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的包袱，讓作出一個「對」的決定變得無比艱難——筆訪〈白骨無聲〉作者羅永昌

文／羅永昌

一、為什麼會選擇記者／媒體題材？你對媒體生態的變化有什麼觀察或心得？

在去年七月，我觀看了一個電視台的新聞資訊節目，內容是探討香港歷史上的幾宗重大案件。節目中的主持以坊間流傳的不同版本來剖析案情，但最後大多未能得出確切的「真相」。帶點自大的我本來希望效法這個節目的形式，用自己的方法創作出一位聰明的記者，將真相報導出來。在寫作過程中，我漸漸明白到記者的權力終有限。如果繼續這樣寫下去，這個角色的能力將會遠遠超出一位記者的合理範疇。寫了第一段後，我發現自己最想描寫的，其實不是一位自大的「記者神探」，而是一位會為了「報導與否」而日夜苦惱、輾轉反側的普通記者。主角應該是一個雖有才能、卻也常感到自身無能為力的普通人。

這份對「記者」能力的體悟，也和我對當下媒體生態的觀察有關。近幾十年是網絡年代，而未來幾年是AI年代，如今每個人也可成為「記者」，在網絡上報導各自的「真相」。我希望透過自己的作品告訴大家報導「真相」是有代價的，期望大家在網絡上留言前可多想想別人的感受。

二、如果是你面對故事裡主角對新聞處理的選擇，會有什麼決定？為什麼？你認為在面對不同領域的事件時（例如政治和演藝圈），記者對內容寫法和標題處理應該有所不同嗎？

這是一個好問題。在創作時，我經常反問自己：如果我是當時那個角色，我會做出什麼決定？最有趣的是，我筆下角色所做出的決定，大多都是我自己不會做的。

回到這個問題本身：如果我是火哥，我會否作出一樣的決定嗎？聽起來好像在逃避，但我不想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在故事中，我刻意沒有交代主角火哥的家庭背景。他有沒有老婆或孩子？他有沒有一間還要供三十多年的房子？他有沒有年邁且多病的父母要照顧？在故事的虛擬世界裡，我們很容易作出一個「對」的決定，因為我們很難看出其中的代價；在現實生活中，我們身上的種種包袱，往往讓作出一個「對」的決定變得無比艱難。

我想藉此帶出一件事，記者的報導固然要對公眾有所交代，但除了政府媒體外，多數媒體也具備商業性質，他們的生存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商業廣告和觀看人數。大眾的喜好，不可否定地影響著記者的報導手法。我相信一個「成功」的記者是能夠在兩者之間保持平衡，故事中的「球爺」就是基於這個概念而創作的角色，可惜因作品的字數有限，讀者不能在作品中體現出來。但另一方面，我內心依然期望著「好」記者的存在，而主角火哥就是我心目中那位理想的「好」記者，因此，為了減少他在生活中的痛苦，我才沒有給他太多現實的包袱。

三、創作時有沒有做過什麼實地考察或翻找資料的工作？過程中有沒有什麼特殊經驗？

因創作時間有限，我沒有對記者的工作進行實地考察。在寫作時，只能憑著一些我和記者接觸的經驗，結合網上的資料來塑造人物。我相信香港記者一定有許多行內術語和行規，但因能力和時間所限未能作深入研究，無法將這些真實的行業細節融入故事之中，這是我在這次創作中感到最可惜的地方。

說一件創作時有趣的事。以我對記者的「猜想」，我相信故事中的那篇報導不應是由三個人來處理，現實中一個或兩個記者已綽綽有餘，但我希望在有限的篇幅中有更多不同的記者立場和聲音，所以最後寫出了一個三人團隊。

四、故事裡沒有把真相公諸於世而是另外處理──對於媒體常用「民眾有知的權力」說法來正當化採訪，你認為是合理的嗎？為什麼？

「民眾有知的權力」不能是無限的。民眾不可能以知情權要求知道每個人的個人隱私。有些人會加上「基於大眾利益」作為前提，但這也是一個很難界定的標準。什麼才算是「大眾利益」？故事裡的主角最後沒有把真相公諸於世，是因為他個人認為這個真相並不涉及「大眾利益」，同時他也帶著對利用新聞來謀私的上司的反感，才作出了這個決定。但他這樣是否完全合理，我也不肯定，只能說：「如果是勇者欣梅爾的話，他一定也會這麼做的」（笑）。

比起爭論權利的合理性，我更想指出的是，報導的手法加上對資料的選取在無形中牽引著民眾的認知與對事情的取態。這種隱形的導向力量，才是我們最值得關注的地方。

五、華文推理中有喜歡的作者或作品嗎？喜歡的原因是什麼呢？

談到華文推理，我的名單十分長。我可以先從我的啟蒙時期說起。藍霄老師對我影響深遠，他當年的網站「blue的推理文學醫學院」，更是我探索華文推理世界的啟蒙基地。除了他的長篇《錯置體》外，強烈推介他的日常推理短篇〈考試卷〉。

在當代華文推理創作者中，陳浩基老師一定是我的首選，風格多變，富有香港特色，他的所有作品我都非常喜歡。另外，我比較喜歡文善的《逆向誘拐》與《不白之冤》、寵物先生的《虛擬街頭漂流記》，以及薛西斯的《H.A.》，因為它們在情節與寫作手法上都十分創新。新一代的推理小說作家的話，我個人比較期待理想很遠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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