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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卡夫卡作品前,必先讀入境需知:請精神意志薄弱者慎入!進入這個世界的讀者,在他充滿譬喻的文字迷宮中,必須具備強韌的求生能力,堅持自己的思辨,才有能力向前邁進。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卡夫卡在他的日記寫下:「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我的命運其實很簡單。為了描述那夢般的內心生活,讓其他的事都變得不重要,而以一種可怕的方式枯萎,而且不斷地枯萎下去。」[1]這段話提到不斷出現在他作品內的兩個關鍵字:「夢般的內心生活」及「枯萎」。卡夫卡雖身處二十世紀初的布拉格,在一次世界大戰的緊張氣氛下,他的作品以簡明易懂的德文句法,不帶多餘訊息,不添色彩,跨越時空限制,創造出一個個如噩夢般的內心世界。在這些世界裡,人的「存在」成為唯一目的,這不僅反映了當時的時代氛圍,亦突顯作者內心對軍國主義及父權威權主義的反抗思想。卡夫卡此時的作品風格已趨成熟,篇篇耐人尋味,獨樹一格。文學史無法為其作品歸類,於是傲然獨立,自成一派。甚至今日的英文也有了「卡夫卡式」(Kafkaesque)一詞的出現。

「時間」在卡夫卡的文學世界裡不具意義,但「空間」彷彿巨大的迷宮,讀者就像被隔離、囚禁的試驗小白鼠,無可奈何地在他的故事中到處走竄,試圖找到出口。而讀者僅能在這世界的上空,聽到卡夫卡的內心不斷地自問自答,到底做錯了什麼事,犯了什麼罪,得接受這種懲罰?但提問再怎麼理性,辯駁再怎麼有力,在他的文學迷宮中,合理的答案與應得的待遇根本不存在。

卡夫卡的思考模式,與他長期承受父親權威的管教方式,以及大學主修法律,慣用法律邏輯有直接關係。現實生活中,卡夫卡曾試圖以婚姻來擺脫他原生家庭的掌控,卻又擔心婚後的另一半會改變他獨立自主的生活形態,扼殺他的文學創作靈感,於是一再訂婚,又一再改變心意而解除婚約,甚至在他的短篇小說〈一名小女子〉中,將女人刻畫為情緒起伏的角色,會無故控訴主角,迫害他的心靈上。這種自相矛盾、三心二意的個性,讓卡夫卡短暫的一生中不時陷入憂鬱。這樣的生活形態自始自終沒有改變,直到他得了肺結核。死亡的那一刻,帶給四十一歲的他最終的平靜。

卡夫卡的作品裡,那封閉壓迫、如迷宮般尋不著出口的敘述空間,以各種不同形式呈現,例如《在流刑地》中的「荒蠻外島」,〈律法的門前〉那個永遠不得其門而入的「律法世界門口」,〈給某科學院的報告〉裡那囚禁猿猴的「獸籠」,以及《飢餓藝術家》中的「鐵籠」。這幾個空間有個共同點——他們全被剝奪了「自由」。卡夫卡的世界中,有股迫使人們屈服的「法(律)」,在至高無上、毋庸置疑的權威下,所有人都是被告,隨時都有接受審判的可能,而且再微不足道的「罪行」都有可能被判「唯一死刑」。

《在流刑地》中,一個勤務兵於執勤時打瞌睡,被他的長官發現,以鞭子抽打他的臉。勤務兵抗拒並威脅長官丟掉鞭子,於是被判以佈滿釘靶的機器,將其罪名刻在皮膚上,直至他因過程中失血過多而死。但被判刑的人對他到底犯了什麼罪行一無所知,更無任何機會為自己辯護。故事主角是一名旅行者,受邀參觀行刑處決過程,聽取了流放地不合理的司法判決,並目睹不人道、殘酷至極的行刑方式。在旅行者身邊解說及執刑的軍官,最後因未能說服旅行者,使其認同、支持這種古老的判決及行刑方式,決定在旅行者面前,以行動說明一切:親自上陣,讓機器在他身上刻字,然而執行時出了狀況,使他在極為痛苦的狀態下被這台機器「謀殺」。這座不知名的蠻荒外島,有着自成一格的法律判決方式,旅行者僅是個外人,對此無法干涉,即便有諸多不合理處,他只能當個旁觀者,眼睜睜看著事情自行發展。這種無力感、被支配感,以及無法改變律法的罪惡感,瀰漫整部作品。

而〈律法的門前〉是個極短篇,短短兩頁的篇幅中,道盡卡夫卡式的矛盾。主角只有兩人,一名鄉下來的男子和一名看守在所謂「法律」門口的守衛。法律大門一直敞開,男子想進去,但被守衛警告不得進入,即使強行進去,裡面還有比他更強大的守衛駐守。男子最初的理解是「法律之門隨時為每個人敞開」,但他寧願相信守衛的隻字片語,在門外苦等,希望他被允許進入,只是這一天一直都沒到來。於是他經年累月與守衛口語攻防,甚至金錢賄賂,但都無效,直到他生命到了終點,問道:「為什麼這麼多年來,除了我再無別人要求進入法律之門呢?」(彤雅立譯)守衛忍不住對他說:「這裡沒有任何他人能被允許進入,因為這道門僅僅為你而開。現在我要關上門離開了。」(彤雅立譯)

鄉下來的男人泛指一般平民百姓,他原本想追求律法,但最終他將自己侷限在「進入律法之門」這件事上,不但過於天真,失去縱觀全局的能力,將人生耗擲在這荒謬沒意義的事情上。最後守衛說「這道門僅僅為你而開」,似乎也說明了在法律面前一般人習慣不思考而被動地接受,儘管也曾心存僥倖,但最終卻也無力反抗。但更重要的問題難道不是該思考,何謂「律法」?它的作用為何?這種威權是否有其合理性,足以決定人的命運?而人是否有能力自行決定,將一生交付給他人所制定的律法,或是任何形式的權威之下?

卡夫卡的敘事故事中,由非人類的角度描述人類的社會,是冀望讀者以較為客觀的角度來觀察作者本人所看到的社會面相。例如《蛻變》就是一條大蟲作為主要敘事者,由它的眼中看盡荒謬無情的世界。而〈給某科學院的報告〉則較為詼諧:文中敘事者是隻在黃金海岸被人類捕獲、關進鐵籠的猿猴——紅彼得,他應科學院要求,提出一份他學習成為人類的過程報告。文中他再三強調,他之所以觀察、學習人類的行為,只是為了求生:「若我想活下去,就非得找到一條出路,而這條出路卻不是透過逃跑來抵達。」(彤雅立譯)為了生存,他選擇留在籠子裡,學習人類習性,尋求同化。但吐口水、抽菸喝酒等等,這些對他沒有任何意義的動作,卻是他最先從人類身上學到的行為。這裡不難看出卡夫卡對於人類某些行為的揶揄。猿猴紅彼得在報告中強調:「模仿人類對我而言沒有吸引力我模仿,是因為我在尋找出路,而非其他原因。」(彤雅立譯)這段話無非影射作者本人與他身處的社會格格不入,若他想繼續生存於其中,從中找到出路,非得模仿他人那些無意義的行為舉止?但是否這樣的選擇能讓他獲得自由?答案在紅彼得的報告中:「在永遠無法選擇自由的情況下,我沒有其他的路可走。」(彤雅立譯)所以,既使做了跟人類同化的決定,還是無法獲得他所渴望的自由。

卡夫卡無法選擇自由,因為他出生就是個猶太人,一生都被反猶太主義的時代氛圍所束縛。人無法自由選擇自己的身世,一到世上就被社會賦予身份階級,甚至被強迫背負了許多莫名包袱,包括原罪。無論在與他人同化的努力付出再多,也永遠也無法擺脫猶太人這個身份帶來的偏見與不平等待遇:即使身為布拉格的猶太人,但就讀德國學校,以德語寫作;即使他選擇就讀法律,一個看似代表公平正義的權威;即使他選擇在保險業工作,這一切努力都是徒然!唯有透過寫作,他的心靈才能得到自由,但這也僅是夜晚的業餘消遣而已。在現實生活中,他感受不到群體的歸屬感,也沒有安全感,活在自己的生存權可能隨時被剝奪的恐懼中。於是在卡夫卡的作品裡,個體與群體的對立概念:個體為了生存,屈從於群體。類似的模式,也出現在他的作品〈飢餓藝術家〉中。

〈飢餓藝術家〉當中描述的斷食藝術,是一種挑戰人體極限的方式,是二十世紀初,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大眾娛樂方式之一。開始屬於高級社交場合中的藝術表演,戰後則轉移到流動於各大城市間的馬戲團。表演者坐在鐵籠或玻璃籠子中,由一群喝着啤酒,吃著豐盛餐點的群眾包圍,進行數十天的斷食,日夜有人看守,避免表演者偷偷進食。戰後百業蕭條,民不聊生,斷食屬於生活的一部份,這種表演方式在當時反而富有諷刺社會的意味。吃,只為了生存;刻意斷食,對這篇文章的主角——飢餓藝術家而言,純粹是找不到喜愛的食物,也暗喻找不到「生存」的理由。這樣的表演將人放置在「鐵籠」內,與外在世界做隔離,其藝術價值在於展示表演者堅定的個人意志,彰顯他與大多數人——也就是與群體——在精神與肉體的差異性。故事最後,飢餓藝術家被放置在大受歡迎的獸籠旁,人們爭先恐後地擠到獸籠旁觀看動物,而他突破過往的演出,將飢餓的藝術發揮到極致,卻無人關注,最終默默死亡。卡夫卡藉由描寫這個藝術行業的沒落與表演者之死,意指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藝術和現實的衝突,其實就是影射自己:身為文學家,他的所做所為都不及一般譁眾取寵、沒有內涵的事物受重視。

卡夫卡曾請求好友布羅德[2],在他過世後銷毀他所有作品,但布羅德並未依遺囑執行。同是文學創作者的好友,他深知這些作品的價值與影響力,毫不猶豫的全數保留,並公開出版。時至今日,這些近一世紀前的作品,仍吸引讀者前仆後繼地進入卡夫卡的迷宮世界,與他一同感受「存在」的沉重,認真思考個體與群體的關係。進入這個世界後,孤立、不安、無助、衝撞與痛苦全是必經之路,正如卡夫卡當年拚命追尋「出路」的過程。但只要努力尋找,最終一定能突破卡夫卡所設下的關卡,找到屬於個人的答案與出口,得到新生。

註解:

1.卡拉・瑞美特(Karla Reimert):《K一頓卡夫卡》 (Kafka für Eilige)。姬健梅 譯。商周出版社,2006. 166 頁。
2.布羅德為 Max Brod 的中譯名。本文為《卡夫卡中短篇全集》導讀。

Photo From Flickr CC by Zach McCorm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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