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鉄鼠

Photo from Wikipedia

1947年2月27日,發生在台北市的一宗私菸查緝血案,引爆了台灣人民自國民政府接管以來蓄積的種種不滿;隔天,亦即2月28日,群情激憤的台北市民聚集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抗議專賣局查緝員過當的取締行為,得到的回應卻是衛兵的子彈。請願行動旋即演變成大規模政治衝突,並在數日內蔓延全島,國民政府平息紛爭的方式是派遣軍隊以武力加以鎮壓,這一年的三~五月,整個台灣陷入腥風血雨之中。這段歷史,後來我們將之命名為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導致眾多台籍精英折損,有幸存活者被迫活在恐懼之中,而這整段歷史則遭到國民政府的消音,許多骯髒不堪的事被隱蔽起來,因為不這麼做的話,將會動搖其統治合法性與正當性。那麼,這段歷史空白,在228成為國定假日,各地紛紛築起紀念性建築的現在,被填補回來了嗎?我們是不是太急著將它封存,太急著讓它成為「過去」的事件,從而拒斥進一步認識、反思的可能?

《被出賣的台灣》的作者柯喬治(另譯葛超智)在二二八事件當時,正擔任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副領事,親眼見證事件的發生與轉變,並基於自身專業對台灣當時所處的國際政治情勢有著深刻的洞見。無論是否同意他的觀察與見解,本書都是重新認識二二八事件,不能錯過的重要書籍──它無疑提供一個特殊的視野,從一名美國外交官的身份,檢視事件的前因後果。

原書於一九六五年問世,九年後陳榮成先生邀集在美台人將此書翻譯成漢文,但正式在台灣出版卻要等到1991年。箇中原因,不言而喻。因其「敏感」的政治內容,及對國民政府直言不諱的批評,《被出賣的台灣》有很長一段時間都躺在兩蔣政權的禁書名單之中。很諷刺地,原書及其漢譯本,如同其作者,都以自身見證了台灣威權歷史的黑暗面。

《被出賣的台灣》一書,有兩個面向讓我深受震撼。其一,來自於作者柯喬治本人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親身見證,以及經由他的敘述所中介的台人經驗。例如,在第十四章「三月屠殺」中,他述說1947年3月8日當晚,他在台北市經歷的屠殺場景。

從基隆上岸的國民政府軍,於當晚抵達台北市區,步槍聲和機槍聲幾乎未曾停歇,持槍者無差別地掃射街道上的台灣人,許多手無寸鐵的平民,要不被射死,要不成為刺刀下的亡魂。他所見的只是屠殺場景的一個小片斷,而這場軍事鎮壓在此地,至少持續了一週。

台北城如此,其他城市的運命亦然,柯喬治引用官方書信的紀錄,表示國民黨在高雄市的暴行,甚至比他在北部所見所聞還要來得更為令人髮指。在彭孟緝的指示下,軍隊在高雄進行大規模掃蕩,並肆無忌憚地公開處刑,只要被貼上「叛匪」標籤,就難脫悲慘的命運。

身為統治者,如此作為能讓一般台灣人民知道嗎?當然不能。所以過去必須遮蔽它,用強硬的手段讓人們畏懼地去談它,而在紙早已蓋不住火的現在,則要盡可能粉飾它、推託它。不該偽善地說,我們應該著眼未來,讓過去的事過去吧!二二八事件或許「結束」了,但它的效應仍舊持續發酵,集體記憶中的創傷是無法被抹滅的,我們不能假裝它不存在。

其二,則是作者柯喬治對二二八事件前後美國對於台灣地位政策轉變的描述與分析。這部份涉及書名《被出賣的台灣》中的關鍵字「出賣」。被誰出賣?又如何出賣?

出賣的主體,指稱的是柯喬治自己的國家──美國。至於如何出賣,他認為美國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選擇中立,而非介入,是為其一;長遠來看,美國放棄託管台灣,將其交由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是為其二。

柯喬治認為提到將台灣澎湖「歸還」給中國的「開羅宣言」,有著嚴重的技術問題,理應是無效的,但美國卻沒有吭聲,他將其歸疚國務院對於台灣問題的無知。後來,國務院和軍方在台灣一事各有想法,導致託管台灣一事最終胎死腹中,在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實質控制台灣後,失去主動權的美國只能選擇折衷的方式來因應台海問題,而此折衷方式成為現在美國對台政策的基本前提。

此部份立論,對我的啟發,在於認識到當時台灣地位的不確定性,台灣與中國的政治繫屬,並不像從小到大所學的那套,如此自然,如此不可撼動。在那個當下,台灣很有可能走上不同的道路,若我們同意柯喬治的觀點,美國的「出賣」很大程度造就現在我們所感受到的既定事實。這個結──台灣和中國必須是一體的──的鬆綁,讓我得以重新思考台灣是什麼,作為一個台灣人又意味著什麼。

整體而言,《被出賣的台灣》在描述二二八事件前因後果上,提供了加害者/被害者二元對立觀點外的第三視角,單就這點,我認為不管贊不贊成他的說法,只要想認識戰後台灣這段曾經被隱藏的歷史,想要理解二二八事件在政治、社會上的影響,這都會是個很好的開始。柯喬治對「台灣問題」的見解,則提供讀者一個更寬闊的視野重新思考台灣的前途,而非只能在PRC和ROC兩者之間選邊站。

參考資料
1.陳儀深,台灣主體、中國屬島、或其他?──論葛超智《被出賣的台灣》所揭露的美國對台政策
2.蘇瑤崇,《被出賣的臺灣》和它的作者葛超智

  • 用Line傳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