聲音輕柔、皮膚白皙、頭髮花白的男人。我們談話的地點，正是十年前他為我父親提供諮詢的辦公室。幾乎每次碰面，我爸都會表達我鮮少回信帶給他的挫折感。

他談到我時，會來回跺步，說話斷斷續續，而且眼淚盈眶。然而，他仍舊持續寫信給我，也不會要求我一定要回信。總結我對父親人生的重要性，英格蘭德告訴我：「你們的父子關係讓他對人生感到希望，感到與人有所連結。我覺得如果你們斷了音訊，就像是切斷了他最後的生命線。」

我請英格蘭德再重複一遍剛才那句話，不是因為沒聽清楚，也不是因為聽不懂，而是想把那些字句刻進心裡，免得日後坐在曼哈頓的公寓裡，一遍遍重構這場談話時，又開始為自己找藉口開脫。直到聽見那句話，我才真正明白，離婚後這些年父親有多孤單，而我又在他那份與日俱增的孤獨裡扮演了什麼角色。

查爾斯試圖找回過去的人生，甚至積極尋找教職。英格蘭德回憶，他那堅定的意志與理性的處事方式，無異於一場英勇的壯舉，讓人不禁敬佩。他無法解釋查爾斯為何如此堅毅，唯一的答案是，他的智慧遠遠超出病症帶來的限制。儘管查爾斯在每週的會面中仍流露出誇大的妄想和偏執，但他用二手打字機寫出的求職信卻總是措詞得當、內容合宜，一封接一封地寄往各大學校。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就在他有條件出院後僅僅兩個月，查爾斯在求職上就有了重大的突破。他被黎巴嫩學院僱用，從一九八六年三月起，教授名為「社會理論和實踐」的社會學導論課程。薪酬少得可憐，但這是他第一次有機會將履歷上遺留的空白填補起來，對於在學術圈得到正職工作，這一點非常關鍵。接下來幾個月，查爾斯全心投入備課。能夠重執教鞭，他顯得非常興奮。

開學前兩天，查爾斯收到黎巴嫩學院的通知，課程因為選課人數不足而取消。當天稍晚與英格蘭德碰面時，他承認自己差點就沒辦法走過來。失望加重了查爾斯的妄想，再下一次碰面時，他的焦慮、敵意和被害妄想都變得更加明顯。

英格蘭德開始收到社區對查爾斯的抱怨，查爾斯則指控圖書館員監視他。達特茅斯學院告發他擅闖校園，並禁止他進入圖書館。他的鄰居們寫了聯名信給房東，信件也轉到英格蘭德手上，內容提到好幾樁怪異的行為：他會撕開別人的信件；深夜一個人在公寓時，用穢聲穢語咆哮；甚至有人看到他從窗戶向外撒尿。

這是第一次查爾斯試圖擺脫自己作為思覺失調症患者的身分，可惜為期過短。

本文摘自《我碎裂的父親》，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