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各地的製造業州出現大批月光族

文／薩萊哈．莫辛；譯／廖桓偉

只要在俄亥俄州的夢蓮市（Moraine）待上一天，你就能親眼看見美國心臟地帶因為政府政策對強勢美元的支持而受害多深。你周圍的一切，都是強勢美元口號的後遺症「全球化」造成的傷害。五十多年來，玻璃製造業是這個俄亥俄西南部小鎮地方經濟的關鍵職缺來源，它提供了約一萬三千個就業機會。夢蓮市歌頌著二戰之後的繁榮，開始替富及第（Frigidaire）生產家電，讓全國家家戶戶都有微波爐和冰箱。在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它的工廠加入了汽車產業，替典型的美國車生產底盤，包括奧斯摩比（Oldsmobile，已於二○○四年裁撤）、ＧＭＣ（General Motors Truck Company）、雪佛蘭（Chevrolet）、別克（Buick）等。

然而隨著老布希和柯林頓簽署貿易協議、中國躋身世界貿易組織，夢蓮市達到了顛峰，然後就衰敗了──這些全都在同個世代內發生。美國各地的製造業州（像是威斯康辛、賓州、西維吉尼亞）都遭逢同樣命運，大批美國人成了月光族，無法找到薪資足以負擔最基本生活需求的工作。這些問題當中，有些可以追溯到全球金融危機。夢蓮市的工廠（最終僱用了兩萬四千名工人）撐不下去，在二○○八年聖誕節前兩天歇業了。

夢蓮市有許多問題都可以追溯到強勢美元。美國的經濟政策制定者，無法有效的度過、或甚至無法完全認清，開放貿易壁壘所產生的黑暗面：外國競爭者。國內有美國過度愛好風險所產生的金融危機（甚至波及其他國家），而且政府還善意忽視了全球化留給美國人的經濟痛楚。

中國的經濟轉型

但另一個威脅出現在遠東地區。自從一九七○年代晚期，中國已經慢慢從「計畫經濟」轉型，它的經濟決策是由威權政府決定，由供需來決定的自由市場制度是它的看齊對象。對於一個成長如此迅速的國家來說，這可是一件大工程，而且它還要受到政府的微觀管理（micromanaged）¹。即使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他的步調實在很慢，回顧一九八九年在北京發生的事情，就能解釋中國維持穩定的決心。

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前的那幾年，數百萬公民被政府要求放棄農業生活。這樣做意味著他們必須離開熟悉的環境，體驗都市生活的不確定性。這個轉變提高了家庭收入，並改善了平凡百姓的生計。但它造成了通貨膨脹，那些加入新經濟體系勞動力的人缺乏準備，使社會變得不穩定。

中國政府高層的腐敗更是加深了民怨。一九八九年六月，數千人開始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擁有數百年歷史的皇城前門，如今位於北京的中心）抗議和絕食。這個為期將近六週的事件（通常被稱為大屠殺，因為這次抗議有上百人喪生），最後在政府執行戒嚴之下才結束。從那時起，中國的政治領導階層，就已經想要透過威權統治和經濟成長，來維持社會穩定。中國緊握的公共秩序基石，勉強稱得上共產黨和人民之間的大型協議：政治人物持續獨占權力，換取生活水準的改善。

這是很重要的歷史教訓，它揭曉了中國成為新的全球化國家之後，為什麼想要保護自己經濟面的成功。中國的領導者在接下來十年持續讓經濟現代化，而在二○○一年，這個國家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國。接下來十五年，美國看著自己的製造業大幅削減，勞動力從一二％降低至九％，而中國的製造業在經濟體的占比，從將近一五％成長至二○％。中國的財富正在轉變。中國製造產業占全球的比重，從一九九一年的四％左右，到二○一二年提升至將近二五％。由於經濟好轉，數百萬中國人因此脫離了貧困。

俄亥俄州的雞腳

與此同時，全球貿易政策中的兩個標誌性轉變（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以及北京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造成的經濟衝擊（進一步開放與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國的貿易），正在波及美國的心臟地帶。根據經濟學家大衛．奧圖（David Autor，他的開創性研究揭曉了全球化所留下的深刻傷痕）的說法，中國在製造業的快速演變中，對美國中部產生了「嚴重的衝擊」，二○○○至二○○七年，製造業減少的就業機會有四○％是這件事造成，其中大概少了兩百萬份工作。能轉換的工作極少，而聯邦政府又找不到辦法緩和這種痛苦。最低工資或增值稅可能反而助長進口、不利國內商品。正如奧圖的研究顯示，這個轉變傷害了一整個世代的藍領家庭。

這件事發生時，經濟學家仍然很堅持自己的觀點：開放市場和自由貿易將會增加所有人的財富，而那些落後的人，可以輕易重新訓練以開啟新職涯。這個概念打從一開始就有缺陷，原因很簡單：老狗變不出新把戲。奧圖形容得最好：「貿易讓經濟這塊餅變大了……但某些公民分到的餅卻縮小了。」

以夢蓮市為例。二○○八年關門的大工廠，過了七年還是沒開工。當地的經濟萎靡不振。二○一五年工廠重新開張時，曾經全是美國人的工廠，現在已改由中國公司派中國主管來經營。

這真的是他們的特權，畢竟他們斥資四億六千萬美元買下並重啟這間工廠。這間工廠的全盛時期，也就是由美國車廠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經營的時候，工人每年賺超過十二萬五千美元（這個數字有隨著通膨調整）。但福耀集團（全世界最大的汽車玻璃供應商之一）接手之後，薪資大約只有原本的一半，職員包括幾百位中國人，說著破英語，指導俄亥俄人怎麼組裝擋風玻璃。如果他們開始思鄉，可以去附近某家新餐廳吃雞腳。

中國造成的威脅，給了美國選民一個反派可以出氣，而且這個反派在國外，所以很方便。但美國內部自己也有問題──沒有人仔細傾聽「飛越州」藍領工人的心聲。

中國的貨幣政策

一九九○年代的政策偏好，是把強勢美元當成全球化的指導原則，而這對一些美國勞工來說是壞事。它降低了美國產業的競爭力，並讓其他國家能夠操縱自己的貨幣（基本上就是在部分貿易協議上作弊）以增加出口，進而危害美國勞工。

貨幣是這樣操縱的：一個國家如果想讓貨幣貶值，就會賣出自己的貨幣，然後買進其他貨幣（通常是美元）。供需法則會讓這個國家的貨幣吸引力下降，進而壓低其價值。這幾乎牴觸了所有雙邊和多邊貿易協議，因為它讓操縱者的出口品變便宜，最後就沒有競爭者了。

中國那令人驚慌的成長步調，多半都源自這種活動。

假如各國都對貨幣操縱視而不見，世界領袖簽訂的所有貿易協議就失去意義。而在鮑爾森與其繼任者的領導之下，美國財政部對這種事會手下留情。首先，它不想藉由干預貨幣市場來幫助國內製造商。這並不令人意外，畢竟財政部自己的貨幣儲備，沒有多到足以影響每天數兆美元上下的外匯市場。但它也從來沒使出過更狠的那招──公開點名並譴責那些操縱貨幣的國家，即使國會吵著要這麼做。

這就是中國人民幣進場的時刻。中國在經濟過渡期時是個貧窮國家。直到一九七○年代為止，政府一直大幅低估人民幣的價值，這是一種「減少對外國貨依賴」的策略。等到政府開始擺脫計畫經濟之後，它被迫透過出口（而不是透過消費者支出）來尋找成長機會。

政府一點一滴的放棄計畫和控制經濟，導致外匯政策也極其緩慢的改變。一九九○年代，它包含了一個雙重匯率制度，以及外匯市場的逐漸擴大。如果人民幣的價值是由市場決定，那麼轉變的經濟因素應該偶爾會讓它上漲。但中國的央行，也就是中國人民銀行（它跟聯準會不一樣，並沒有獨立於政府和政治之外）出手管制這種掛勾，利用新印的鈔票來買賣必要數量的美元資產，以消除人民幣的需求，並且維持低匯率以支持出口部門。

當時中國是由胡錦濤主席決定人民幣在海外的價值，這和美國的政策以及市場功能形成明顯對比。因此中國的貨幣政策被視為「主權問題」，做出最終決策的是政府最高階層，而不只是經濟官員。

中國人民銀行一直維持這種掛勾，直到二○○五年七月才屈服於全球貿易夥伴的壓力，改成「有管制的掛勾」。這讓人民幣能夠在中國政府決定的價格區間內波動，使中國更接近開放經濟。接下來八年，人民幣對美元漲了三四％；這證明了一件事：似乎沒有人必須知道人民幣的定價有多麼不正常，結果它就充分榨取了快速經濟擴張的利益。

就在此時，美國製造業的式微很輕易的就歸咎於華盛頓。工會勞工和工業家都偏好弱勢的貨幣來提高出口品的需求。但是到了一九九○年代中期，魯賓的強勢美元口號（以及支持它的經濟政策）已經確立地位，而美元也走強了一陣子。藍領工人宣稱華盛頓更在乎華爾街的需求（強勢美元能夠保護他們迅速成長的財富的價值），卻不在乎真正的經濟需求。

美國與中國的共生關係

美國和中國有著深深糾纏且令人憂慮的共生關係。這兩個國家在許多方面對立，既對彼此造成巨大的痛苦、又同時滿足彼此的需求。其中一個國家很年輕，在理想主義驅使下持續進化民主制度；另一個國家則是獨裁政體，遵從深植於數百年傳統的指令，並且將放眼千年的計畫付諸實踐。如今這兩個國家在地緣政治上有著最重要的關係，這個羈絆既危險又自私自利。美國和中國的財富（二○二三年兩國加起來占全球經濟的三四％），透過巨大的信貸周期拴住彼此，其中中國弱勢貨幣所驅動的出口繁榮期，讓他的國民儲蓄率高得出奇。接著中國把這筆錢投資回美國，這種投資對美國公共支出資助了數兆美元，並且承保了數百萬美國人的房貸。

換句話說：中國政府透過弱勢人民幣來補助出口產業，實質上就是在補助美國的生活水準。假如人民幣的價值任由市場條件來決定，中國拿來投資美國公債的錢就會變少。

這種「互相成癮」的情形並不全是壞事。它證明美國對外國投資來說，依然是有吸引力的避風港，強化了美元的超級強權地位。自從尼克森總統跟中國領導者在北京吃晚餐後（他說這是「改變世界的一星期」），美國有過幾次差點和中國徹底對峙的時刻，因為對於美國立法者來說，美中政策是兩大黨難得有共識的重點。一九七二年，經過二十五年的外交孤立之後，尼克森和他的同夥，在人民大會堂跟五千位中國要人共進晚餐，正式將中國拉近自己的圈子，讓他接觸到美國精神。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人民大會堂再度成為東西方大團結的場地。

美中戰略經濟對話

北京上午九點五分，鮑爾森開啟了首次「美中戰略經濟對話」（U.S.-China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後來被簡稱為ＳＥＤ），討論那些傷及兩國貿易關係的議題。小布希總統指定要設立這個論壇，作為正式對話的管道，以聯繫兩國各階級經濟官員；而鮑爾森當上財政部長的頭一年，就被授予「超級內閣」階級的職銜，這樣中國就會將他視為正式的使節。

這個論壇是一場豪賭：鮑爾森必須從中國不公平的貿易作風中，拯救美國的就業機會。此時國會已經準備了將近三十條法律，想要抑制中國的進口貨。其中最來勢洶洶的一條，是提議對進口到美國的中國貨，課徵二七％的重稅。財政部長上任頭幾個月，都在說服美國的立法者、投資人和工廠老闆：若要逼中國政府開放其經濟，最好的方法是對話，而不是透過制裁和關稅。

那個星期四，鮑爾森首次以公務員的身分到中國出差，他在僅僅七分鐘的開場白之中，就聲明了這場為期兩天的會議有三個簡明的目標。他簡潔的言詞，反映出他渴望「既坦率又精力旺盛」的會議，為他所服務的美國人民產生「實質的結果」。

但他的東道主中國想的是別的東西。他們端出囉嗦的簡報，從一千多年前的歷史事件開始講起。一個美國代表團（包括許多位小布希的內閣官員、聯準會主席柏南克，及數十位職員和譯者）就這樣聽著一堂關於中國被西方國家征服的課程。這份簡報包含了一張老舊英國護衛艦油畫──一八四○年代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占領定海區港口的正是這種戰艦。

這段所謂的開場白持續了好幾個小時。亞當斯（有著溫暖笑容的南方人，擔任財政部國際事務次長）坐在人民大會堂，對於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領域有了新的認識。美國的政策可能每二到四年變一次（期中選舉或總統選舉導致），但中國是威權國家，有著長達數百年的展望。美國人兩百年民主制度的衝擊，並不足以逼使中國人修改這個傳統。

鮑爾森的第一次美中戰略經濟對話開始之後，立法者提醒財政部長，務必要帶著具體的結果回家。亞當斯和他的團隊必須在兩天內帶著「戰利品」回到華盛頓，向華爾街和國會山莊證明鮑爾森的做法是對的。其中一個戰利品跟匯率直接相關，匯率是美國人的核心議題。

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他們走進北京人民大會堂僅僅一天之後，在一封寫給鮑爾森的公開信上，參議員理查．謝爾比（Richard Shelby）和克里斯．杜德（Chris Dodd）告訴他，他們認為中國害美國製造業失去了三百萬個就業機會。總統的半數內閣官員飛往中國，花了納稅人一筆不小的費用，而且這些官員那晚將會回到北京東方君悅大酒店，評估他們可以從中國那裡得到什麼承諾，讓人感覺這次旅行成功。

但經過第一天早上之後，亞當斯不知道話題該怎麼從「兩千年前漢朝貿易的教訓」，講到「接下來幾個月讓人民幣增值三％的協議」。亞當斯表示：「這堂歷史課很棒，但我在那一刻才明白，這個跟中國合辦的新經濟論壇，是一項有夠艱鉅的任務。」

當時中國是人口最多的國家，但它尚未取代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那是四年後的事），而美國政府認為，它應該要開始遵守和其他人一樣的規則。

中國市場對於世界各地的跨國公司來說，是一個有利可圖的目標，尤其是美國公司（蘋果公司的執行長提姆．庫克〔Tim Cook〕很快就會放眼中國，以賺取急需的收益。這裡已經在生產暢銷音樂裝置 iPod）。鮑爾森不會說中文，但他認為自己的職責，是借助他在中國建立起來的關係（他擔任高盛執行長時到這裡出差超過七十次），勸誘中國官員轉型成為既透明又公平的全球領袖。

中國參與這種和美國密切協調的活動，迫使他必須製作一份員工組織圖，不但符合美國財政部組織，也讓美國各階層政策制定者更深入了解，地球的另一側怎麼看待他們。

而這次交流的成果包括記者會、七千字的共同聲明、以及令人聯想到小學畢業照的「全家福」──所有人整齊的排成好幾列，雙手緊握在面前，露出練習過的微笑。這就是一場秀，讓雙方的高階官員能夠慶祝他們的共識，哪怕他們在更重要的議題上有如天壤之別。而中國和世界強權結盟的好處很明顯可見。

中國版國家資本主義

鮑爾森想要透過美中戰略經濟對話，替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兩個國家之間帶來秩序。這兩個國家在所有最重要的事情上都意見不合，因此對話就更加必要。鮑爾森讓美中各階層經濟官員齊聚一堂，利用這兩年一度的聚會，處理中國貨幣政策，及中國與全球經濟的整合等議題。兩方都從對方更廣泛的政經脈絡下，得知其匯率觀點。

這個架構確保美國政府能夠定期跟中國對話並達成共識。「你們分歧的地方涉及越多基本面，這種溝通就越重要。用來管控潛在危機的持續管道是關鍵所在。」鮑爾森開始與中國對話之後數年，曾在柯林頓麾下擔任財政部長的薩默斯如此評論。

他知道柯林頓執政期間，二十大工業國組織成立，將有影響力的經濟體團結起來，努力達成全球金融穩定，並且協助制止災難，像是二○○八至二○○九年的金融危機，以及伊朗的核武威脅。

由美中輪流舉辦的戰略經濟對話，沒有漏掉任何議題，無論它們有多麼困難。美國宣揚自由市場經濟，敦促北京允許保護智慧財產權和拓展避險金融商品，藉此開放其金融市場，並允許更多的外國競爭。但旁觀者最大的爭論焦點，一直都是「美國急著要中國政府放鬆貨幣控制」。

美國官員停止貨幣干預的確有幫助，沒有這樣做的話，他們就不能指望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有任何改變。雖然在鮑爾森時期，美元政策一直都是話題（畢竟財政部的職責範圍有一部分就是管理它），但它對於當時的投資人、記者和財政部長來說，已經不再像貓抓老鼠了。

鮑爾森對於市場的莊嚴態度，有助於成功讓爭議遠離匯率政策、貿易政策、金融法規、經濟國策，還有最重要的，美國與中國的經濟聯繫。

胡錦濤對中國人民的最後命令（「八榮八恥」），是講給中國年輕人聽的：「以艱苦奮鬥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胡錦濤認為自己的職責是駕馭新世代的道德羅盤──他們太迷戀中國改革後的經濟自由化。

他的最後命令（在鮑爾森宣誓就任財政部長之後僅僅幾個月就發表），或許也是在預先警告，這個亞洲強國終究不願意放棄國家資本主義的文化（因為其他國家希望他的國內經濟由消費者驅動）。依賴商品消費就是一種「驕奢淫逸」，正如胡錦濤所言。

而對中國來說，務求完全掌控匯率的貨幣政策，就是「中國版國家資本主義」的關鍵信條。中國邁向自由貨幣的步調太慢，儘管鮑爾森一直糾纏他們。鮑爾森覺得最有說服力的主張，就是直接跟中國講清楚，自由貨幣對其國內議程有什麼好處。他們的貨幣干預讓這個國家的經濟更複雜化，因而阻撓了關鍵的貨幣政策目標，例如控制通膨。

世界上最藏不住的祕密

鮑爾森和聯準會主席柏南克一起力勸中國允許人民幣走強，因為這樣能夠提高生活水準、控制通膨、增加國內需求，以及協助緩和全球貿易失衡，進而改善中國老百姓的生活。鮑爾森解釋說，這對中國而言是全盤皆贏。他暗示道，假如中國放寬人民幣的波動幅度，接著就能夠發展更成熟的資本市場和金融商品，幫助企業和金融機構應付這種波動。美國官員也鼓勵中國，藉由激勵民眾增加服務業方面的消費和支出來提高國內需求，這樣就不必太依賴出口來成長。對於一個高儲蓄社會來說，這也算是一種涉及文化轉變的演進，但這種轉變違背了胡錦濤的八榮八恥。

中國人民銀行的領導者無法避免匯率變成由市場決定，但他們也必須保護國內成長，因此他們要發展金融商品，讓人民幣能夠自由交易，卻不會傷及經濟活動。鮑爾森說得很明白，假如中國動作太慢，人民的福祉就會面臨風險。但貨幣匯率改革對中國來說是主權問題，這意味著任何轉變都會很慢。

鮑爾森在二○○六年上任之後其中一個初步行動，就是在美中交流時，不再那麼強調人民幣的價值。在一場幾乎完全是講給中國聽的演說中，他說匯率已成為「不公平競爭的象徵」。貨幣操縱對於美國國會和美國民眾來說，都是可以從新聞摘要上學到的簡單概念，這也讓中國和人民幣輕易就成為全球貿易的恐懼對象。但鮑爾森認為，強勢人民幣無法憑一己之力修正中國內部的扭曲，或是減少其貿易順差；第二點，也是更有力的一點，就是他相信中國的干預並非出於惡意。這些干預只是為了應付更大的結構性問題，這個問題跟一個成長模型有關，它極度依賴出口，跟消費者驅動的美國經濟形成尖銳對比。中國缺乏健保和退休金福利，因此家戶被迫儲蓄才能克服此困境。

鮑爾森對於貨幣議題的深度理解，得到了中國的回報。正當他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啟第一次經濟對話時，中國的中央政府允許人民幣價格漲到二○○五年七月以來（與美元脫勾後）的新高。某位貨幣交易人在當時評論道，這項收穫似乎是「對於鮑爾森訪問北京所做出的反應」。

雖然鮑爾森的確有力勸中國換個更有彈性的貨幣制度（當時是十二月，他已經住進北京君悅大酒店），但他也有說服參議員舒默和林賽．葛瑞姆（Lindsey Graham），撤回對中國進口品課徵二七％關稅的法案，甚至還軟化了他們對人民幣干預的露骨批評。兩位參議員願意給這次「策略性交流」一次機會，但他們很快就後悔了。

北京在第一次美中戰略經濟對話結束後幾天所發生的事情，代表了這段美中對話在往後十年會怎麼進行：財政部長急著想維持和平，不滿的立法者傳達出選民的憤怒，而中國依然堅守他那放眼千年的計畫。

第一次美中戰略經濟對話結束後沒多久，鮑爾森給國會一份例行性報告，在其中他選擇不要將中國正式稱為貨幣操縱者，但是證據卻顯示實情剛好相反。不只如此，他還軟化了美國財政部對於中國外匯政策的批評。立法者立刻就砲轟鮑爾森，工會和製造產業也加入圍毆他的行列。一位批評者說中國的操縱是「世界上最藏不住的祕密」，還說他「背叛了美國中產階級」。

讓人民幣自由

鮑爾森總共率團跟中國進行五次策略性會談。每次都有約兩百位美國官員隨行，他們通常都坐在華麗會議室內的成排桌子前，面對中國官員進行正式卻友善的會談。每個人在遞出名片之前都不開口說話，而且每件事都需要翻譯。每段會議的議程（無論大小）都是事先講好，而且結束時都會有一份具體的清單，列出要在下次高峰會之前（六個月內）取得什麼進展。團隊事前必須忙一整年，管理如此龐大的宣傳性會議所帶來的後勤難題；會議包含了商業午餐、晚餐時的中國雜技表演，以及過分恭維的合作聲明。鮑爾森擔任財政部長的兩年半期間，他的美中戰略經濟對話談成了食安、能源以及環境合作等協議。

但是在演技、流程和禮貌談話的表象之下，藏著不和諧的聲音。北京害怕美國國會和美國選民說出保護主義言論，因此經常威脅要報復。鮑爾森在國內外說自己排斥保護主義（「相信我，它行不通」），但北京不太相信他是真心的。

中國認為他們是藉由管理人民幣的供需，來允許貨幣「由市場決定」。在美國的強烈施壓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始加強它對匯率制度的監控，藉此處理中國這種錯誤觀念。時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的羅德里戈．拉多（Rodrigo Rato）強行通過一套新程序，很接近美國一直要求的東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終於開始仔細觀察中國的貨幣制度。根據美國財政部的說法，這套制度顯然是設計來提供競爭優勢給中國出口商，並傷害其他國家的貿易條件。

鮑爾森以上述這些成果為基礎，利用他的戰略經濟對話，硬是將中國的通膨問題（二○○八年上半年通膨漲了八％）和他的貨幣制度連結在一起。他能夠指出某些人民幣走強的時刻，作為成功的指標：經過整個二○○七年漲了六％，接著到二○○八年中期為止又漲了八％。

但是眾人對於鮑爾森影響中國的貨幣制度，評價褒貶不一。在二○○八年總統選戰期間，候選人歐巴馬和馬侃都公開指控小布希政府偏袒中國，這就是在暗指鮑爾森處心積慮想安撫兩國之間的關係。與此同時，投資人、美國製造商和工會都覺得中國已經無視美國的喊話──讓人民幣自由。他們指著中國金融市場那緩慢的開放進度，說這個國家利用艱澀的法規，將美國產品排除在外。

儘管美元的影響力處於顛峰，卻仍然不足以威脅或利誘中國遵守規則。但二○○八年美國住宅危機爆發之後，這個問題就被擱在一旁；美國為了延緩全球大蕭條而進入長期抗戰，因此美中之間必須平等對話，而且長達六年。在這段期間，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反而將會提醒世人，美國釀成的金融危機並不代表美元的效力有任何縮減。

NOTE

1. 編按：「微觀管理」是一種管理風格，管理者透過密切觀察及操控被管理者，使被管理者達成管理者所指定的工作。相對於一般管理者只對較小型的工作給予一般指示，微觀管理者會監視及評核每一個步驟。

※ 本文摘自 《從美元看準投資趨避》，原篇名為〈第十章　美元與人民幣正式對決〉，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