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之後，中國文學才真正具備藝術價值

文／唐翼明

在建安詩人所創造的偉大的文學業績中，我們看到有一種極為可貴的創造革新精神在其中閃爍，也許這種精神比他們的作品本身更值得我們注意和學習。前人喜談「建安風力」，「漢魏風骨」，那主要是就內容方面來說的，我以為更全面更本質地來看，不如說「建安氣派」或「建安精神」更為醒豁而確切，「建安氣派」是一種什麼樣的氣派呢？「建安精神」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呢？這氣派便是解放的氣派、革新的氣派、創造的氣派，這精神便是解放的精神，革新的精神，創造的精神。

如果借用傳統的說法，則也可以叫做「通脫」的氣派，「通脫」的精神，作為這種氣派、精神的本質或本原的是在否定了外在權威之後對人生價值（首先是自我價值）的充分認識，同時又把自我的存在同歷史的責任緊緊融為一體（並不一定自覺）的那種境界（當然是在那個時代和那個階級所能達到的範圍內，人即是門閥士族的人，責任即是門閥士族的歷史使命）。

這種精神在理論上的結晶則是曹丕的《典論·論文》，這篇文章最值得注意的是如下這一段話：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這正是從人的價值認識到作為人的精神產品的文的價值，反過來又以強調文的價值來肯定人的價值，以文的不朽來追求人的不朽，真是大不同於兩漢時代了。那時辭人們作賦的目的不過是取悅人主（說得好聽一點是「諷諭」），文學（如果說還有文學的話）不過是宮廷貴族的玩物，文學家們的地位比「俳優」好不了多少，《漢書·王褒傳》說：

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以此娛悅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諷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

這不說得非常清楚嗎？所以司馬相如因狗監的推薦而進入宮廷，揚雄奚落自己的作品不過是「童子雕蟲篆刻」，東方朔瘋瘋癲癲，便都不奇怪了。

文的解放是人解放的結果，文的獨立是人獨立的結果，從建安時代開始，文學才真正擺脫宮廷玩物、經學附庸（亦即政教與道德的附庸）的地位而成為一個獨立的藝術門類。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也可以說中國自建安以後才有真正的文學。

文的價值被認識了，文學獨立了，這樣，文學的規律才有可能被研究、被認識；而且，什麼都不缺少，僅僅長生乏術的門閥貴族們，認識到通過文章，而且只有通過文章（亦即文學）才能達到「不朽」，那麼怎樣才能做好文章，什麼文章才算好文章，這些便成為他們非常關心的問題。

同時，門閥士族累世富貴，又累世經學，既有餘閑來從事文學的研究，又有能力來從事文學的創作，建安以後文學理論研究的勃興，特別是重視藝術技巧的講求，其原因蓋在於此，魯迅說：「曹丕的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所說的就是這一層意思吧。

本文摘自《古典今論》，原篇名為〈從建安到太康——論魏晉文學的演變〉，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