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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國源

回顧過往,台灣在歷經 12 年的努力,終於在 2002 年 1 月成為 WTO 會員國時,曾以為自此之後,將能藉由 WTO 成員的身份,獲得在國際貿易事務上曝光的機會,進而讓台灣經濟得以站在巨人肩膀上發展。

遺憾的是,全球貿易整合並非只在關稅議題上達成共識即可,還包含農業、服務業貿易、貿易規則、貿易便捷化、爭端解決機制、智慧財產權、環境保護等,但 WTO 各會員國間經過多年的努力,始終無法掌握如此大範圍議題的協商訣竅,且國際貿易在全球化快速滲透後,複雜程度已大增,使 WTO 架構功能日漸流失。

於是,在極需新貿易規則的指引下,各國紛紛轉向雙邊與多邊的貿易協商,2000 年至今,全球新增 201 個雙邊或多邊的貿易協定,比 20 世紀制定的貿易協定,多上近 4 倍。

乍看之下,這些新增的雙邊與多邊貿易協定,應能使全球貿易更活絡及提高資源配置的有效性,但實情是各種規範不一、國家別相互重疊的貿易規則,猶如著名經濟學家巴格瓦蒂(J. Bhagwati)及帕那加亞(A. Panagaryia)所形容的「義大利麵碗」(Spaghetti-bowl effect)效果,也就是雙邊與多邊貿易協定的現象,就像義大麵般相互糾結,反而可能降低國貿資源運用的有效性。

舉例來說,多數的新型貿易協定中,常存在所謂的原產地原則,亦即認定關稅優惠的條件不再只考量最終產品的出口地,產品還必須滿足一定比例以上的原材料是在規定地區生產,才能享有關稅優惠。如此一來,假若某國加入 2 個以上的貿易協定,卻因為對於原產地的認定不一,導致廠商生產鏈為了配合不同的關稅,可能做出無效率的配置。同樣的,這樣的認定方式對於沒有參加雙邊或多邊貿易協定的國家而言,等同一種貿易歧視。

礙於政治現實,台灣與其他國家洽簽雙邊與多邊貿易協定的進度緩慢,使台灣幾乎已是全球貿易義大利麵碗效果下的受害者。

因為無論是終端產品或原物料,廠商在台灣設廠出口到許多市場,都沒有關稅上的優勢,致使廠商因利之所趨的考量,紛紛將產品生產鏈轉移到租稅優惠的地區設廠,台灣的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也從 2006 年的 42.3%,一路上升至 2013 年的 51.5%,讓企業接單創造台灣工作機會的能力逐漸喪失,薪資也呈現停滯成長。

再加上外移的廠商,形同到海外幫助其他國家產業茁壯,且開始成為台灣重要的外貿競爭對手。他們挾帶著多個貿易協定的優勢,與仍在台灣的廠商形成不公平的競爭,迫使還留在台灣的廠商只能跟進外移,加重產業空洞化的程度,使台灣經濟逐漸喪失活力,不悶也難。

更重要的是,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的出現,更加快亞太地區的區域整合。而且,若台灣自免於此輪區域整合外,將對長期經濟發展帶來莫大的衝擊。

首先,TPP 與 RCEP 不只重視最終產品的貿易階段,而是將產品生產的全部過程都纳入規範。因此,沒有加入兩組織的國家已無法透過終端產品外移生產或專精於生產中間原材料,有效減緩被排擠的衝擊。而長年與中國、其他新興經濟體進行貿易分工的台灣,目前出口已有 75.1% 屬於中間財,貿易活動勢將因沒有加入組織而嚴重受創。

其次,在商品進出口貿易之外,TPP 與 RCEP 還包含投資協定與服務貿易協定。也就是說,成員國間不單要調降關稅,更必須相互大規模的開放金融、通訊、物流、教育、醫療、運輸等服務業的市場,使成員國間形成一個具有相同經商標準的共同市場及完整的供應體系。成員國間可以互通有無,從他國取得更便捷的商品與服務,並自然地對體系外的國家豎起一道難以跨越的高牆。

況且,就目前發展來看,這兩項自由貿易協定屬於涵蓋大量國家的超大型區域自由貿易協定,讓區域內部體系的角色分配,更為完整。同時,由於成員國包括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且涵蓋多種產品上中下游的生產鏈,使其對區域協定外國家的負面衝擊更大。因此,當這些貿易協定有新成員進行協商時,就會引起尚未參與協定的國家高度緊張,進而產生磁吸效應,促使更多的國家加入。

想當然爾,絕緣於區域貿易整合的台灣,就成為企業投資的孤兒。除了台灣的企業逐漸將生產線外移,降低投資台灣的比重外,國際投資人對台灣也興趣缺缺。這也是台灣即使在《2013 年 IMD 世界競爭力報告》排名中位列 11,遠優於主要貿易對手國韓國的 22 名及中國的 21 名,但投資環境的優等生與實際投資活動卻不成比例的原因。

中產階級工作階梯化消失

除了與出口相關的質變外,身為經濟驅動力要角的中產階級,喪失發揮個人產值的機會,也是台灣內需市場萎靡、經濟成長受阻的原因。

根據杜克大學經濟系教授傑默維奇(Nir Jaimovich)及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教授蕭亨利(Henry. E. Siu,以下將兩位教授簡稱為 J&S)的研究指出,美國近 10 幾年所面臨的 M 型化社會,實肇因於就業市場發生兩極化現象。

例行性(routine)工作逐漸被機器替代,導致工作的屬性逐漸向知識性非例行性(Non-Routine Cognitive)及人力性非例行性(Non-Routine Manual)工作集中。由於例行性工作是中產階級勞工賴以為生的工作型態,以致於這類工作逐漸消失時,勞工的薪資分配就會發生兩極化現象,進而產生所謂的 M 型化社會,貧富差距相應拉大。

與過往各界對 M 型化社會認知不同的是,J&S 指出例行性工作消失,多集中在每一次景氣衰退期,之後即便景氣復甦,這些工作也已被更具效率的機器取代,形成工作類型被階梯式消滅的過程,一如 2001 年及 2009 年美國所出現的 2 次無就業復甦現象。因此,在科技進步下,M 型化現象的擴大既是一個趨勢,也是一個循環。

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美國,全球各地都有類似的情況,台灣也不例外。依 J&S 定義,民意代表、專業人員、主管及經理人員屬於知識性非例行性工作;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事務支援人員、農林漁牧生產人員、技藝工作、機械設備操作工及勞力工、銷售工作人員歸類在例行性工作,而服務工作人員則視為人力性非例行性工作。

與美國情況相同,台灣在過去 20 年間的每一次經濟衰退時,例行性工作都出現過永久性消失,而之後景氣復甦所創造出的工作,多屬於 M 型化的兩端。如 2001~2012 年台灣例行性工作消失達 5%,但人力性非例行性工作與知識性非例行性工作分別增加 21% 及 13%。

由於減少的工作型態是勞動市場占比最大的區塊,而部份增加的工作又屬於 M 型的兩端,使貧富差距拉大成為台灣民眾的共同記憶,亦讓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因工作機會減少而感到焦慮,甚至自此喪失可提供個人產值的工作,導致社會人力資源的效率低落。

迎戰經濟質變 已不容遲疑

內外在的質變不會停下來等我們找到共識,台灣的經濟成長動能逐漸消耗已是明確的事實。如果政府、廠商不思改變,未來迎入懷中的不會是經濟成長的春燕,而是舉步為艱的局面;民眾若不嘗試自我提升,將與美好安定的生活遠景,漸行漸遠,徒留生不逢時的感嘆。若大家能換個思維,走出過去習慣的舒適圈,發展新的產業模式、經商關係與職能,台灣經濟仍舊大有可為。

※ 本文摘錄自《當世界正在質變》〈摘錄自第八章〉,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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