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生與他的時代：重回歷史的達邦部落

文／劉克襄

從達邦國小往西信步，不消兩三分鐘，便抵達一棟日式的檜木建築。

此屋坐落於部落稍高處，又與部落有點距離，因而甚是明顯。這一搶眼，還包括了淡綠色的外觀，以及整理得雅致合宜的庭院。

日治時期這裡是達邦駐在所警察宿舍。除了提供警官下榻，同時用來招待前來視察的官員。太平洋戰爭後，一度充當鄉長官邸。數年前重新整修，目前為達邦遊客中心。

當地導覽跟我介紹時，特別生動地描繪院子前的梨子樹，他們小時如何前來，偷摘熟成的果實。還有過去駐在所前方的馬路，每戶人家都要派員清掃，種植樟樹。他講得栩栩如生，許多生活的趣事都在這條路上發生。

此時，我卻想到高英傑前輩。駐在所的一切，想必他最為熟稔且感傷，而且始終記得那一天。

1951年9月10日，他的父親高一生（1908-1954），從這間官舍離開，走路到十字路搭乘火車。下山後，隨即被國民政府收押入獄。當時高一生擔任嘉義吳鳳鄉（今阿里山鄉）首任民選鄉長，跟家人在此居住。

湊巧的是隔天，十二歲的高英傑要離開阿里山。他跟另外二十餘名鄒族孩童，被送到臺中師範，就讀簡易先修班。族人希望孩子們獲得更好的教育機會，追及平地小孩的求學。

他在臺中寄讀時，無法清楚那日之後，母親在部落裡是怎麼熬過來的。等寒假回家，鄉長官舍已不能讓他們居住，母親帶著他們兄弟姊妹搬回老家。因為父親被莫名羈押，族人對他們避之唯恐不及。

隔年他就讀臺中一中初中部，因為是公費生，可領一些零用錢。那時火車班次很少，每逢周末，看準下行列車的時間。他會租一輛腳踏車，騎到臺中車站。期待在南下列車的月臺，看到父親的身影。

他認真地夢想著，如果父親從臺北回來，火車在臺中站泊靠時，也許會遇見他。這樣天真的夢想，當然不可能出現，但他兀自抱持著一絲絲希望。那千百萬分之一的可能。等不到人時，又揣想著，說不定父親早已回到達邦。直到初中二年級暑假，回到部落才知，父親早已被羅織罪名而槍斃。

今日回顧高一生的生前事蹟，對照其後來的不幸，著實教人憤恨難平。縱使歷史平反，還其家人尊嚴和公道，這道傷口仍舊深裂。那是其家族，乃至整個鄒族，一道永難彌補的慘痛印記。

高一生出生於特富野大社石埔有小社（今樂野）。父親 Avai 協助日人討伐布農族有功，日後擔任當地警察駐在所巡查補。有回在溪邊炸魚，不小心受傷去世。高一生被日人大塚久義收養。之後，隨大塚家人下山，住在嘉義街內教場。1915年改為日籍姓名矢多一生，意為最優等生。緊接，再返回阿里山，就讀達邦蕃童教育所（今達邦國小前身）。1922年，再轉至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

1924年，他進入臺南師範學校（今臺南大學），成為首位就讀師範學校的原民知識青年。在學期間，接觸現代音樂教育以及文學典籍，並受到社會主義自治運動與思潮的吸引。1930年，師範畢業後回鄉。在達邦蕃童教育所任教，兼任達邦分駐所巡查。

回顧其求學過程，在師範上課時，發生了一件小插曲，或許是高一生重要的轉捩點。

當時，有位俄國語言學家聶甫斯基（Н. A. Невский），在日本大阪外國語學校教書。由於對各地方言懷有極大興趣與熱忱，特別從北海道阿伊奴族開始研究。緊接，走訪琉球群島的宮古島，採集當地方言。1927年6月，再和同事淺井惠倫從神戶出發，搭郵輪前來臺灣，進行部落語言的田野調查。

7月，聶甫斯基搭乘阿里山森林火車，在十字路下車，經巴莎娜，過曾文溪後，腰繞一險山，下抵特富野，最後來到達邦。當時高一生在師範學校已三年級，趁放暑假，回山上教族人日語。經由在臺日警的介紹，成為嚮導。他帶著這位高瘦儒雅的外國人回到達邦，協助其從事一個多月的調查。從7月到8月初的田野訪問，日後精彩地撰述了一部鄒族語典。

在此一調查語言的過程裡，聶甫斯基客氣地虔稱，高一生為恩師。反之，高一生從他身上，獲得不少外面世界樣態的資訊。

對照這段時間，昆蟲學者橫山桐郎等三人從東京來臺，鹿野專程陪同這位前輩好友。5月中旬，在阿里山山區採集昆蟲和鳥類。7月中旬，鹿野再次回到阿里山，兩次登上新高山。或許這段時間，有機會和年紀相近的高一生結緣。

縱使此時尚未邂逅，鹿野日後成為理蕃課和警務課的囑託，前往達邦一帶調查部落文化。下榻警察駐在所的宿舍時，勢必與高一生有所接觸。而兩人皆有共同好友，瀨川孝吉和淺井惠倫等民族學者。

鹿野在新高山山區進行田野調查，阿里山一帶當然是經常滯留之地。不論是高校時期的昆蟲採集，或者是日後的部落風俗訪查，鐵道沿線的十字路、哆囉嘕（多林）和奮起湖都有探訪的紀錄。沼平一帶更是主要基地。而遠離鐵道的達邦和特富野，一樣有多回的造訪。

此時，阿里山森林早成為旅遊路線，鐵道是載運旅客的唯一工具。從沼平駅下山，車廂經常是滿座。當時住在達邦、特富野一帶的鄒族人，若要搭乘前往嘉義，往往得走到十字路。可等火車開抵十字路時，鄒族人幾無座位，必須跟貨物同車廂。一趟下山需要花六七小時，甚是辛苦。戰爭結束後，高一生擔任鄉長，因而不斷爭取，希望火車能保留一些坐位，讓十字路搭乘的族人有所保障。

鹿野若欲前往達邦，往往得在十字路下車。一邊採集昆蟲或者訪查部落，進而走到特富野和達邦。那時若單純步行，快則少說兩個小時。這條舊道並非現今的巴莎娜和十字路間的產業道路，可能更靠近曾文溪，下切後，直接抵達邦。

從其日後所繪的「著者踏查線圖」顯示，鹿野還從達邦前往里佳，走訪山美和新美等部落。那也是高一生返鄉任教後，經常來去鄒族各部落的社路。早年鄒族人沿山路來去嘉義，並非只循森林鐵道，嘉130、臺18線附近都是重要山路。

鹿野以阿里山為樣區，發表過的蝶類採集。在十字路便有多姿麝鳳蝶（Byasa polyeuctes termessus）、斑鳳蝶（Papilio agestor matsumurae）和白雀斑灰蝶（Phengaris daitozana）等。達邦一帶則有白帶波眼蝶（Ypthima akragas）、臺灣黛眼蝶（Lethe mataja）和蓬萊虎灰蝶（Spindasis kuyanianus）。

陪同俄國學者前來的淺井惠倫，1930年在達邦進行歌謠基礎調查，跟高一生一樣有緊密接觸。1931年鹿野在集集火車上，跟他不期而遇。那時他的「台灣の蕃曲」兩張唱片可能已發行。唱片目錄有南鄒四社，以及沙阿魯阿族的祭儀歌謠。

淺井是日本總督府支持的主流學者，因此能以最先進的設備和龐大豐沛的助理群，走遍各地部落，記錄高砂、平埔各族的歌謠和傳說的故事。從1927年開始，長達十八年，累積豐富的錄音資料，目前還存在東京外國語大學。

1928年瀨川孝吉是東京農業大學學生，專程來臺採集蘭花。一如鹿野，走進臺灣的山區後，隨即被各個部落的人文風物吸引。此後研究多了此一面向，開始著手原民族群影像的紀錄。日後，甚而留在臺灣，跟鹿野一起，在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任職，進而成為相互協力的夥伴和摰友。鹿野在民族學方面的問題，不時請教其專業。

為了記錄原住民影像，從初期扛負一點五公斤的玻璃板 Alpin 相機，直到改用新發明的膠卷 Leica 相機，瀨川都不惜自掏腰包。對這種相機的轉換，相信鹿野最能體會。瀨川在拍攝鄒族人物影像時，高一生也從旁協助甚多。

諸多學者前來阿里山調查部落風物，泰半會與高一生接觸。有這些遠方來的朋友傳遞各類知識，他的視野自是愈加開闊。高一生不只成為外來者與部落的仲介，甚而扮演引路人，促發不同文化間的理解與交流，帶領家園與整個世界接軌。

1933年6月，鹿野在紅頭嶼查時，高一生在人類學雜誌《ドルメン》（Dolmen）發表〈阿里山蕃がトフヤ族タパグ族に分れた由来〉。以自己在家郷的耳聞經驗，詳述了特富野和達邦二族分開的緣由。進而追溯及鄒族從新高山的發源，各家族的遷徙路線。還有早年，如何跟布農族、泰雅族征戰，最終定居於現址。史詩般的生動內容，大大不同於學術訪查之報告。

1930年代，在日人殖民統治下，此文從自己族群的觀點和信念出發，以主體視角表述，無疑替缺乏文字紀錄的鄒族，留下重要的集體記憶。日後，高英傑曾將父親這篇彌足珍貴的作品譯為中文。

鹿野素來關心高砂族的族群脈絡和淵源，勢必會注意到此文。1934年，他回臺擔任總督府理蕃課囑託，做過多回臺灣蕃地的實地踏查，此時也再度走訪了達邦數回。但大部分時間還是集中於紅頭嶼的研究。日後經由瀨川孝吉協助，還一起用英文，完成圖解雅美民族誌。

1934年後，鹿野有理蕃課囑託一職在身，樂野、里佳、山美一帶經常前往。1941年，連定居荖農溪上游的南鄒族群都有深入調查。從一些學者友人田野調查的報告顯示，此段時間勢必常和高一生往來。

戰後，警察宿舍成為鄉長官舍，高一生跟家人繼續在此和樂生活。怎奈時局轉換甚快。白色恐怖時期，國府為防患共諜潛入山區，阿里山成立指揮部，縣長為指揮官，高一生是阿里山鄉鄉長，理所當然成為副指揮官。這位充滿理想和自覺意識的先驅，在自己家園雖是領導者，其實已遭當局嚴密監偵。日後更萬萬沒想到，竟會被指控，加入「偽匪蓬萊族組織」，甚而被栽贓在新美農場貪污。最後遭羈押禁，兩年多後，被處以死刑。

高英傑後來成為家父學弟。那時家父的至親好友和同學，因白色恐怖事件，被逮捕不少人。有回我代表父親，參加師範同學聚會，遇見高英傑前輩，特別請教其父親和日治時期學者往來的情形。

後來他回信告知，當年瀨川在聽聞高一生的悲劇時，有氣無力地喃唸著，「矢多先生，矢多……嗎？」

這樣無奈地感嘆，更早幾年，鹿野在婆羅洲失蹤時，瀨川也有著相似的悲劇時代之感傷。

※ 本文摘自 《流火：鹿野忠雄的臺灣養成》，原篇名為〈輯７　1930-1931 新高山彙〉，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