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衛‧哈維

危機對資本主義再造是重要的。正由於在危機的進程裡,我們遭遇到資本主義的不穩定性,接著重新塑造及改造以創造出資本主義的新版本。許多事物被放棄和浪費掉了,好留空間給新的事物。之前的生產基地變成廢棄的工業廢址,舊的工廠被推倒或轉型作為新用途,藍領社區進行都市更新。在其他地方,小農場和其所屬財產被大規模工業化農業或嶄新豪華的工廠所取代。創業園區、研發基地、躉售倉庫和配銷中心,在郊區住家的大片土地上到處蔓延,並透過高速公路網路相互連接。各大城市競相建造高聳華麗的辦公大樓、如詩如畫的文化建物和市郊區許許多多的超大型購物中心,機場裡充斥各國無數的遊客和商務人士,某些城市規模甚至倍增。發始於美國的高爾夫球場和封閉型社區,現在也可在中國、智利和印度看到,只不過周遭被許多四散違建構成的貧民窟所包圍。

但危機的重心並不在於景觀的大幅改變,而是思想和理解方式、機制和主流意識形態、政治忠誠和過程、政治主觀性、科技和組織形態、社會關係,以及表彰日常生活的文化習俗和品味的大幅改變。危機嚴重動搖了我們對世界和在世界裡所處地位的認知。此外,作為新世界永不停息之參與者和寄居者的我們,不論是否贊同或被迫,都必須適應新的事物──即使當我們僅能透過我們所做的、思考和行動的方式,為這個混亂世界的本質產生微不足道的貢獻。

身處危機中,很難看到出口的可能位置。危機並非奇特事件,雖然自有其明顯的觸發因素,但他們所代表的結構改變卻要多年之後才會開始產生影響。1929 年股市大崩盤危機所產生的長期效應,在世界經歷了 1930 年代的大蕭條、1940 年代的世界大戰之後,最終要到1950年代方才完全解決。類似的是,1960 年代末期國際貨幣市場騷動,以及1968年發生在許多城市(從巴黎、芝加哥到墨西哥市和曼谷)街頭事件所呈現的危機,之後經歷 1944 年所建立的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國際貨幣體系在 1970 年代早期崩潰、1970 年代紛擾不安的勞工運動,以及直到發生美國雷根總統、英國柴契爾夫人、德國柯爾總理、智利皮諾切特總統,和最終中國鄧小平的新自由主義政治興起與鞏固之後,這場危機到了 1980 年代中期方才真正落幕。

這是後見之明的好處,在危機完全發展完成之前,我們不難找出許多問題的徵兆。例如,1920 年代貨幣財富和所得不均的浪潮,以及美國 1928 年房地產市場爆發的資產泡沫,都諭示 1929 年的大崩盤。事實上,從某個危機逃離的方式,本身內含了下一次危機的種子。 1980 年代開始的高水準負債和日增的全球解除金融管制,原意是透過促進跨區移動,用於解決和勞工之間的衝突,但結局卻是導致 2008 年 9 月 15 日雷曼兄弟投資銀行的殞落。

雷曼事件發生後,轉眼已超過五年,該事件導致金融崩潰的骨牌效應。如果歷史可資參照,此時此刻可以大膽預期應會看到重生資本主義出現的清楚徵兆(如果可能重生的話),但現在對於到底哪裡出錯仍眾說紛紜,並存在各式各樣的改革方案。新思路或政策的貧乏更令人感到驚異,我們的世界即使沒有更深化強調新自由、供給面和貨幣主義者的處方──緊縮才是治癒我們疾病的適當用藥,世界如歐洲和美國廣泛兩極化了;某些版本通常片面採取凱因斯需求面和負債擴張政策(如中國),卻忽略了凱因斯對較低所得者進行所得重分配的重要主張。不論採取上述哪種政策,結果都是對富人階級有利,他們現在已在國內和全球(如媒體巨擘梅鐸﹝Rupert Murdoch﹞)層次建構了日益強大的權貴政治。在其他地方,富人變得愈來愈有錢,對於排名全球前一百位的巨富(從中國、俄羅斯、印度、墨西哥和印尼,以及從北美和歐洲這樣的傳統財富集中地)來說,單單在 2012 年一年,他們的財富合計增加 2,400 億美元(根據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估計,這些錢足以在一夜之間結束世界的貧窮)。相對而言,大眾的福祉最佳狀態不過是停滯不前,或甚至較為可能的是加速(即使不是災難式的)下降(如希臘和西班牙)。

中央銀行的角色,應該構成近年來重大的機制差異──美國聯準會(Fed)在全球層次擔任了領導(即使不是主宰)的角色。但從引入中央銀行之時起(英國在 1694 年是最早的例子),央行的角色便是為了保護和對銀行家紓困,而不是照顧一般人民的福祉。事實上,從統計的角度,美國在 2009 年夏天便可脫離危機,且幾乎全球各地的股市都已光復之前的跌幅,而這些和美國聯準會的政策完全無關。這是否意謂我們的世界屬於由各國央行獨斷管理的全球資本主義?這些銀行家最重要的職責是否為保護銀行和權貴階級的權力?若是如此,則對於解決目前全球大眾經濟停滯和生活水準下降的問題,看起來幾乎沒有提供任何希望。

對於利用科技手段處理目前經濟難題的前景,存在非常多的討論。雖然新科技和組織形態的結合,總是對促進解決危機有很大的幫助,但這個組合從未扮演決定性的角色。近年來,「以知識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成為未來希望的焦點(生化醫療、基因工程與人工智慧位於最前線)。然而發明總是有正反兩面的影響。畢竟在 1980 年代,透過自動化造成了去工業化,例如在 1960 年代對工會勞工支付良好薪資的通用汽車。此外,取通用而代之的沃爾瑪也是如此,沃爾瑪目前是美國最大的私人雇主,雇用了大量非工會的低薪勞工。如果現今科技可以將我們帶向某個方向,則勞工雇用機會的減少和資本之智慧財產權報酬/經濟租的增加便會是唯一方向。不過,如果每一個人都嘗試尋租且無人投資於製造,則資本主義會清楚地將朝向一種完全不同類型的危機發展。

一方面,資本主義菁英及他們智識和學術的追隨者,看起來無能作出根本性的改變,或是對低成長、停滯、高失業率和國家主權轉移至債券持有人之手這些令人不滿的危機,找不出可行的出路。另一方面,傳統左派的力量(政黨和工會)明顯不能動搖資本的力量,他們在過去三十年被右派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攻擊所擊垮,而民主社會主義也已失去大眾的信任。 1989 年以後,既存共產主義的謎樣真實崩潰和「馬克思主義的死亡」,讓事情變得更糟。殘餘的基本教義左派目前主要存在於任何機構或組織的反對管道之外,他們冀求透過小規模的行動和當地行動主義,最終能導致某種令人滿意的巨觀選項。對自由主義者、甚至對反國家主權之新自由主義產生奇特和鳴的左派,他們在智識上受惠於像是傅柯(Michel Foucault)這樣的思想家,以及在難懂的後結構主義(偏好身分認同和認同政治、避開階級分析)大旗下重新組合後現代殘片的學者。自治論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地方主義者的觀點和行動到處可見,便為明證。然而,因為左派在不掌權的前提下尋求改變世界,造成權貴資本主義階級更加團結,他們主宰世界,卻不受限制的權力始終穩固。這個新的統治階級受到了擁有安全和監視力量的政府幫助,而這些政府絕對會以反恐之名,毫不猶豫使用它的警察力量來鎮壓任何形態的不滿。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寫了這本書。我的取向有些不正統,雖然遵從了馬克思的方法,卻未完全接納他的處方,我們還擔心讀者會因此不能完全接納本書的論點。但如果人們想要跳離目前經濟思想、政策和政治的漏洞,則在此智識貧乏的時代,會明顯需要不同的探究方法和心態認知。畢竟,資本主義的經濟引擎顯然已身處困境,像蹣跚而行的老爺車,不是發出霹啪聲,就是沒有預警隨時會故障停下來、或是到處發出間斷性的爆裂聲。對每一個處在道路上某處的人而言,危險的徵兆大量出現在豐富生活前景的所有轉折裡。對於資本主義如何、甚至是為何陷入如此的麻煩,看起來並無一致的了解。但始終一直如此,如馬克思所說,全球危機總是產生自「中產階級經濟裡所有矛盾的實質聚積和有力調整」。弄清楚這些矛盾應能大幅揭露嚴重困擾我們的經濟問題。無疑,這值得努力一試。

將本書與眾不同思考模式應用在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了解,以得出可能的結局和政治後果,應該也值得我們一試。乍看之下,這些後果不太可能發生,更不要說實務上可行或政治上可被接受,但重要的是提出選項(不論看起來多奇怪),且如果條件成熟、情勢需要則加以使用。如此,我們便擁有了未曾想過、未曾碰觸的許許多多的可能性。我們需要一個開放的全球論壇,以考量資本在何處、可能流向何處和應該怎樣處置。我希望本書能對相關辯論產生一些幫助。

◎本文摘自《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

Photo From Flickr CC BY mayeesh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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