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在牆裡十幾年的父親，堅持無罪、刑期無盡。

文／蕭鈞毅、藍士博、陳令洋、王俐茹、李思儀、王順仁、許宸碩、林雅婕、劉承欣

思想無罪：牆裡的父親

他一直到上了初中，才知道自己的父親仍然住在家裡。他的妹妹也是，要等到年紀稍長一點，到了好幾次晚上睡覺，感覺有人影、感覺到有人撫摸她的臉後，幾次向阿嬤問起，阿媽終於給了她「床母」之外的答案。

他們兄妹倆都要保密，被再三叮嚀千萬要保密：「萬一說出去會出代誌。」

這祕密他們守護得很好，儘管二叔未曾透漏父親被通緝的原因，他們還是把自己的父親，牢牢地守在心裡。

阿嬤這樣跟妹妹說：「若要叫爸爸，是在心內叫和在厝內叫，出去外面不可叫。」

他們的屋子裡，在旁人眼裡只是毫無特殊之處、一面磚砌的那堵牆，對於他們兄妹倆而言，卻有了其他的意義──他們並不是無父無母的孩子，父親仍和他們住在一起，只不過，是住在牆裡面。

他們的母親，因為恐懼逃離了家──他高中畢業後，曾去找過母親：「經過那麼久，她還是很驚恐，埋怨很多，說一切是爸爸害的。」

兄妹倆雖然還無法理解牆外的世界發生了什麼事情，但能讓一個人躲進牆內這麼多年，牆外的世界對他們的父親有多少敵意，隱隱約約，他們也能感受到其中的肅殺。

「以前我很想要問叔叔，爸爸為什麼會躲在裡面，到底犯了什麼案件，不過還是不敢問。我只知道我們出去絕對不能說，一旦爸爸的消息被人知道，我們會被抄家滅族。」多年以後，妹妹年紀大了，接受訪談時這麼說。

當年她的「不敢問」，大概是面對著「共同將一個人的存在」視為祕密的家庭氛圍，有難以直言的緊繃與憂懼。

而「抄家滅族」，這樣的恐嚇乍聽誇大，卻是建立在他們兄妹倆的父親與二叔親眼所見的經歷上：1951年，當他們的父親開始逃亡，期間輾轉於不同的親戚居住時，父親與二叔的阿舅陳秋貴，只因收留了父親三天，就被判三年；而父親的朋友楊進發也因此遭判十二年。

儘管其他親戚有些也不怕連累，為了不再牽連旁人，家人還是做了要讓父親窩在自己家的決定──在父親躲了兩年多地洞後，由二叔策畫，在柴房砌了一道牆，讓父親待在裡頭。

躲避調查局、保密局、警備總部、憲兵隊、刑警隊等等情治單位鋪天蓋地的追查；就連新竹市的路燈柱上，都有要捉拿他的通緝。

這一切發生時，他們兄妹還那麼小。哥哥1946年出生，妹妹1948年出生。

等到他們懂事知情時，父親已經在牆裡靜靜地待了好幾年──原來，父親一直都在自己身邊。

因為他們已經知曉，父親能走出牆裡的時間變多了。每個晚上，父親都有一點放風時間，出來洗洗澡、修剪頭髮及鬍子與鼻毛，等妹妹大一點時，就換她幫忙。而做哥哥的，更多時候是隔著牆，和父親說說話──「長時間關在裡面，在情緒上，爸爸還算控制得很好，有時對話中，難免會感覺出他無奈的心情。」

對於時局與世道的無奈，對自己經歷的無奈。逃亡以前，他們的父親也深信：「這種政治的事哪有什麼罪，有的話頂多進去關一下而已。」他在日本時代也坐過牢，不是沒有經驗，因此過於樂觀，也錯失了逃亡的時機。

到最後只能留在牆裡：牆裡有一個尿桶、一把小刀、一張床板。

白天的時候才能從牆裡點一盞煤油燈，因為夜裡怕光流出牆縫。夜晚的父親若還醒著，睜著眼也只能見到牆裡的闃黑。

如此過了十七、八年。

1970年，他們還是不敢為父親找醫生，只能自己買藥，父親的皮膚和眼睛都變黃了；到最後一次，他要叫父親吃藥時，父親已經不動了。

他們草草地將父親葬在園子裡，用門板釘釘，沒有棺材。

在他當兵時，國家仍然關切他的父親，像是一種荒謬劇的徒勞：他們永遠不知道他的父親已經死了，仍然不停查訪；這股徒勞的背後，甚至還有一道令人骨寒的惡意：失蹤了近二十年，一般人早被當作行蹤不明或只差一張死亡證明，國家卻還是堅信他們一家隱匿行蹤、知情不報。

「今天有沒有回家？你沒有回去對不對？你要老實說你到哪裡去了？有沒有看到你爸爸？」當時的政戰輔導長在他收假後總會這樣問話，好像他父親仍然活著，而且是非得這般漫長查緝的大惡。

──其實，他的父親，也就是一個堅持自己信念的平凡人而已。

他工作以後，管區仍然不斷來關切，在他要找新工作時，總會先一步到他的僱主面前細碎耳語，工作往往就因此沒了著落，直到解嚴後。

多年以後，磚砌的老家也垮了，父親自囚的牆隔間，已經大剌剌地攤在陽光下。原本滯悶的空氣，現在都翻新成了新竹山上荒涼的風。

等到他們終於到了能理解父親那不大不小之「罪行」的年紀時，就連父親當年躺臥的那塊木板，都已腐壞了大半。

那是他們父親，以年歲和自由為代價所堅持的遺跡：思想無罪。

思想有罪：牆內的刑期

1916年出生的施儒珍，會日文，在就讀「台北州立宜蘭農林學校」期間，開始接觸馬列主義書籍。畢業後，施儒珍曾經偷渡日本，被遣送回台，羈留九個月；不久後，又偷跑到中國上海，讓家人親族找了三個多月，最後才由日本警察機關強制遣回台灣。

很難弄清楚施儒珍當時究竟在想些什麼，他的弟弟施儒昌在多年後的口述資料中提完這段後，也只是說：

傳統的農業社會，父親對長子有較大的期待。家兄接連跑日本又去中國，家父非常生氣，說大家被他搞得不但花錢又花精神，還連累親戚朋友四處找他。從中國回來後，他開始安定下來，考入新竹州農林課服務，這個時期認識鄭萬成、王如欽、楊金輝等人，大家常去黃旺成先生家聚會討論。

看起來像是定下來的生活，其實還隱藏著一些難以平順的反抗心。施儒珍與這些朋友和黃旺成的結識，促使他日後思想上的轉變。1937年，由楊金輝、林嘉湧等七人組成的小團體「七星會」，以研究漢文和三民主義為目標，在思想上站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對立面。

施儒珍也在結識楊金輝之後，組織了一個「南門俱樂部」；這和楊金輝另外組織的「北門俱樂部」有相似的目標。他們時常相聚討論三民主義、漢學，以及如施儒珍等人所重視的馬克思主義。

當時，就是因為看見台灣人被壓迫而心生不滿，識字的人各自站在自己的位置，尋求並累積往後能改變現狀的能量。知識不只是一個象徵、更是實質的力量，但這仍然無法抗衡日本殖民政府的治權。1939年，新竹北門媽祖廟口出現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標語，這讓殖民政府馬上懷疑這幾批平常就在討論對抗日本政權的小團體。

連串的逮捕行動，甚至連已在社會上具有相當影響力的黃旺成都遭逮捕監禁三百日。施儒珍等人自然也難以倖免，「判七年，關六年」，因思想而入獄的他──由於民族上的情感和對台灣人現狀的不滿，使他漸漸地左傾──遭遇了人生第一次的思想犯經歷。

雖然思想犯在日本統治下的監獄中，生活並不如想像中嚴苛，獄中的勞動、餐飯、和家屬面會等待遇，也比實質上觸犯刑事案件的囚犯更好；且施儒珍在台中監獄的日子，恰好避開了日本進行戰爭動員的前夕與階段──但他終究還是當了一回的思想犯，這種經驗無論如何都是生命中的傷害。

1945年3月，施儒珍出獄，參加警護團工作。

8月15日，日本投降。

承接著就要島嶼「光復」氛圍，施儒珍在工作中戀愛，眼見就要能符合傳統農村對長子的期待成家；洋溢著這般對生活的熱情，期盼代表「祖國」的國民黨政府來台，施儒珍很快地因黃旺成的影響，加入了三民主義青年團。

原本就是夾在國民黨派系鬥爭下誕生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彼時的台灣人還無從得知這個團體日後就要成為行政長官公署、軍統派等派系的眼中釘；施儒珍加入三青團的目標，是希望能夠為「祖國」接收台灣盡一份力，協助接管事宜。

但他眼見的，卻是官員奪取日產，而非回歸國家。越漸惡劣的政治風氣、攀升的物價、混亂的政局，殷切期待的未來墮化成痛苦的現實，施儒珍對他的弟弟說：和他的理想差太多了。

本省人面對這種艱難的處境，累積的憤懣與怨氣，在1947年2月28日炸開。

3月2日，新竹市旭橋也爆出了槍聲，以及手榴彈的巨響。施儒珍在現場遭到手榴彈破片擊中右腿，親眼與親身見到了鮮血從外省人、本省人，和自己的身上流出後，對整個國家的恐懼蔓延到了頂點。

施儒珍回到家，只敢以草藥胡亂打理傷口。在警察來查戶口的時候，用長褲蓋住右腳，不敢妄動。

腿傷後來是好了，卻留下了不良於行的後遺症。

──諷刺的是，在施儒珍的下半生，不良於行不再是一件讓他痛苦的事，因為他根本沒有足夠寬敞的空間可以行走。

疼痛是身體上具體的象徵，象徵的是民眾被政治壓碎後，對立激化時，被政府牢刻在身上的回覆。原本就有反抗性格的施儒珍經歷過反日之後，由於所見所聞，朝向了反抗國民黨的思想路線。

左翼──共產黨是當時他所能理解的，推倒國民黨的一個選擇。

但施儒珍低估了，二二八事件的那些日子只是開始：無論對人的傷害或是即將迎面而來的傷害，都只是開始。國府逐漸醞釀的是「清鄉」的掠人準備。

「清鄉」的恐怖，是因模糊的、標準不一的刑責與判斷，讓許多人蒙受不白之冤。有人毫無實際行為只因思想而遭通緝，如施儒珍，也有人莫名受累，只因被捕的旁人向情治單位做出供詞。

如「新竹紡織廠案」被捕的黃樹滋，以及此案牽連的一干人等。

那個年頭，黃樹滋籌組讀書會，嘗試吸收民眾加入「組織」。他本人也因此被捕，被捕後供出其他人，包含有意識參與活動的劉賽慧、無端遭牽連的朱煒煌、余榮清等人。

我們的判決書上說，劉賽慧被掠後，黃樹滋繼續領導我們，經常在某幾個地方開會。這些話都是假的，亂說的。劉賽慧在一九五○年被掠後，我根本不曾再見過黃樹滋。……黃樹滋和我雖然曾見過面，但不曾說過什麼話。……判決書上又說我被讀書會「開除黨籍」，後來認為我「為匪黨開除黨籍，情節較輕，合予減刑，科以無期徒刑」……這說法牽涉的一個問題，到底讀書會是不是有黨籍，他們所謂的黨籍又是什麼？我就是為了這個事情，差一點點就要判死刑。只是參加讀書會，王如梁被槍決，鍾色關十年，我被判無期徒刑；余榮清什麼都不知，也被判知情不報二年。……我也認為我只是名義上參加讀書會而已，……

朱煒煌撐過了苦牢，還能夠在日後的訪談中這麼說；施儒珍卻選擇了另外一條，讓自己不可能再有發言機會的路。

1951年，當他開始逃亡，他就已經不再有說話的機會與空間。思想是有罪的，聽到消息準備回到香山時的施儒珍，因為家人動員的關係，親姊姊們早前一站帶他逃走。

先住在舅舅陳秋貴家，三日後離去。

後來陳秋貴因此被波及三年牢獄，陳秋貴的母親時常上門，要求施儒珍的家人還給他兒子。

家人們商量好了，又躲到堂伯施其清家中。弟弟施儒昌挖了一個地洞，讓他躲在地下，可以坐著、無法站立的空間，以磚木砌成，鋪稻草掩飾。如此手腳無法伸展二餘年。

施儒珍的孩子才剛出生沒多久。他或許能夠預見，也可能曾經想過：身為長子的自己，從此再也無法成為一個能「站著」的人。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成長的許多知識青年，多少都有讀馬克思主義的興趣；而施儒珍除了閱讀馬克思主義，加上他的民族性格，和閱讀三民主義的經驗──讓他成了日本統治下的思想犯。

……卻想不到日本走後祖國一來，他依然是個思想犯。

國民政府的治術邏輯是：有案底的，終身都有監控的必要。

施儒昌回憶起哥哥時，認為施儒珍是在二二八之後才轉向：「他這時候思想開始轉變。」

但曾經碰觸過的馬克思主義，說不定，從來就沒有消失過；二二八事件成了觸媒，使施儒珍快速地燃起，也急速地燒盡──

地洞的生涯痛苦漫長，1952年，施儒昌告訴他，父親在受刑求之後歸家的路上，精神不濟，從月台失足跌落，遭火車輾斷小腿，失血而死。

施儒珍聽到之後，仍然住在地洞裡。

思想是有罪的──他住在泥土裡，對抗這個命題。

即使如此，總擔心牽連堂伯一家，施儒昌並不放心；施儒昌仔細觀察來家裏調查的情治單位手法：情治人員沒有測量牆面的長寬，施儒昌就冒起砌牆的念頭；情治人員用腳踹、用刺刀穿戳摸索，施儒昌就屢屢嘗試以樹灰、泥土嘗試出具黏性，能將讓磚頭密合，又不怕磚塊被戳動的方法；情治人員留意建物的新舊，施儒昌就拆豬舍的磚塊，用研製的配方，造出既有黏性看來又很老舊的效果，讓新砌的牆，看來就和舊牆一模一樣。

施儒昌一手設計一個寬五十三公分，長一百五十公分，內梁最高僅一百五十二公分的隔牆間。

而施儒珍的兩個孩子，那一對兄妹「也許」曾注意到二叔的砌牆時的工程；但他們倆人卻到初中與國小時，才知道家裡多了一堵牆，而牆後是他們許久未見，仍在世上的父親。

──一位曾被誤以為是床母，躲在牆裡摸著黑無法再看見時代的，過往的青年。

「這是個人的思想信仰問題，他認為他做的是對的，沒有必要自首。」施儒昌轉述施儒珍的話；施儒珍的自囚只是逮捕名單中的一個失落、始終未能結案的名字，卻牢牢地繫著親族往後的命運，並累積折磨著彼此的意志。

約1953年前後，當施儒昌打造好那一間禁絕的囚室以後，施儒珍住了進去。

每天都有施儒昌焚燒樹皮成灰的氣味在老厝四周，交織著施儒珍兒女的嘻鬧聲，和舊列車隆隆駛過鐵道的轟鳴與震動。

思想是有罪的嗎？──他住在牆裡，堅持無罪、難以轉身、無法站立，刑期無盡。

※ 本文摘自 《1947 之後：二二八（非）日常備忘錄》，原篇名為〈chapter 2-1 牆裡的青年：新竹二二八與施儒珍／蕭鈞毅〉，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