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的最後一擲：專訪《不可能的盟友》作者沙青青

文／李蔚

民主化的台灣和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各自的主流輪述不管就政治、歷史、思想⋯⋯各個領域的觀點和評價都南轅北轍，但只在一件事情上幾乎完全一樣──就是對蔣中正的評價。雙方都形容，蔣中正其人固執、威權、不知變通。對內鎮壓一開口就「娘希批」，動不動就批註「應即槍決可也」；對外交涉欠缺手段，不諳權謀，雖然名列二戰後「五強」，但似乎和「國際政治家」這個身份沾不上邊。1949年退守台灣後更是如此，一生就被海峽兩岸的反對者以「魯蛇」蓋棺論定。

但近年的一些歷史專著，似乎對前述的刻板印象給出了一點修正。特別是《不可能的盟友：冷戰時期台北與莫斯科的秘密交往》這本書，還了一點「國際政治家」的身段給蔣中正──還有他的兒子蔣經國。更有意思的是，這場來自「不可能」國度的密使提議的結盟，給蔣中正帶來了人生最後一次重回中國執政的希望。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這部新作，揭露了這一段幽微，但其實並沒有完全被隱藏的歷史。但進入全書主題前，必須先介紹作者沙青青。他曾任上海圖書館（上海科學技術情報所）歷史文獻中心副主任，《甲午：搖擺的戰爭》、《暴走軍國：近代日本的戰爭記憶》是他的兩本近代史專著。

但筆者個人認為沙青青更重要，也更有意思的專業身份，是華文文化、傳播圈裡普及情報事務及情報歷史最重要的評述家之一。除了專著《敵友難辨：冷戰諜海逸史》外，他是知名中文播客《忽左忽右》的常駐嘉賓，沙青青和主持人程衍樑以及另一位嘉賓鄭詩亮等人企畫主講的「諜海軼聞」系列以及個別單集節目，取材遍及美國、蘇聯、日本。兩人還聚焦中華民國在大陸時期的兩大情報系統，錄成了「民國藍色恐怖小史」和「中統局往事」，哪怕是台灣人來聽，都會覺得乾貨滿滿，大受啟發。

情報歷史具備獵奇故事的所有條件：它天然帶著戲劇的吸引力，也總是被描述為歷史的關鍵。更重要的，同一件事可以流傳兩、三種不同的版本，但當研究者帶著耆老的訪問筆記走進檔案館時，迎面而來的常是「本件永久保密」的封印，或者大片塗黑的公文。

在這樣的條件下，一部不走獵奇風格，而是以實實在在的檔案考據，搭配真實歷史脈絡寫成的情報歷史專著就格外可貴。特別對台灣讀者而言，《不可能的盟友》不只還原、豐富了蔣氏父子的人設，更是為1949年之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歷史，打上一塊重要的補丁。

歷史事件的始末？

《不可能的盟友》揭露了這段歷史：1968年，一位蘇聯籍記者維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來到台北。記者是他的職業，但一般相信他的「工作」不只是當記者，更是當時蘇聯政府的傳話人。他帶著任務來到台北，替蘇聯政府傳話，試探與在台灣的蔣中正政權結成戰略同盟，對抗毛澤東的可能性。

蔣經國指派心腹魏景蒙接待路易斯，從此開始數年的相互試探。除了台北，兩人接頭的地點還包括維也納、羅馬，部分場景無異於諜報電影。

Q：
您的書的標題「不可能」，可以有兩種意思：首先，一般讀者看到這段歷史，他可能會驚呼：哇，這不可能吧。或者意思是，你認為這個結盟是不可能成局、不會有未來的。

A.
我覺得兩層含義其實都包括在裡面。第一，在1960、70年代，冷戰最最高峰這樣一個時間點，突然要說處在冷戰兩端的台灣和蘇俄，他們之間曾經為結盟有過一段秘密的接觸，這個可能在很多一般人想來，是個非常天方夜譚或者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覺得這方面的就呼應了第一個「不可能」。這個是一個非常超出一般人常識的秘密外交斡旋。

另外一種「不可能」其實也是跟著這個走向去走的，就是這樣一個結盟的過程實際上面並沒有實現，而且事後來看這個成功率其實也非常非常低。

但是為什麼一個成功率非常低，或者說完全讓人看不到特別大希望的一件事情，會在1960年代末70年代初時被如此認真的執行？至少在台灣方面，蔣介石本人他是非常認真對待、處理這個事情的。當然我們後面會說到，蔣經國可能有所不同。

所以最初在訂題目時候就會想到，「不可能的盟友」這樣書名本身就充滿了一種反差感，甚至有點反諷的味道在裡面。

Q：
能不能談一談，你為什麼注意到這個事件？

A.
2013年時，我去加州伯克利（柏克萊）開一個會，我提前去斯坦佛（史丹佛）研究所，那裡存放著蔣介石的日記，當時還沒有公開。大陸學者一般關心的是1949年以前的內容，1949年之後看得比較少。但是我當時挑了1949年以後的內容看，然後我翻著他1960年代的日記時發現，他在日記當中很多次提到了蘇俄秘密想跟台灣建立關係的這樣一個事件，而且佔的篇幅、費的筆墨也非常大。那時引發了我的好奇心，我覺得為什麼晚年的蔣介石會突然在日記裡面不惜筆墨的大量記述這個事情？我認為這代表著這件事可能對他非常非常重要。至少在那幾年非常重要。

在那之後，我就開始陸陸續續地去搜集一些相關的資料，看看能不能做點相關研究。這是我研究這個主題的緣起。

「反共抗俄」的牌局換了對家

「反共抗俄」是冷戰年代統治台灣的國民黨對內宣傳最底層的概念，雖然對於在台灣出生、成長的人 — 不管本省或外省家庭，幾乎沒有人對於俄共或者蘇聯究竟犯下哪些「惡行」有多少了解，遑論切身的感受。絕大部分人就是籠統接受著「中共、俄共同屬共產黨，俄共協助中共竊取大陸，因此同樣是敵人」這樣的宣傳。

到了1970年代，一方面整個台灣仍然籠罩在「反共抗俄」的教條底下，再疊加了「美國可能要背叛台灣」的風聲，整個台灣對於國家前途的危機感逐漸升高。但對於同一時間發生的中蘇交惡，甚至達到戰爭邊緣，其事發原因、脈絡，以及是否為台灣帶來了國際戰略的操作空間，當時除了極上層的政治菁英，在台灣社會絕少有空間討論。

這也是台灣人讀《不可能的盟友》這一頁歷史故事時能收穫的趣味：真實的歷史，其實和你我的經驗很不一樣。

Q：
第一次看這個《蔣介石日記》的時候，發現對蘇聯交涉這一段時，你心裡有某種震撼感嗎？就是突然出現了一個我想像不到的世界，或者是跟我們認識的蔣中正完全不一樣。那個心情是什麼？

A.
確實是有點驚訝。一開始讀到這個事情的時候，就覺得為什麼在1967、68年開始蔣會在日記裡面提到這個事情。因為蔣介石在台灣，「反共抗俄」肯定是他對外政策主導的口號。

再者，在1968年路易斯訪問台灣之前，沒有一個蘇聯人正式造訪過台灣的。1950年曾有一艘蘇聯輪船被台灣海軍扣押，有些船員被扣台灣。但除此之外，沒有一個拿著蘇聯護照的人正式訪問了台灣，路易斯是第一個。所以在這個時間點有這麼一件事，我覺得非常奇怪，也感到意外，這是一層。

但是事後來看的話，這個事情可以說「是意外也不是意外」。因為你回顧蔣介石的一生，他跟蘇俄的關係一直是非常的複雜和糾纏。一方面他非常討厭，甚至痛恨蘇聯人，但是事後你會發現在他的一生過程當中，其實也經常跟蘇聯人達成各式各樣的妥協和這種……合作，確實可以說是「合作」。

儘管蔣介石他會一而再，再而三的說，莫斯科是背信棄義，經常背叛他的。例如抗戰的早期，或者1945、46年，當時中（華民國）蘇也簽訂了外交上的一些條約。我覺得蔣介石一直是會跟蘇聯人接觸和妥協的。到了1960年代末，這樣一個冷戰年代特殊的時間點，蔣介石又和蘇聯接觸。

我用一個玩笑話來形容：就是你打橋牌時，突然發現大家開始互相換對家了。意思是在1968年的時候，其實美國對北京的態度已經發生改變了。雖然尼克松（尼克森）還沒有正式上台，但是華府整個對華政策，包括對台灣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台灣面對這樣的新局面，讓蔣介石面對蘇聯人拋來的這種橄欖枝，他會有所回應，我覺得這在情理之中。我還注意到從1963、64年開始，蔣介石的日記當中也有很多篇幅提到北京跟莫斯科之間的分裂。

換句話說，蔣一直關注中蘇關係的走向。然後到了1967、68年的時候，他也意識到中蘇似乎到了決裂甚至戰爭的地步。在這個情況下，對於他，對於國民黨政權，甚至對於台灣，是不是在外交或者是國際戰略上有些操作、運用的空間？我覺得這個心思在他心中浮現出來，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吧。

Q：
但當時的台灣，政府部門在教育，意識型態的定調就是「反共抗俄」。如果與蘇聯結盟這個事情真的做起來了，日後怎麼向國人解釋，我為什麼要跟「萬惡的蘇聯」又交往起來？

A.
我覺得還是呼應到前一個問題，對蔣介石來說，這件事有其可能。他甚至還在日記裡面寫過，要考慮在國軍中培育俄語人才，準備好萬一日後要和蘇聯人合作。但只不過事件的發展，最終成了一座海市蜃樓。

但我要強調那是蔣介石的想法。但對蔣經國來說，可能反而覺得這件事落地的可能性是偏低的。在蔣經國的日記中，很少有和父親相同的觀點。更多是在站在一個，為了要執行父親的命令（姑且先做）。但他評估這件事情可資利用的部分，和他父親又不一樣，這是蔣經國看待這件事的角度。

爸爸很興奮，兒子很謹慎

近代史名家林孝庭教授在《蔣經國的台灣時代》裡，也寫到蘇聯向蔣中正總統發動結盟試探的這一段歷史。但林孝庭在書中寫道，蔣中正因為年老思鄉，來日無多，很希望抓住和蘇聯合作的這個機會；但曾經在俄國留學、生活的蔣經國，對於俄國的戒心遠遠高於他的父親。

林孝庭這樣寫：

「當年邁力衰的蔣介石迫切早日實現光復大陸的目標時，他不放棄任何可以圓夢的機會，甚至願意考慮接受意識型態宿敵蘇聯的援助，從而有將台、蘇的接觸視為『戰略』目標的的傾向；而蔣經國與其父不同的是，他始終只把蘇聯牌當作一種『戰術』來運用。」

Q：
你在研究中，有感覺到蔣氏父子態度上的差距嗎？

A.
林教授的見解，我是同意的。我書裡面雖然沒有詳細展開這部分，但在表述時也透露了相關的感覺。我覺得蔣介石到了60年代末這個時間點，對他來說最痛苦的就是（1958年）砲擊金門（八二三砲戰）之後，美國人對待兩岸的態度就已經非常明確：我美國支持保衛台灣，但是堅決不支持蔣介石政權反攻大陸。這一點老蔣其實是心知肚明，也讓他非常的鬱結，的確，就可以稱之為「鬱結」。

這個鬱結的情緒在整個60年代愈積愈多，就像林老師提到的那樣。愈到晚年，蔣介石愈覺得反攻的希望愈變得虛無縹緲。對他來說，最後一個機會就是和蘇聯人的合作，至少他自己是這麼認為。

再者，蔣介石有一個很強烈的預期，期待在1968、69年這個時間點，中蘇真的會爆發戰爭或者大規模的軍事衝突，這就給他反攻大陸提供了客觀的條件。

在與蘇聯人秘密溝通的過程當中，你會發現蔣介石所關心的都是非常實（際）操（作）性的問題，例如蘇聯能不能給他武器裝備？能不能提供軍事訓練？我也引用到，甚至提到能不能讓台灣的空軍使用蘇聯在西伯利亞的空軍基地？他那種迫切的心情，是可以透過這些表相洞察到。對老蔣來說，他真的很認真看待結盟成局的可能性。又或是說他一廂情願地希望如此。

甚至1969年，他在陽明山出了車禍，躺在病房裡，他還要把魏景蒙叫到病房，耳提面命。我覺得這真的是蔣介石人到暮年最後的指望。但我覺得，他當時身體或者生命的狀況有可能會放大他的臆想。我們接觸過一些老人就會知道，他們很容易偏執，沈浸在自己的臆想裡。

但蔣經國確實不太認同。他是把蘇聯人上門這件事，看做為台灣爭取外交或國際空間的籌碼。至於能不能達成合作，蔣經國始終抱著一種謹慎的態度，他並不認為蘇聯人真的能做到對他父親說的那些事。

我之後也看了蔣經國的日記，就在1963、64年的時候，他也提到了現在要注意中、蘇之間的分裂，這個分裂可以為我所用。但他也會說，更多還是要依靠台灣自身的作為，不能把所有的指望全部寄託在蘇聯人身上。

到了1968、69年台蘇雙方秘密接觸正式開始展開時，我覺得蔣經國的態度更多是把這個事情作為對美外交的一種平衡。希望能夠通過這個事情來威攝華府，表達你們美國（發展對北京的關係）不要太過份了，你們太過份的話我們也有「第二選擇」。

我個人覺得，至少對於蔣經國來說，到了1960年代時，他已經不怎麼真把「反攻大陸」當作一個事情去考慮。他已經很清楚地意識到，國民黨政權是不可能再用軍事手段再重新返回大陸執政。

對於與莫斯科的交往，蔣氏父子之間確實有差異。即便在各自的日記裡，對這個事情的描述都有一些微妙的差異。蔣介石較多關心一些很實操性的問題；但蔣經國在日記中很多對魏景蒙很多是一種「技術性」的指示，例如你怎麼樣通過和這位密使的交往，去了解蘇聯方面的想法，然後為台灣政府的決策提供更多的參考。

魏景蒙的角色

今時今日的華文世界，魏景蒙的外孫女張艾嘉遠比她外公更有名氣。張艾嘉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寫過這一幕：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窗口，時間剛過半夜，大廈入口的木閘柵已下。有車子回來按個喇叭，管理員就從休息室出來開閘。過沒多久，我見到外公的車子駛入，慢慢停在入口。沒有喇叭聲，只見他小小身影下車，自己開啟木閘，把車開了進來再放下木閘。」

張艾嘉寫這一段，本是為了呈現魏景蒙為官做人的平實和體貼。但加上「對蘇聯特使」的濾鏡，卻另是一種體會。一位領受最機密任務的密使，走南闖北都只有孤身一人，自己下車開一道木閘只是小事，要命的諸如安全會唔的布署，甩脫跟監的路線，都要自己臨機應變，不會有任何來自政府建制的協助。甚或這個任務本身，不得已時層峰都要否認。

魏景蒙是誰？蔣經國為什麼指定他擔負密使重任？

Q：
台灣在對蘇聯外交這部分，有沒有重要的智囊、專家參贊機要？或是蔣經國一個人乾綱獨斷？魏景蒙的角色是什麼呢？看起來像是一個跑腿辦事的人？

A.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應該是蔣經國耳提面命、乾綱獨斷的。因為，第一，對於當時的台灣來說，之前早就不再有對蘇的「外交」工作，談到對蘇，只有「情報」工作。

而且這個事情本身又至關機密，與其說是外交，可能更像是一種情治或情報工作。整個1960年代，蔣經國又是（情報工作）第一話事人，又是國防部長，所以說他直接去主導這個事情就顯得非常的順理成章。對蘇的秘密外交到了1968年以後，他讓魏景蒙來直接接頭，有兩個原因：

第一，魏景蒙是他的嫡系幹將，雙方的交情非常深。小蔣當年在贛南搞新政時，魏就是他的吹鼓手，替他做宣傳。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蔣經國經常在日記裡數落或者是批評魏景蒙某件事情做得不好。我覺得正因為兩人關係足夠親近，是真正的自己人，所以才會在日記裡去無所顧忌地吐槽。這就類似蔣介石也經常訓責戴笠。這兩個人關係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緊密的，交代魏去做這樣機密的任務，小蔣也放心。

而且，魏景蒙在處理對蘇關係之前，也扮演過一些類似的角色，包括台灣跟以色列的一些秘密關係，包括台灣跟法國的一些相關秘密交往，魏景蒙都扮演過類似密使的角色，直接聽命於蔣經國。

還有一個原因，魏景蒙是新聞局長（本職工作就是接待記者），由他來接觸路易斯，對外能交代，可以降低敏感性。所以你會發現從1968年以後，蔣經國開始讓魏景蒙來處理這個事情之後，台灣的外交部門相關的報告都是直接寫給魏景蒙的。（台灣的）國史館很多涉及這個事件的檔案，例如東京總領事、其它使領館，報告都要抄送魏景蒙的。因此，雖然有些聯繫也透過外交途徑，但報告都要求要抄送魏景蒙。從這一點來看，魏的主導性，或者蔣經國的主導性，就能夠體現出來。

而建制的外交部門，在對蘇關係上，比較是一個次要的角色。好比我一開始提的一個例子，就是中華民國被踼出聯合國的時候，當時（駐聯合國大使）周書楷非常氣憤地對記者表示說，這個美國如此待我們，我們也要跟蘇聯人發展關係啊什麼的，當時他的“小跟班”錢復就一頭霧水，認為周部長講這個話會不會太過了。周書楷卻反過來對他說，你不懂的。

周書楷身為外交部長，對當時蘇聯的秘密接觸肯定是是聽聞風聲的，但其中詳情卻未必清楚。但這也證明當時外交部裡，那怕是錢復這樣一個比較重要的中層官員，對這個事情也是完全不知道的。這也是一個側面的佐證，能夠看出來整個對蘇的秘密交往，外交建制是不怎麼知情，完全是蔣經國是一手把持的。

莫斯科的盤算

試探與台灣結盟，蘇聯的盤算是什麼呢？沙青青在書裡鉤勒了一個「大包圍」的戰略意圖。當蘇聯與中國交惡後，蘇聯其實沿著中國四周，從中亞、南亞的巴基斯坦，東南亞的越南，再到第一島鏈的台灣，布署了一個大包圍圈，而台灣是這套戰略規劃裡非常重要的環節。

Q：
如同您描述的，台灣是蘇聯這個大包圍當中的這個一個環節。但與台灣的結盟之後沒有成局，蘇聯營造這個大包圍的戰略目標後來實現了嗎？

A.
我覺得當時的莫斯科對待北京的態度，換到當下的語境，就是人稱的「極限施壓」狀態。就1969年之後，先是發生了珍寶島事件，當時路易斯跟魏景蒙馬上於5月份在維也納見面，台灣方面提到了一些軍事和情報合作的可能性。

1969年8月份，中蘇在新疆又發生了軍事衝突。我覺得至少在北京看來，蘇聯隨時隨地都有可能對大陸採取軍事行動。中方的戰爭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爆發。

在這個情況之下，莫斯科「極限施壓」的政策就視台灣為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路易斯在68年10月份剛剛造訪完台灣之後，會迫不及待對外界公布：我剛剛去過台灣。這一下讓西方媒體大譁，甚至北京都很緊張。

1969年和魏景蒙見面之後，路易斯又在英國媒體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蘇聯會不會對中國採取軍事打擊呢？或者對中國的核設施採取軍事打擊呢？因為大家都知道路易斯有這麼一個特殊的「傳話人」的身份。他發表這一篇公開的文章，讓大家覺得莫斯科是不是透過路易斯在對外發出戰爭警告。

在這個情況之下，路易斯又積極去和魏景蒙聯絡，就是把它做為全面施壓的重要一環。

我書中也提到，在此同時，當時蘇聯的外交官也直接在華府探問國務院的官員：我們現在如果對中國在羅布泊的核基地實施打擊，你們美國人做何反應？

先是中蘇邊境的武裝衝突；再來是路易斯這樣的角色在西方媒體公開發聲，叫囂要對中國開戰；再來是試探台北、華府的反應。從這裡看得出來，蘇聯人是希望構成一個全方位的對北京極限的施壓。台灣的角色之重要，在這裡可以看出來。

再者，我覺得蘇聯人在這個1969年這個時間點提議打擊中國的核設施，會令人想起一些「往事」。因為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之前，其實美國人跟老蔣是考慮過採取一些預防性的打擊的。因為當時肯尼迪（甘迺迪）政府考慮過是不是要阻止中國發展核武，考慮派空軍去轟炸羅布泊的基地。當時我在檔案中看到過一個方案，是讓台灣空軍開著美國飛機去轟炸羅布泊。其實此前台灣的黑蝙蝠中隊，本來也就開著U2在羅布泊上空偵查，現在只是換成轟炸機攻擊。

但這項行動在最後一刻被叫停了。但這個叫停，事後看充滿偶然因素。一方面蘇聯人在1964年不置可否，另方面肯尼迪（甘迺迪）遇刺身亡了。所以站在蘇聯人的角度，會想：你們美國在1964年不是也想炸（羅布泊）嗎？過了五年，現在我們現在想動手了，你們怎麼看？

我也揣測，是不是莫斯科也考慮過同樣的方案，也就是和台灣形成某種軍事合作，讓台灣執行攻擊。所以在這個大包圍之中，台灣是莫斯科非常有用的「棋子」，能對北京形成實質的壓力。因為在台灣的蔣介石始終是北京的隱患，莫斯科則把這項「隱患」實質上調動起來了。

試想，如果中國北方發生了與蘇聯的軍事衝突；在南方，蔣介石又發動了「反攻大陸」，對北京來說，就是一種最壞的狀況了。這可能就是莫斯科希望讓北京感覺的「大包圍」的壓力。

機會窗口慢慢關上

實際考察當年的中蘇交惡，表面上是兩個國家的爭執，但其實相當一部分是「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與蘇聯的對抗。而在蔣中正所擘劃「王師北定」後的政治方案裡，也是將毛澤東和其它中共領導人分開看待的 — 對毛澤東必欲除之，但其它中共領導人在脫離中共的情況下，仍可以保有一定的政治地位。

蘇聯方面也是如此，對中關係也分鷹派和鴿派，支撐鷹派的，也是因為毛澤東的強硬。因此，隨著毛澤東的健康惡化，乃至生命結束，蘇聯鷹派的支點也就大半崩潰。鷹派路線崩潰，與台灣的結盟自然就不再這麼迫切。再加上蔣經國的謹慎持重，這一段秘密外交就逐漸冷卻。

Q：
客觀地看，蘇聯對中國的鷹派和鴿派日後此消彼漲的因素是什麼？

A.
前頭說的，蘇聯鷹派計畫結盟台灣對中國採取強硬的軍事手段。但在莫斯科內部，對於要不要真的邁出這一步，也有不同的看法。他們內部也有鷹派和鴿派之間的權力鬥爭。在此之下，路易斯也表態過，向魏景蒙說，希望你給我更多的「彈藥」— 也就是中共強硬派的情報，讓我能夠提供給克里姆林宮的鷹派，讓他們在鬥爭當中獲得優勢，這是一個很明確的表示。總的來看這確實是一個大包圍，但包圍的內部，還是有一些變量。

我覺得蘇聯人對這個事情的態度是，對於鷹派來說，他們可能期待一場對中國的有限度的軍事衝突，來提升自己的權力地位。至於蘇聯的鴿派，更多的是想避免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大規模軍事衝突，而且這個衝突的走向和範圍有可能會失控的，對於勃列日涅夫（蘇共總書記，台譯布里滋涅夫）來講，他必須要平衡各方利益。

我書裡面為什麼也會提到當時華府對這個事情的態度，因為你會發現當蘇聯開始跟台灣「勾勾搭搭」的時候，北京方面很快就加速了跟華盛頓方面的接觸，包括雙方馬上的重啟在波蘭華沙的談判。我覺得將來的一些研究者，可以看看這兩件事情之間互為因果的關系，我覺得這蠻有意思。

Q：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史料上的問題，對這段歷史，我們現在能看到台灣方面最高層決策者的思考。但蘇聯方面，一直只有路易斯這樣「傳話人」留下的史料，而沒有機會看到蘇聯更上位的對於這件事情的指導或者思考。這些檔案有機會出土嗎？

A.
前蘇聯解體之後，一度開放了許多政府檔案。但是從普京上台，約莫2005年以後，他的檔案政策又開始收緊了。現在涉及1960或者70年代的很多相關的檔案，獲取的渠道和可能性不是那麼的多。

蘇聯方面的史料多半是圍繞路易斯，例如他的傳記、紀錄片等。但這些還是來自於路易斯本人的記憶回憶，或者其它人，例如他在KGB內部的一些他的上司聯絡人的一些回憶。

但相關的政府檔案的提露其實相對來說目前比較少。也就是我們現在很難看到克林姆林宮內部比較高層的對這個事情的一些很具體的一些資料，我覺得這是一個遺憾，也希望將來有這個可能性能夠做一個彌補。

另外一點的話我是覺得，我有種感覺，就是甚至有可能在克林姆林宮最高決策層內部對這個事件本身，我覺得未必會留下很多材料。因為就跟我書裡面提到的一樣，就是以路易斯的背後，當時可能是KGB的一些操作，這未必會在最高層的決策當中能夠留下紀錄。

Q：
大陸的近代史書寫中間有會特別提到或強調嗎？

A.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沈志華老師是大陸冷戰史領域、首屈一指的專家。當時成立過一個「冷戰史研究中心」，然後他們是有他們自己的一個刊物，每年不定期的會出一到兩本。我印象中他們出過《魏景蒙日記》（代號就是《王平檔案》）的摘選。這是作為一個史料發布在這個刊物上面。

但是從此之外，就是系統性的，針對這個事件的研究在大陸其實並不是很多。但這個事件在大陸並不是沒人知道的，我書裡面提到過，因為到了1969年，路易斯訪問台灣這個事情曾經也被登上過《人民日報》，《人民日報》當時是把這個事情當作一個「蘇修反共反華」的一個證據來報導，就是你看「蘇修」派了一個記者特使，「竄訪了蔣匪幫」。當時是這麼寫的。所以，這段歷史本身是有專業的研究機構披露過，但是真正的研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