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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淑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兼任助理教授)

教書三十年,我碰過形形色色的學生,朱宥勳是極其特殊的一位。他的標準上課配備:筆記型電腦,打開,上線。我在台上口沫橫飛,他在台下搭搭搭搭,跟全世界來往,應答得不亦樂乎。假裝不在意,並且壓制走過去看他在搞什麼鬼的欲望,變成我那一年上課的常備心態。但我當然不是、也從來不想當開明偉大的老師。我其實一直都在想辦法對付朱宥勳,譬如,突然問一個很難的英文問題。或者,抓到他打電腦打到入神,立刻請他翻譯一段。他偶爾會結巴,不過從沒給過我死當他的藉口。事情發展到最後變成我開始依賴他的電腦。我的歐巴桑腦袋老是忘了某本書某作家名。朱宥勳會立刻讓他的電腦拼貼上我掉落的這些那些。於是我常常想到「退一步海闊天空」、「宰相肚裡可撐船」這類有益身心健康的成語(狀態顯示為自我解囧)。

大概是我故作開明卸人心防,所以朱宥勳常來聊天。他跟大多數同學不同,不聊感情也不談功課,總是滔滔不絕說他對某些書的看法。大部分是小說。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讀王文興讀很久,還帶了一堆問題來「問」。我笑笑看著他,說不那麼喜歡王文興,即使是讀過的那一遍也早就把該還的東西統統還給作者了(那不好意思表達的意思就是:我其實不太懂)。然後,郭松棻來了,之後,又來了七等生。這個學生彷彿知道我不愛哪些就專選那些來單挑。我知道他很用功,但不知道他可以這麼用功,幾乎每次來都轟一巨砲,搞得我連看小說也緊張兮兮,老覺得是豬八戒對決孫悟空。他的認真會噴火,能感染熱度,也能燒灼自信⋯⋯我的。我總以為自己很愛,也很會讀小說;也以為我閱讀速度快,沒讀過的東西絕不太多。混蛋小朱不但消滅了這個假象,還明示我:有一個人生閱歷不到我一半的二十多歲小鬼對小說的解讀甚至「不那麼不常」比我高明。過去老聽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大樂事這種明顯就是要振奮老師精神的話。但老師遇到英才,感覺自己老了笨了是怎麼回事?

於是,小朱主講,我主聽,我們有了很多下課十分鐘的藝文沙龍。一年下來,小朱補足了我對更年輕世代(特別是在學生)寫作群的認知。如果我對學校工作還有依戀,原因就在這裡。我的學生,從來就是我的老師。從電腦修護到半夜肚子餓該到哪裡吃宵夜以及團購X義軒如何一天得逞,都有專人指點。但連文學專業都膽敢變成我的指導員,小朱是第一人。

接著,這個人這樣寫了他的老師的老師:

如果把台灣文學史上經典小說一字排開,各抽出六百字送去參加作文比賽,成績最差的會是誰?

我敢保證,上篇我們談的七等生只能拿到倒數第二名而已。

〈是「我」在說話嗎?──王文興《家變》

我在大二時,選了王文興老師的「小說選讀」,從此一直跟隨王老師到大四畢業。那時,他已經出版過《家變》,完成《背海的人》上冊。課堂上,他精工細琢,一字一句審視寓意。五、六月時,他站在文學院演講廳那儼如但丁地獄底層的位置,微微仰頭,跟坐在上面俯視他的我們講述勞倫斯(D.H. Lawrence)或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天氣很熱,尤其地獄裡還擠著一兩百個塗汗的生靈。此時,進來一列和父親頑抗的兒子、開來了機器切開了土地、工人揮舞著肉紅大手與蒼白瘦弱卻強大得能夠壓榨他們的男人對峙⋯⋯三十年過去,我從來不曾再有機會細讀王老師的教材。然而,他上課的片段,宛若電影,時不時在我腦中拉起洋片。一直到後來,我讀到更多的文字評論,讀到那些擁有更高學位更多榮耀的學術大師所描繪的勞倫斯和屠格涅夫,卻始終無法感到親近,觸到血肉。他們,讓我經常懷想王文興老師的課。

王文興,那個被我的學生朱宥勳送上「文字的惡習」頂戴、判定參加作文比賽成績肯定最差的,我的老師。

當然,朱宥勳的研判其來有自。王文興自美國愛荷華大學畢業後,被臺靜農和英千里請回台大任教,由中文系及外文系合聘。但後來王文興因為《家變》「不像中文」的文字受到嚴重質疑,不得不到外文系專任。台大中文系的教授們因著專業考量,最終以「外文系老師在中文系開課」的模式勉強接納王文興在中文系的身影[1]。《家變》一旦參加作文比賽,成績完全可以想見。這段公案至少證明了:文字「不像中文」的王文興絕對是個能夠教授中文系學生的好老師,否則中文系如此大費周章,豈不鄉愿?更貽笑大方?一個創作者的文字竟能讓全台中文系龍頭進退失據,算不算文壇壯舉?算不算一次甜蜜的復仇?台灣文學史焉能輕易塗銷這一章??

琦君曾經批評《家變》的文字「迂迴扭曲,故弄玄虛」、「處處矯揉造作」、根本「以辭害意」!以「美文」尺度看去,的確如此。即使在今日,即使王文興已經在台灣文學史獲得經典位置,《家變》的文字仍是很多老師心中的痛:除了那幾句「大師出品必有佳作」、「形式即內容」、「陌生化美學也很美」的濫調,這些老師大概再也說不出什麼心口合一的讚美。事實上,即使是興趣廣泛到什麼都喜歡什麼都想研究的我,也有同樣困擾。更奇怪的是,我那麼喜歡王老師的課,卻不能喜歡他的作品,完全違反我當年的作風(是的,我在上古時代是個超級濫情的文藝少女)。我曾經努力,但已經格式化的腦袋拒絕接受。這也導致我的「王文興情結」長期處在精神分裂狀態。

記憶所及,王老師從來不在課堂上談他的創作。除非攸關上課,其餘時間他是一面不透明的牆。你無法望穿,更別想接近。有時,同學們覺得他就是勞倫斯小說中那些蒼白斯文的男人,冷冰冰可憐見的。過一陣子,同學們又覺得他其實是縮小版的巴扎諾夫[2]。這些亂七八糟的標籤,皆因緣於他上課。他談過的每一個小說人物都充滿溫度,有脈脈血流,有肌理分明的肉。那些人上課時就坐在你身邊,下課了還跟著你,緊跟著。多年之後,當我為電影圖書館評論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時,我始終無法不看見的,不是情人的陽具和軀幹,而是情人的手。肉紅的大手,可以砍柴做工撫慰愛人抵抗工業文明侵擾的生命之手。那雙手的底稿,來自王老師的教室。那年,我三十七歲,大學畢業十五年,距離王老師的勞倫斯講堂十七年。

我不知道這世界有沒有一個人能夠──像王老師講述其他作家那般──講述《家變》?帶血帶肉帶溫度,逐字逐句,對作家的創作初心維持最基本的尊重?但我的確見證過朱宥勳用功。從十分鐘沙龍到現在,他處理《家變》的方式,觸動了我某根從來冥頑不靈的「王文興」神經。我注視多年始終不想也不能看清楚的寫作者王文興,就這樣活生生起來:

對某些認真活著的人來說,自由是比什麼都更重要的事。他們終其一生去寫、去對抗、去思索,甚至放棄那些他們可以輕易獲得的「好」──毫無疑問地,依照王文興在改造語言時的創意,如果他願意,他絕對可以輕易地把文字寫得像任何已知的作家一樣好。但是,那就是別人在說話了。他曾經說過,他一天只能寫三十幾個字。有一位評論家問了一個我覺得精準無比的問題:時間都花到哪裡去了?那麼緩慢、那麼艱辛、那麼扭曲地,對世界說:是「我」在說話。

──是「我」在說話嗎?──王文興《家變》

三十多年來,始終分踞在我愛憎兩端的「王文興」,在此合一,共有血肉。

註釋:

  1. 參見〈王文興文壇公案,退休時反成話題〉
  2. Bazarov,屠格涅夫《父與子》中的虛無主義青年。

※ 本文節錄自《學校不敢教的小說》,立刻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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