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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

部分美國民眾愈來愈覺得周遭的制度性組織(institutional structures)其實並不是為了協助他們而設立的,甚至還成為具有敵意的惡勢力,這是資本主義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of capitalism)的直接後果。這樣的說法看來或許很奇怪,因為我們已習於認為金融與這些日常生活的顧慮相差十萬八千里遠。大多數民眾發覺,絕大多數的華爾街獲利不再是來自工業或貿易的果實,而是純粹投機以及複雜金融工具下的產物。不過,常見的批評是,這不過是投機罷了,或者也可說是精心設計的魔術詭計,只是藉由宣稱它的價值確實存在,就能迅速地將財富給變出來。

事實上,「金融化」真正的意思是政府與金融機構串通,好讓比例愈來愈高的公民在債務堆裡愈陷愈深。這發生在各個階層之中。
新的學歷要求被引進製藥、看護這類工作,迫使凡是想在這類行業中謀職的人,都不得不申辦由政府擔保的學生貸款,這確保他們未來所賺的工資會有一大部分直接進入銀行的口袋。華爾街金融顧問與地方政治人物的勾結,則逼得市政機關陷入破產或瀕臨破產,於是當地警察奉命大舉對屋主加強執行草坪、垃圾和修繕等法規,如此一來,罰金源源不斷的產生,就可增加市府用來償還銀行債務的收入。

在每個案例中,一部分的收益透過遊說人士和政治行動委員會(PACs)回饋給政治人物。由於地方政府的每個職務幾乎都變成金融壓榨(financial extraction)的機制,而聯邦政府已表明,把維持股價上漲和資金流入金融工具持有人手中視為其首要之務(更別提保證不會讓任一家大型金融機構倒閉,無論它們的行為如何),金融權力與國家權力之間的差別究竟是什麼,也就變得愈來愈模糊了。

我們最初決定自稱為「百分之九十九」(ninety-nine percent)時,所要批判的當然就是這件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做到了幾乎可說是史無前例的事。

我們設法讓不僅是階級的議題,也包括階級權力的議題,重返美國政治辯論的中心。根據我的猜測,這之所以變得可能,是因為經濟體制的本質──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我們日益開始稱之為「黑手黨資本主義」(mafia capitalism)──正在逐漸改變,這讓我們無法想像美國政府與「人民意志」(popular will)、或甚至「人民同意」(popular consent)會有任何關聯。在這樣的時代,民主衝動一旦覺醒,就只可能演變成一股強烈的革命驅動力。

※ 本文摘自《為什麼上街頭?》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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